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一九八九年冬天，世界在慶祝極權社會分崩離析的同時，中國的坦克仍然絕對地守衛著血迹未幹的皇宮。中國的返祖現象給樂觀主義的世界投下了巨大的陰影，“中國例外論”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籠罩著這片古老的土地。本國的“六四”恐懼連同蘇東的“天鵝絨革命”所積累的恐懼，使江澤民主義在鄧小平的威權主義基礎上更加倒行逆施。江澤民主義以“穩定壓倒一切”爲核心政治理念，從而徹底消滅了中國的大學精神和街頭政治。這就是互聯網在中國出現的宏觀背景，它在江澤民主義戰戰兢兢和沾沾自喜的９０年代中後期，以資訊技術爲物質條件，在江澤民主義的政治圍牆上打開了一個缺口，並似乎爲中國社會斷續幾百年來的文明轉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
中國當局是慢慢才意識到“網路自由”對專制利益的威脅，因此，中國不久開始控制互聯網。這導致了“網路自由主義”與“江澤民主義”統治之間的持久衝突，這一衝突在“胡溫”執政以來變得更加複雜化。因此中國的網路政治在２００４年，也就是“六四”十五周年這一年，處於一個轉折關頭，或者處於一個轉折時期的前端。自由和專制之間的搏鬥仍將在網路上繼續，但人們有理由看到江澤民主義的絕對統治已經開始土崩瓦解。這在一定意義上是網路技術對棍棒統治的勝利，儘管現在還不到最後慶祝的時候。
一、傳統理論：技術進步與社會轉型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０日，《光明日報》報導：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最新發的《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今年６月３０日，中國網民數量已達８７００萬人，比去年同期增長２７•９％。其中３５歲以下的青少年網民達到８２％，６０歲以上的網民０•７％。中國上網電腦總數已達３６３０萬台。相關統計證實，中國每天收發電郵達１億封。顯然，網路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不斷在增強，而網路幾乎已經成爲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社會精英分子獲取資訊的第一渠道。當然，與此同時，更多貧困人口被抛於這一進程之外。
按傳統的社會學觀點，技術進步與社會變遷存在巨大的相關性，人們可以在這一經典理論框架內寄希望於互聯網，或者說，希望互聯網對中國的社會的轉向提供支援。一般說來，人類文明的進步歷史，是人的自由天性和技術發明聯合起來戰勝強制和封鎖的歷史，這是“普羅米修斯”與“火”的聯合。這個歷史是這樣排序的：“弓箭文明”、“吹管文明”、“書籍文明”、“視聽文明”和“閒暇文明”（網路時代）。按馬克思主義者的老生常談，手工磨坊引出封建社會，蒸汽磨坊引出資本主義社會——在這點上人們希望馬克思是對的，網路時代應該引出一個新社會，並推動蒸汽時代所不能推動的中國進入理性社會或開放社會。
傳播理論像社會學理論一樣支援這種樂觀主義。加拿大的著名學者哈羅德•伊尼斯（ＨａｒｏｌｄＩｎｎｉｓ，１８９４——１９５２）在《帝國與傳播》和《傳播的偏向》兩書中甚至以媒介技術作文明分期的標準：埃及文明是以莎草紙和聖書文字爲基礎的；希臘－羅馬文明以拼音字母文字爲基礎；中世紀的媒介技術以羊皮紙和抄本爲基礎；接下來印刷術時期推動了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並爲啓蒙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伊尼斯的“媒介決定論”直接宣告：“一種新媒體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産生。”
伊尼斯關於印刷術和近代文明之間的關係的論述，給研究網路革命提供了更大的想像空間。１４５５年，古登堡（Ｊｏｈａｎｎ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１４００——１４６８）發明了現代意義的活字印刷術，到１５世紀末，歐洲已經建立了很多印刷廠。“印刷機的時代開始了”，伊拉斯謨與巴塞爾的印刷商弗洛本合作，於１５１６年３月出版了希臘文《聖經》，各種民族語言聖經相繼出版，這使人擺脫了羅馬帝國的奴役。隨著新教圖書廣爲流傳，教皇開始強化書籍審查制度。但當時的多國體制使歐洲的異端書籍可以送到國外出版（特別是在荷蘭和日內瓦）。沒有這種“國際自由”和“技術自由”，歐洲不可能是今日的歐洲；沒有新教國家荷蘭印刷業對歐洲自由的貢獻，就沒有伏爾泰、笛卡爾，也沒有拉伯雷和蒙田。拿
破侖曾說：“如果我對新聞界不加以控制，三個月之內我就會下臺。”歐洲之所以擺脫了“拿破侖思想入憲”的可恥結局，正因爲“印刷術是思想的大炮”，而法國思想在荷蘭、日內瓦、英國受到了庇護。
像所有的強制政體一樣，當時英國當局在印刷術的衝擊下頒佈了一系列限制出版的法律。這種限制一方面加強了人們對莎士比亞戲劇的文學興趣，另一方面興起了圖書進口業務（從荷蘭）。１６３７年一條法令把倫敦的印刷廠限制在２０家，鑄字廠限制在４家。但內戰結束了短命的壓制，之後是彌爾頓《論出版自由》這一著名的小冊子的發表，印刷機成爲議論時政的喉舌。當１６９５年英國《執照法》（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Ａｃｔ）名存實亡的時候，洛克評論道：（這一事件對）“自由和文明的貢獻，超過了《大憲章》和《權利法案》的貢獻。”印刷術的衝擊不僅表現在１７世紀的政治哲學中，也反映在政府辦事效率、市政信貸觀念和報紙業、證券交易業的産生和發展中。
但人們必須清楚，歷史是人的歷史。媒介技術的出現和發展不可能自動導致社會變遷，社會的進步需要人的因素主動介入。英國第一單張的日報於１７０１年出現，但１７１２年的印花稅限制了新聞業的擴張，１７９２年又頒佈了“誹謗法”限制言論自由。但作家在被迫轉向諷刺文學和浪漫主義的同時，反抗這種壓制也成爲英國思想的一個政治方向。１８１４年《泰晤士報》用上了蒸汽機，該報抨擊《穀物法》，一直到５０年代廢除了印花稅和廣告稅，１８６１年廢除紙張納稅。這種抵抗也正是美國革命的動力之一：１７６５年，北美殖民地因抗議強加印花稅等而引發了獨立戰爭。因此伊尼斯稱：“美國的新聞自由，是北美殖民地在１８世紀與大不列顛的限制政策衝突時産生的結果”。這些成功不能解釋爲社會的“自生自發”，或“宗教、商業與政治的分離”，而恰恰源於人對政治的“建構性”努力。
人們看到，網路技術在中國正遭遇印刷術在４００多年前歐洲的命運，儘管歐洲提供的人類經驗本可以避免這種愚蠢。黑格爾曾說過一句廣爲人知的比喻：“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有在夜幕降臨的時候才開始飛翔”。互聯網正是中國夜幕降臨之際（這個社會已經敗壞到了極點）剛剛起飛的貓頭鷹，它帶著最後的希望撞上了世界最荒涼的腹部。對於“中國文明”來說，災民社會如果不跟隨這只貓頭鷹走向“流著奶和蜜的地”，就真的將要像所多瑪城一樣被剪除了。這是最後的機會或最後的恩典，也是拿破侖主義在遠東最後的復辟。中國的心靈和中國的資源不能夠再次支援中國通過傳統革命的方式進行社會重構，因此，網路自由可能導致的和平轉型就成爲唯一的政治希望。也許是出於上帝的憐憫，江澤民主義不是拿破侖主義，儘管江政權在媒體徹底開放後甚至無法存在三個月，但他不得不在鄧小平的遺産中容忍中國被拖曳進入網路時代。
這裏我們可以談一談江澤民主義另外一個顯著特點：表演性。這是一種政治二醜藝術，一方面，它要堅持獨裁體制，而這種堅持再也不是爲了什麽意識形態的狂熱，而是爲了對資源的佔用權的最大化，也爲了防止政治和法律對上述罪惡的清算。但另一方面，“改革”作爲一種新的合法性促使掌權者照著現代政治文明這面鏡子梳頭打扮，用以表明自己和最野蠻原始的專制主義有所區別；這一僞善也因像江澤民的性格而受到鼓舞——後鄧時代黨的領袖人物都成爲政治演員，而表演，特別渴望來自美國的掌聲的表演，就成爲政治行爲的主要特徵。正是在這種左右逢源卻又左右爲難的表演狀態中，網路沒有被徹底禁止，而是被用來表演開明、同時奢望獨家利用的新工具。所以中國沒有像拿破侖那樣對網路採取塔利班似的政策，它“容忍”了網民的出現。但它又不能徹底容忍網路的自由發展，因此，第一個二醜決策導致了一系列的二醜窘境：控制導致了無數政治醜聞和更多批評。現在看來，江澤民主義，這一頑固獨裁又企圖向文明賣弄風騷的政治文化，注定將在有限開放的背謬中，在詛咒和嘲笑中逐漸被抛棄。這是一個充滿喜劇色彩的悲劇，一個爲未來提供豐富笑料、丑角和可恥經驗的時代。
在技術特徵上，網路與任何權威控制都是不相容的。毫無疑問，在活字印刷機發明之後，網路是又一場最有發展潛力的傳播革命。如果說，宗教革命宣佈了“所有信徒皆祭司”這一原則的話，網路革命則宣佈“所有網民皆記者”，因此可以將網路革命視爲又一場新教革命。即使在西方，網路自由同樣深刻地推動並堅固了傳統自由。比如，寫作權和知情權的大衆化是對政府控制前所未有的衝擊，因此網路被視爲對政治有重大影響的“第五權力”。此外，賽博空間（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ｓｅ）也對以政治一體化的方式衝擊了傳統國家主權觀念，網路世界作爲“第四領土”進一步促進了權力分散化。更重要的是，網路衝擊了國家管理觀念，提供了政治參與更爲個體主義的新方式（ＢｒｉａｎＬｏａｄｅｒ：數位民主，１９９９）。在這個新時代，比特（ｂｉｔ）取代原子成爲基本粒子，網路族（賽博族）或網民取代農民和市民成爲新的公民——有人因此將現實社會向虛擬社會的遷移視爲人類歷史上又一次重大遷徙。我們正處於這個激動人心的歷史的前夜。這一趨勢無論如何不是江澤民主義所能阻擋的。
顯然，網路對於專制國家的解構是更爲重要的。１９８０年代，網路資訊對於菲律賓的獨裁者馬克斯下臺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東歐，羅馬尼亞的“第四演播室”和南斯拉夫網上抗議（“９６示威”網站）等，對敲響史達林主義的喪鐘都起到了重要貢獻。今天，中國不僅在重演４００年前歐洲印刷術的故事，也在重演十幾年前東歐和南亞發生的故事。人們往往還會提到，ＭａｔｔＤｒｕｇｅ最早在網上披露克林頓的緋聞；事實上２００４年春天，中國的作家呂加平同樣在網路上披露了江澤民醜聞。但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國的ＭａｔｔＤｒｕｇｅ被百般迫害，而美國的呂加平卻成爲關於“網路革命”教材中經典的案例。不過值得安慰的是，呂加平在中國的遭遇幫助江澤民主義通過網路爲世界提供了更大笑料。
休謨曾說到：“政府建立在輿論的基礎上。這個原理適用于最自由和最得人心的政府，也適用於最暴虐和最好戰的政府。”獨裁政府就是壟斷、封鎖和彎曲資訊的政府，但顯然，對於資訊控制，網路比印刷術更具有顛覆性——“這是一個以‘電’的方式構造的系統，伺服器和數據機扮演著重要角色。這個新媒介具有永久性的儲存能力，又可以在頃刻間將資訊傳遍全世界。”（《網路新聞導論》，（美）羅蘭•德沃爾克（ＲｏｌａｎｄＤｅＷｏｌｋ）著，彭蘭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經歷過中國８０年代民運的人可能更有印象：在網路時代以前，一份政治簽名要費勁很多周折，而今天，這幾乎是瞬間就可以完成的工作。今天，一篇揭露罪惡的文章頃刻間可以傳遍世界，這個速度不是專制主義的傳統鐵蹄可以追蹤並徹底攔截的。網路就是是專制主義的“終結者”，它使丁關根或戈培爾的那個部門變爲無用，並最終將被放到政治博物館中。
不過在專制國家，網路自由不僅要面對武力封鎖，也要面對因政府控制傳統媒體所製造的謊言困擾。換言之，網路自由對於中國來說，不僅要提供新的資訊，也要打破政府對言論的壟斷，從而對官方的報紙、通訊社、無線電和電視提出挑戰。澄清謊言並不比衝破封鎖更爲容易，這一點正如戈陪爾博士的“洞見”：混合真話的謊言更具有欺騙性。有人統計，中國在１９９９年就擁有電視和有線電視觀衆達８•５億，占總人口的８０％強。因此，對於網路自由來說，它的直接敵人是江澤民主義的網路黨衛軍——網路警察，而它的間接敵人就可能是被電視和報紙洗腦的千千萬萬普通人，這些人即使在自由主義者和宗教信徒中也佔有相當比例。因此，中國互聯網上的爭戰在一定意義上是網路與電視的征戰，是網民與觀衆、讀者或聽衆之間的爭戰。自由主義批判愛國賊的過程，基本就是網路自由清理電視壟斷的過程。這一自由事業任重道遠。
２００２年筆者發起並和中國一些著名知識份子聯署的《網路公民權利宣言》可以視爲一個開端。我也希望不斷召開的各種有關中國網路文化的會議也能形成一些法律文件，這對於堅固和推動中國的自由是至關重要的。
－－轉自《民主中國》2004年10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