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7日訊】近來，中國流傳著一些引人注目的政治消息，這些消息涉及到中共歷史上的一些人物。首先一個是與林彪有關的。一些歷史學者認爲林彪在1970年並沒有想當國家主席的想法，林彪也沒有謀劃刺殺毛澤東。其次的一個消息是王光美與毛澤東的女兒李納會面。最後的一個消息是一些人向中共呼籲解除對趙紫陽的軟禁。
想一想爲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消息是很有意思的。江澤民交出軍委主席的權力之後，胡錦濤成了一個全面掌控中國的人物。儘管如此，胡錦濤在中共最高層的地位並未徹底穩定下來，另外胡錦濤的政策也不是很明確。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勢力都會利用這個時機來影響胡錦濤。當胡錦濤的地位鞏固之後，當他的政策明確下來之後，誰再想影響胡錦濤就不太容易了。中共內部的左、右兩股勢力，及其他的勢力，近來紛紛表達自己的一些要求，其實質就是要說服胡錦濤，使他能接受自己一派的若干主張。
前面說到了有左、右兩股勢力近來在活動，左傾人物的一個引起輿論關注的活動是王光美和毛澤東的女兒李納等人的會見。這個會見的背後隱藏著豐富的意義，這就需要我們慢慢地領悟那些意義。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指引下，中國僅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就變成了一個貧富懸殊的國家，昔日在平均主義關照下的工人和農民被逼到了社會的邊緣，這使他們痛恨現實中的寡情薄義，更使他們深情地懷念著過去平均主義送給他們的粗茶淡飯。在民間，毛澤東的革命理論被識文斷字的人們頌於口、錄於紙；毛澤東的畫像則被不喜歡舞文弄墨的人們擺放在顯要的位置。在中共高層，一些人頑強地捍衛著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他們如果不是遇到了比他們還頑強的江澤民，他們也許真的就能使中國回到過去的革命時代。
雖然各方面擁戴毛澤東的勢頭不減，但是要想讓中國人接受毛澤東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爲中國人審查毛澤東的時間已經長達十八年。不經過一番精心的策劃，左派人物就不能使毛澤東複歸原位。劉少奇的遺孀會見毛澤東的女兒就是前面提到的策劃的一部分。
我看過一個紀錄片，上面有一個令人揪心的畫面，那是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捧著劉少奇的骨灰盒失聲痛哭的場面，她和她的兒女們面對大海，這時，她們正準備把劉少奇的骨灰撒向大海。海風吹起了她的頭髮，也吹起了觀衆的傷感，當時我暗暗地流了淚。滄海桑田比不上人心的變化。文化大革命中深刻地體驗著家、國之痛的一代國家主席之妻，竟然沒走上背離毛澤東的道路，這真是中國文化上的一個奇迹。作爲一個經歷過十年動亂的人，一個丈夫死於非命、本人遭到過監禁的人，王光美不但不抛棄毛澤東的極左路線，而且還參與著復興毛澤東路線的活動，這難道不是奇迹嗎？
王光美接見李納這個活動所製造出來的意義就在於，王光美都能原諒毛澤東，其他人就更應該原諒毛澤東。使毛澤東複歸原位的最大障礙就是毛澤東曾經直接或間接地迫害過中共高官、這些高官的親屬以及其他中國人民。今天，王光美以毛澤東的受害者的身份向世人展示了她對毛澤東的態度，這有助於淡化毛澤東過去迫害人的歷史。這樣一來，毛澤東的形象就得到了修復。左派人物就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幹他們的革命事業了。今天在網上看到了一個驚人的預測，說是照這個樣子發展下去，江青得到平反的日子也不遠了。當時我差點兒沒一頭撞到電腦上。如果江青得到平反，這就意味著以革命的名義迫害人、殺人是正當的，還意味著中國有可能回到血雨腥風之中。我們真的要回到那個時代嗎？
宣揚毛澤東思想並不是一些人的目的，這些人不會滿足於光說不做。左派人物的最終目的是進入政壇，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工作，或者在毛澤東的旗號下幹著滿足個人私欲的事情。人各有志，這些左派人物偏偏要在毛澤東摔倒的地方爬起來繼續向前進，本人只能佩服他們意志堅強。同時我還想說一句，他們不會比毛澤東走的更遠。
如果左派人物仍然信奉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那麽中國則沒有任何出路；這早已爲文化大革命的結局所證明。如果左派人物想重回政壇，他們就不能漠視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他們就必須保持住現在的生産力水平。對於左派來說，如何才能促進經濟增長是一個難題。如何解決這個難題，左派人物應該拿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否則他們就很難在政壇上站住腳。中國現在的人口大約有十四億，生産效率的降低馬上就會威脅到人們的基本生存需求，現在已經不是1970年代，那時中國只有七億人，把那時的生産模式搬到現在肯定是不行的。
對左派人物最大的考驗則是如何使人們有效地做事。毛澤東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總是打出道德這張牌，實踐證明在現實面前道德是無力的。我們可以看看文化大革命這個例子。文革前，毛澤東使中國人都參與到了一場提升道德品質的運動中，即學習雷鋒的運動。這個運動培養了一批紅色聖徒，可是毛澤東帶領著這批紅色聖徒並未贏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在1967年，城市裏的一大批工人、職員和幹部並未積極地參與到奪權的運動中，反過來他們卻成了地方官僚的支持者，他們成了與所謂的造反派相對立的保皇派。這些人對毛澤東的感情不可謂不深，可是他們在關鍵時刻卻抛棄了毛澤東，他們沒有回應毛澤東的號召去奪取官僚的權力。
實際上城市裏的工人、職員和幹部都是注重實際利益的，正如林彪所言，他們更關心的是柴米油鹽，他們的眼界很難脫離世俗。理想的誘惑、道德的感召對他們産生的影響微乎其微。誰能給他們帶來實際利益？是他們的頂頭上司，這個頂頭上司也許只是一個管理著十幾個人的小頭目，但世俗中的人們對這樣的小頭目也是恭敬的。在專制體制下，一個人的收入和升遷與自己的頂頭上司有著密切的關係，敢得罪上司的代價是巨大的。所以毛澤東的教導往往不及小頭目的一個眼色。大官僚將求救的資訊通過官僚系統傳達到低層，於是看重實際利益的人們就參與到保護官僚的序列之中。捍衛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多是一些大、中學生，以及社會上的邊緣人物。他們自然鬥不過掌握著物質和金錢的實力派人物。在1967年，各地造反派的勢力最終沒有壓倒保皇派的勢力，於是毛澤東敗下陣來。“二月逆流”裏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元帥和副總理們依然高高在上，毛澤東看著他們又能有什麽脾氣？
經歷過道德教育運動的中國人在利益與道德之間仍然選擇了利益，自以爲熟知中國的毛澤東還是漏算了這一步。這一個致命的漏算使毛澤東毀了自己的名譽。把道德植入人心，讓人心指揮人的言行，這是一個天真的想法，也是一個不負責的想法，一個人如果不想誤人、誤國，就應該儘快放棄這個想法。現在我們只能寄希望於制度了。寄希望于制度並不是要完全排斥道德的作用，我們應該提倡一種爲了維護人性而存在的道德，這是一種自然本真的道德，我們應該呵護它，讓它自然而然地生長、發揮作用，但是我們不能刻意地把它當成一個政治工具來使用，因爲人的道德意識是難以探測的，道德的實際作用也是有限的。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