於吾升:酷刑之都的報告——朱勝文冤獄二三事

於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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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3日訊】我在網上得知海歸派,哈爾濱前副市長朱勝文在獄中猝死的消息,扼腕長歎。讀到許多評論回憶和加貼,讓我也回想起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其中還包括了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瞭解朱勝文案情的一段。寫下來算是悼念逝者。

  大約在1997年,我在歐洲一大城市工作,常常業餘做些翻譯,賺點零錢花。一天在某國際組織任職的朋友拿來一份材料,請我幫助翻譯成英文。這是一份手寫的申訴書,作者是哈爾濱前副市長朱勝文。我聽說他受到腐敗指控,並被判刑。

  作者的硬筆字手書字跡非常漂亮,讓我這個愛好書法卻寫了一筆臭字的人讚歎不已。在好奇心驅使下,我一口氣讀完了長達萬言的申訴書。讀著讀著,我就被驚呆了,申訴中描寫的刑訊逼供的恐怖內容,簡直可以同中世紀的宗教法庭媲美。這真是血淚陳詞!我個人儘管無法證實他所寫內容的真實性,但直覺告訴我,一個沒有經歷過如此酷刑的人,是永遠也無法編造出這類詳盡的描述。

  申訴用大量篇幅詳細描寫了朱勝文本人是如何在接受調查期間,數次遭受專案組成員嚴刑拷打的,最終屈打成招的。

  在我講述那件鮮為人知的故事前,我想我還是就手頭留有的原文,節選朱勝文申訴書的部分章節,供大家一閱,理解一下什麼叫慘無人道。1996年10月26日,朱勝文在被捕後的第二天深夜,再次被提審。由於朱勝文再次拒絕接受在國貿城一案上的指控,專案組成員便開始對他「不客氣。」朱勝文寫道:

  「王林,宋鐵耕等四人便一齊上來用拳打肋部,掰胳膊往上撅。因我被鎖在鐵椅子上無法躲,只好大聲叫喊。大約打了二十分鐘,房久林進來了。他們四人也住手了。我大汗淋漓,喘粗氣,直覺得血往頭上湧,頭昏眼花。這時房久林他們把我從鐵椅子上放出來,站在地中間。(他們)問我有沒有(接受賄賂),我還說沒有。王林說,告訴你,案子露頭的,你必須交待。我還是堅持說沒有。房(久林)大怒說:告訴你,你說也得說,不說也得說,你編也得編出來!我聽到這句話,極為震驚。我完全明白了,確實有人故意陷害我。王林又說,「別說你這點事,殺人犯殺了人,明知死罪,也得招。接著他問我能不能說。我說,還真沒有。沒等我說完,王林等四個人一齊衝上來,開始踢打。接著讓我跪在地上,兩人按著肩膀往上掰胳膊,兩人在旁邊踢肋部,腰和背。他們邊打邊說,你不是能挺嗎,咱們就照一宿來。」(《我的申訴》原文14頁)

  這是朱勝文描述的第一酷刑逼供。過了幾天,專案組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暴行。朱勝文這樣描述11月初的一天深夜說:

  「這四個人輪番用電警棍抽,拳打腳踢。宋鐵耕掀開我的衣服,用電棍觸我的肚皮,腰和背部。每一觸,一陣刺痛,我在地上亂滾亂躲。他們把我按到床上,往背後觸電棍。我又滾到地下,大喊大叫。他們用抹布堵住我的嘴,繼續打。他們突然從床上抓起一條被子,蒙在我的頭上。我憋得眼冒金花,然後一片漆黑。當他們鬆開繩子時,我已絕望,只求一死。」(《我的申訴》原文20頁)」

  朱勝文在申訴中說,就是在這樣的刑訊逼供下,他不得不按照專案組的暗示,「提醒,」和演示,承認接受過國貿城總經理的賄賂。即使如此,對朱勝文的酷刑逼供並沒有結束。他寫道,在1997年7月11日,專案組在半夜將他秘密押解到遠離哈爾濱的北安監獄。他此時還至多僅僅是個嫌疑人。朱勝文這樣描寫他在獄中的遭遇:

  「入獄後,直接將我押到一個不足兩平米的地下室小號裡。一隻手被鎖在地環上。外面三伏天,室內卻陰冷,潮濕,滿牆流水。我沒有任何行李,晚上半臥在地上幾塊木板上。我只穿了一個短袖衫,冷得無法入睡,只好蜷做一團,熬到天亮。鎖在手上的銬子螺紋鋒利很快就長到肉裡,幾天手脖子就潰爛一圈,晝夜疼痛。每天兩個小窩窩頭,餓得頭昏眼花。我從第二天便開始發燒,拉肚子。大小便都在馬桶裡,五天一倒,室內終日酸臭無比。大便沒有手紙,只好用手指頭揩屁股,然後往牆上抹。」(《我的申訴》原文26頁)

  從申訴書來看,專案組成員對法律的踐踏似乎沒有絲毫界限。為了繼續折磨朱勝文,專案組把他轉移到一間稍大的牢房。朱勝文寫道:

  「7月21日晚上,他們突然突然往我牢房裡送來兩名犯人。一個叫楊誠江,一個叫李寶龍,均是無期徒刑犯人。我便成了他們看管的對象,日子更加艱難。我必須從每天早晨五點半坐到晚上八點半。稍坐不直立便遭踢打。三伏天,室內三人只有一小碗水。我根本喝不到,只能要兩名犯人的刷碗水喝。一天只能小便兩次,五天才能大便一次。」(《我的申訴》原文27頁)

  我所要說的是,在這份萬餘言的申訴中,專案組成員踐踏法律的暴行比比皆是,觸目驚心。當然朱勝文也用大量的篇幅講述為什麼專案組要這樣逼他認罪。這些情況已經在網上刊登的文章中提到,我就不再贅述。我深信有一天有人會全發表這篇血淚控訴的。

  我過去翻譯過大量的文章,文件,但是這是頭一次我感到我深深被翻譯的內容所震撼,所觸動,所激怒。每當我不得不絞盡腦汁,把朱勝文所描述的酷刑場面轉換成英文時,我都不斷地發問,這難道真發生在一個人權,民主,法制大潮浩浩蕩蕩,不可抗拒的時代?人類歷史上最為黑暗的中世紀已經結束數百年,可為什麼竟然還有如此殘酷的逼供存在?難道是我們都太天真了嗎!

  我後來得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國際特設組織等國際組織,都根據朱勝文的申訴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要求調查這些酷刑指控。我所要補充的是。大概是克林頓作為總統最後一次訪華前,他讀到了《我的申訴》英譯本。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我的申訴》被譯成英文後,受到了許多國際組織和司法界,學術界的重視。美國哈佛大學漢學泰斗麥克法誇教授(Prof. MacFarquhar)在一個偶然機會看到了申訴。他拍案而起,怒不可遏。當時他是克林頓總統的中國顧問組成員,要為即將訪華的總統準備閱讀材料。他立即將申訴書用急件寄給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並要求她把這份控訴帶上空軍一號,讓總統在飛往中國的途中一閱。我聽說克林頓的確看了這份控訴,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後來在訪華期間向中國領導人提出過交涉。後來麥克法誇教授還在自己的一篇研究中國東北的學術文章中,專門提到朱勝文的冤案。

  我因紅塵瑣事所累,後來就沒有過多地關注朱勝文一案的發展。新年前傳來他突然死亡的消息,我感到震驚和悲傷。看到網友們的文章,我更多地瞭解了朱勝文的身世。我反覆發問,為什麼這樣一個酷刑逼供產生的冤案,不但沒有得到伸張,反而讓受害者最後一命嗚呼?我的祖國到底出什麼問題?為什麼連這樣一位優秀的海歸人物就沒有容身之地!

  近幾天一位記者朋友告訴我,哈爾濱酷刑冤案多如牛毛。僅在國貿城一案中,幾乎所有受牽連的人都遭受過嚴刑拷打,朱勝文的經歷毒打並不是最重的。他說,把哈爾濱稱為酷刑之都是再恰當不過了。我在這裡就把朱勝文的申訴稱為酷刑之都的報告吧。我希望,當中國人有朝一日廢除「雙規,」「專案組」這些明顯違法憲法和個人權利的陳規陋習,融入司法文明的國際社會之時,人們不要忘記朱勝文留下的珍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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