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4日讯】自由时报记者王贝林╱特稿
担任立委，是一种良心事业：监督政府、为民喉舌，可以是口号，也可以身体力行；开会，是立委的天职：可以全勤，也可用尽各种借口缺席。
开会签到，只是一个形式：签到不代表全程出席，出席不见得发言，发言也不一定言之有物，但签到至少是履行开会天职的开端，第一步都不跨出，恐怕很难有好的问政成绩。
依立法院目前议事程序，委员会审完的议案，要送院会处理，若有争议，往往交由党团协商；为免有人坚持“一夫当关”，还规定争议议案送交党团协商的期限为四个月，协商机制与期限，希望改善议事效率，可惜实际运作的人谋不臧，却让美意大打折扣。
委员会在电视台ＳＮＧ现场转播的催化下，早已沦为连线的秀场，看不到摄影机时，也往往看不到立委；有时审查结果不受尊重，政治力介入的政党协商动辄推翻、否定审查结果，让立委对参加委员会议更加意兴阑珊，甚至一遇争议就要求保留，交给政党协商或院会去决定；委员会审查因立委常不到会而进度缓慢，审查内容又动辄保留，审查结果的专业度令人不忍卒睹，在在形成政党协商的沉重负担。
委员会审查的专业与绩效，和政党协商是否成为议案审查的“太上皇”，已陷入彼此埋怨、互相卸责的恶性循环，连带使后续的院会更加枯燥、变调，立委即使签到也常不与会，不少立委索性只管巩固、拓展选票最实际的选民服务，议场空荡荡成为常态，国会问政功能弱化为基层民代的层次，“立法院”最重要的“立法”工作，往往成为立委作秀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议场沦为喊爽、谩骂与政党斗争的口水秀场。
协商四个月的机制，初期还能发挥“绿灯就往前走”的催化功能，如今绿灯亮了，朝野不想碰的案子还是不动如山；尤有甚者，现在朝野一遇争议，不是积极寻求共识，而是由反对的一方祭出“协商四个月再说”，绿灯变成红灯，该红、该绿？一个红绿灯，各自解读。
印度圣雄甘地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成为你希望看到的改变。”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好的制度可以被腐化，当然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其他的，都是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