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30日訊】方勵之教授說「我認為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思潮應從全世界看，不單單只是中國。共產主義在三十年代興起，到末期就走下坡路。中國、蘇聯、東歐國家，他們的共同問題，他們現在走的路也大概相似，我想最終要達到多元化狀態。」（1998年5月《台灣中國時報》）從歷史上看，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性政治變遷，既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國際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所謂萌芽階段，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德國人馬克思於1847年發表了《共產黨宣言》，宣稱「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不可避免的。」標誌著共產主義理論的誕生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開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產生而產生的，與不成熟的初級資本主義主義自由狀況相適應，客觀上反映工人利益和要求的一種社會主義理論。如果我們立足於歷史發展的宏觀高度，把資本主義早期發生的悲慘狀況，都放到資本主義發展的整體時代和整體時代的具體階段進行考察的話，那麼，我們將會發現，馬克思主義失誤的根源在於把資本主義遠不曾達到發育成熟的階段，誤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熟爛。用這種錯誤理論產生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倒退性政治變遷。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帶來共產主義同盟的破裂，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敗，帶來的是第一共產國際的解體，還有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共產國際的破產。恰是由於資本主義所處的具體的歷史時代，同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已經瀕臨滅亡的革命期望所構成的歷史矛盾，才注定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悲劇性，注定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命運。
更本質的看，馬克思主義是對工業革命的反動，反映了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性及其生命力缺乏符合實際的認識。1899年，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家伯恩施發表了《社會主義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做了全面客觀的修正。在哲學上提出用康德主義代替唯物主義，在政治經濟學方面，否認資本主義社會崩潰的必要性，在科學社會主義方面，主張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這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開始明顯的分為兩條戰線，一條是階級鬥爭暴力革命方式建立社會主義，列寧繼承可這一路線。十月革命成功後建立的蘇維埃國家及東歐各國、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都採用了馬克思根據巴黎公社短暫的72天執政經歷，既在《法蘭西內戰》一文中指出「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的「議行合一」的黨委領導模式。另一條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共產黨繼承了這一路線。到了二十世紀中期後，共產主義運動逐步走向沒落的歷程，到八九十年代，已經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相反，資本主義在全世界不但確立了地位，而且得到充分發展。所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導師列寧說的給資本主義敲響的喪鐘，反而給共產主義敲響了。
藝術家夏衍說「中國共產黨的幾起幾落都與第三國際有關，都與斯大林有關，現在對斯大林的認識評價一變，許多問題都要重新認識，包括陳獨秀的問題，李立三問題。」（1988年6月20日《世界經濟報導》）分析蘇聯對中共的影響，有助於人們認識；為甚麼中國在辛亥革命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以後，中共又復辟了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為甚麼中共會殘酷地鎮壓八九民運？為甚麼江澤民新政會出現毛澤東統治時期的種種陳蹟？
1 斯大林時期對中共的影響
二十世紀人類遭受有史以來的巨大災難，主要表現在：一是法西斯主義橫行，二是共產主義試驗。無獨有偶。這兩者都來源於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費爾巴哈的哲學理論。「1844年起德國的『有教養』的人們中間像瘟疫一樣傳播開來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正是把費爾巴哈的這兩個要點當作自己的出發點。」（1888年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終結》）兩者都是以國家社會主義出現的，都要以新宗教，一個是法西斯主義，一個是共產主義，來實現人類解放，都要以暴力手段來改造世界，都是極端民族主義者，結果都給人類帶來空前的災難。不管希特勒打著實現社會主義高貴旗號，還是東條英機建立東亞共榮圈的藍圖，都是赤裸裸的侵略，屠殺尤太人和中國人，造成上億人死亡，這種極端民族主義構成的法西斯主義行經，容易引起人們的公憤，但持續時間只有十幾年。共產主義實驗就不同了，不僅是「一個幽靈在歐洲徘徊」（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而且應驗了馬克思等人說的，可以在存在大量原始公社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俄國首先試驗成功的預言。
俄國把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論和封建專制的沙皇主義相結合，也就是他們自己說的，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俄國的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產生了列寧主義。在列寧的領導下，用暴力方式奪取政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既政教合一的封建專制政權，但這時的宗教，是披上了科學社會主義紅色袈裟的馬克思主義。同時以暴風驟雨的方式實行所謂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無償地佔有了全部私有財產，實行公有制，使社會倒退到原始共產主義生產方式中去了，以適應新建的封建專制蘇維埃政權的需要。繼馬克思創立第一共產國際，恩格斯成立第二共產國際，列寧成立了第三共產國際，在全世界繼續開展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聲中，社會主義給人類帶來的災難遠比法西斯主義殘酷的多，持續時間更長。僅蘇聯在戰爭和清黨中，就有六千多萬人死亡。列寧死後，斯大林把蘇聯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治制度，更加系統化和凝固化，黨就是斯大林，個人崇拜發展到高峰。結果造成農業非常落後，經濟發展不平衡，文化領域大批判，不斷地清洗知識份子，全國籠罩在恐怖的陰影中。
本世紀初，災難深重的中國，被稱為東亞病夫，正處在命運的十字路口的時候，「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毛澤東選集》）中國人飢不擇食，上了俄國人的賊船，在俄共的影響下，誤入共產主義歧途。1921年在第三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從此中國也開展了共產主義運動。其實，中共和蘇共「老大哥」基本是一個模式，就是把馬列主義關於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理論，和中國封建專制社會傳統的造反思想相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應運帶著《水滸》，走出韶山，領導農民起義造反，用暴力奪取政權。1949年在大陸建立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又恢復到比清朝還專制的封建社會，只不過是掛上了「替天行到」的旗幟，既披上了馬列主義外衣而已，開始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統治時期。陳一咨說「可惜的是孫中山創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和國—中華民國，在20至30年代，已有了長足的發展，但這個本世紀中華民族唯一可望成功的現代化進程，卻被日本軍國主義入侵而打斷。1949年以後，毛澤東一連串的共產主義試驗，不僅使中華民族受到了有史未見的摧殘，而使中國出現了全面的倒退。」（1999年5月17日《違背歷史潮流，必遭歷史淘汰》）
中國走俄國人的道路，是由中國的社會存在決定的。中俄兩國在地理環境、生產方式、人口素質上都有著依山連水的關係。中俄兩國都以不同方式存在著大量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種原始落後的生產方式和馬克思所幻想的烏托邦共產主義生產方式很吻合，馬克思設想俄國農村公社，通過暴力革命能夠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達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樣西方最落後的烏托邦思想，和東方最落後的生產方式結合在一起，在中俄兩國產生了反祖怪胎，俄國叫集體農莊， 中國叫人民公社。這樣必然造成經濟停滯不前，最後導致共產主義的失敗。在這方面中國理論家評述有許多。
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說「蘇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專政到反動派，我舉雙手贊成。但專政到人民，甚至專政到黨內，難道馬克思、列寧始樣所及嗎？此無他，賤視民主故也。」又說「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斯大林，十月以來，輕率的把民主制與資產階級的統治一同推翻。」（1989年《歷史研究》第一期《評〈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理論家李洪林說「原來中國人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主要從俄國輸入的。其中有列寧思想自不必說，尤其具有濃厚的斯大林色彩。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和他主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曾經是中國人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教科書。毛澤東把那本《聯共黨史》叫做『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綜合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除斯大林著作外，30年代到50年代，蘇聯的哲學、經濟和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受到高度重視。中國的錯誤當然自己負責，不能怪別人。不過總結經驗時發現，不但在中國的社會體制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都有斯大林主義的巨大影響。」（1989年《馬克思主義研究》第一期《評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劉冰雁說「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過分強調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中國受了它影響，不是發展自由，而是限制自由。」（1988年《文匯》第9期《劉冰雁談文學及其他》）
理論家蘇紹智說「斯大林早在1936年就宣佈，蘇聯已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中國在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口號下，於1956年宣佈建立社會主義。此後，繼續強調階級鬥爭和生產關係的變革，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1989年《學習與探索》第一期《黨在我國改革中的作用》）
2、 赫魯曉夫時期對中共的影響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上台，開始在蘇聯進行改革，他的改革沒有對中共產生積極的正面影響，相反，促使毛澤東發動一系列政治運動，包括文化大革命，要防止中國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顯然毛澤東的目的就是拒絕蘇聯改革，要繼續按斯大林的模式搞下去，在中國繼續實行封建專制統治。
赫魯曉夫上台時，蘇聯面臨一系列非常複雜而又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方面國民經濟發展很不穩定，特別是農業非常落後，牽制著其它部門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人們原來埋藏在內心深處的各種問題和不滿暴露出來，對個人崇拜時造成的千百萬人被清洗、關押和殺害，表現出極大的不滿，在獄中仍有上千萬無辜的人被關押著，恐怖仍籠罩在人們心頭。要打破這沉悶壓抑的氣氛，就要對斯大林個人崇拜進行評論，這是赫魯曉夫政權面臨的迫切任務之一。1956年2月24日，赫魯曉夫在蘇聯二十大上作的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西方稱秘密報告。他說「當前我們關心的是一個不僅對黨的現在，而且對待將來都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就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怎樣習以為常地滋長起來的，這種個人崇拜是怎樣在其特定發展階段上成為一系列極其粗暴地顛倒黨的各項原則，黨內民主和法紀的根源。」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只是批判個人崇拜，這個封建專制的表面現象而已，而對於滋長了個人崇拜的封建制度，並沒有觸及。但是，僅僅是這種不徹底的批判，蘇共二十大後，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擁護斯大林的一派，就開始反對赫魯曉夫的改革了，鬥爭十分激烈。
毛澤東反對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反對赫魯曉夫提出的有可能和平過度到社會主義的理論。他說「事實上，國際共產主義的一系列原則分歧，早在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開始的。」（《毛澤東選集》）當時，毛澤東完全被對斯大林譴責這個問題吸引了，而把其它問題擱在一邊了，這是不奇怪的，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使整個共產主義運動陷入混亂，使中國面臨著將斯大林與毛澤東作用加以區別的特殊問題。中共認為毛澤東沒有犯個人崇拜的錯誤，要打掉毛澤東是中國的斯大林的懷疑。這使毛澤東鬆了一口氣，他說「當中國盲目追隨俄國，模仿蘇聯最近的政治措施非斯大林化，中國革命就要遭殃。」（《毛澤東選集》）其實，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江西瑞金時就以經形成，到遵義會議後就膨脹發展了，黨內清洗不斷，連續撤換總書記，開展延安整風，中共七大提出毛澤東思想等等，只不過和斯大林相比，沒走到那個地步而已。1956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時，毛澤東畫像又掛在天門城樓上了，人民仍然高舉紅旗高呼「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口號。
蘇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摧毀，並沒有在中國發生積極的影響。因為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在歧路上已經走過三十多年了，各種封建專制的弊端都暴露出來，他們認識到只有按照伯恩施坦、普列漢諾夫、布哈林等人的正確理論去改革原來建立起來的列寧、斯大林體制，只有走回頭路，才能維護社會主義的存在。而中共剛剛建國，正處於旗開得勝的歡樂中，按封建專制人亡政息的規律，毛澤東還有二十年的路程要走。但是，蘇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盟主，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不能不引起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對這一問題的重視。中共召開八大時，蘇聯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派代表團參加了會議，毛澤東不得不違心做一下樣子給老大哥和小兄弟們看看，例如：會場不掛領袖畫像，在新黨章中刪去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還規定設一個黨中央名譽主席的職位，顯然是留給毛澤東當「太上皇」的。在這時毛澤東發現他的同事們傾向於將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譴責作為削弱他的地位的機會，這引起了他高度警覺，感到作為斯大林生前最後幾年周圍的最核心人物之一的赫魯曉夫，是斯大林親自選定的接班人，在斯大林死去不久就敢於對斯大林的錯誤進行全面的批判，十分恐懼和震驚。開始認為中國也會有人步入赫魯曉夫的後塵，要提前揭露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就必須撕去他們反對個人崇拜的外衣。斯諾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記載：毛澤東說「據說斯大林是個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魯曉夫完全沒有個人崇拜，他垮臺了。」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使毛澤東把權力鬥爭和個人崇拜聯繫起來，認為在特定條件下，為了政治鬥爭，可以搞個人崇拜，就得有個人崇拜。文化大革命前一段時間，毛澤東對斯諾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到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毛澤東與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蕭心力著，第398頁）可見，毛澤東為了恢復封建制，開展了文化大革命。
這樣毛澤東領導中共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開展批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1956年12月，中共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說「但是，一部份共產主義者由於對斯大林採取否定一切的態度，由於提出了反對斯大林的錯誤口號，因而幫助了對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思潮的發展，這種修正主義思潮無疑是有利於帝國主義對於共產主義的攻擊的，而事實上帝國主義也正在積極利用這種思潮。我們反對教條主義的同時，必須同時堅決反對修正主義。」當中共這些責難沒有能夠使得蘇聯回心轉意時，毛澤東重新審視了蘇聯社會主義，認為必須防止走蘇聯修正主義道路。他說「我看俄國人把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丟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說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奪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毛澤東選集》）
毛澤東在國內拋棄中共八大反對個人崇拜和階級鬥爭不是主要矛盾的觀點，1957年開展了整風反右運動，八屆三中全會上又重新提了階級鬥爭是中國的主要矛盾，開展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1959年廬山會議上打倒彭德懷，1962年開展「四清」運動，這些都助長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蘇論戰的實質就是中共繼續走斯大林的道路，而反對走赫魯曉夫的改革道路。赫魯曉夫對於毛澤東的倒行逆施行為氣憤地說「毛澤東忽視除他外任何利益，編造脫離現代世界實際理論的另一個斯大林。」
由於赫魯曉夫只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沒有深入改革斯大林的政治體制，使經濟走入困境，在國內外擁護斯大林的派系攻擊下，到1964年被迫下台。他在被迫下台前一個月就接到警報，但他沒有進行反擊，在蘇中共中央會議上，他親自寫了辭職書，開始退休生活。他事後說「領導作風根本上變了，可有誰夢想過我們去告訴斯大林，說他以不在適合我們，應該辭職嗎？那我們全得腦袋搬家。但現在一切都不同了，這也是我的功勞吧。」
3、勃列日涅夫時期對中共的影響
新的斯大林時代，勃列日涅夫統治開始了。他在政治領域裡繼承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在外交上繼承了斯大林的霸權主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在經濟上繼承了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這樣毛澤東派周恩來率代表團去蘇聯，妄圖恢復中蘇友好關係，但勃列日涅夫讓周恩來把毛澤東搞掉，毛澤東聽到周恩來的匯報後，堅決和蘇聯斷絕友好關係。
正如赫魯曉夫預見的那樣，毛澤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毛澤東拒不接受蘇共經驗教訓，頑固地堅持斯大林模式的個人崇拜制度。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的之一就是不能通過正常渠道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只能通過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來剷除他，不能讓蘇共二十大在中國重演。1970年12月18日，斯諾問毛澤東「你甚麼時候明顯感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回答「那就早了，1956年《三十三條》的發表…….。」文化大革命的宣言書《五一六通知》中說「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但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還沒有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任，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全國迅速掀起了批判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高潮，毛澤東個人崇拜發展到頂峰，到處是紅色海洋，「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的吼聲響徹神洲大地，成千上萬的人被迫害致死，這也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文化大革命比斯大林二三十年代大清洗還要恐怖很多倍。
中共走在蘇聯走過的社會主義道路上，不管它願不願意，這是歷史的規律。斯大林死後出現赫魯曉夫改革，1976年毛澤東死後，出現鄧小平改革。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兩次打倒中共最大走資派之一鄧小平，毛澤東死後，鄧小平發動政變上台執政，實行非毛澤東化，審判毛澤東的遺孀江青集團，為毛澤東迫害致死判刑的人平反昭雪，實行改革開放，和美國建立友好關係，唱起了國際和平的老調子，應驗了毛澤東說他是中國赫魯曉夫第二號人物的論斷。鄧小平的改革和赫魯曉夫一樣不徹底，儘管下放了一些權力，但沒有改變人大、正協「橡皮圖章」的地位，儘管規定廢除了幹部終身制，但包括鄧小平自己在內，都退不下來。這些中共官僚們，不當總理了，再當總書記，不當國家主席了，改當人大委員長，不當中顧委主任了，再當軍委主席，只不過換個位置，仍舊終身任職。儘管設置紀委，但仍屬中共下屬機構，無權監督中央。儘管高喊減員，但政府機構不斷膨脹。儘管文化上有所解凍，但只是對毛澤東時期的緊張氣氛和鞏固自己的地位，而採取的緩和措施罷了。作家夏衍說「歷史是無情而又曲折的。中國現行的黨政不分，政企不分，條塊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等，都是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從蘇聯帶來的，再與中國的均貧富結合在一起，使我們現在的改革顯得更加艱難。」（1988年《新觀察》第18期《改革與斯大林模式》）
4、 戈爾巴喬夫時期對中共的影響
蘇聯五十年代赫魯曉夫的改革，對中共的影響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防止中國出現修正主義，要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無獨有偶，蘇聯八十年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對中共的影響是，鄧小平利用兩次學潮，先後打倒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胡耀邦、趙紫陽，要保證中共政權一百年不變。
1982年勃列日涅夫命歸黃泉，新上任的安德波夫躍躍慾試，準備進行赫魯曉夫後的第二輪改革，不料他在位一年就壽終正寢了。接著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契爾年科上台，一年後又見馬克思去了。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就有了第三輪改革。也正是這麼多年的前車之鑒，蘇聯的改革才會有新高度，才會使西方國家感到欣慰的力度。
蘇聯當時受到舊體制舊勢力制約，困難重重，有人呼籲恢復高度集中的體制，但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戈爾巴喬夫說「除了進行革命性的，生機勃勃的改革外，沒有別的明智選擇了。不是改革，就是停滯。」（1987年《改革與新思維》）他首先領導了重新評價歷史的反思。當時回顧蘇聯歷史主要集中在20至30年代，50年代後半期至80年代初期的改革，也就是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三個時期。目的是以史為鑒，推動當時的蘇聯政治、經濟改革。隨著改革的日益深入，人們越來越對赫魯曉夫這一時期改革發生性趣，認為現在改革中的許多問題，都是赫魯曉夫曾經提出，但沒有完成的。戈爾巴喬夫在總結赫魯曉夫改革失敗教訓中認識到「就是依靠群眾的自主性和創造性，使廣大勞動人民積極參加所擬定的改造工作，也就是民主化，再民主化。」還說「我們遭受的許多損失，是由於過去我們的改革在蘇聯社會民主化方面沒有廣泛的政治變革做後盾。」（《改革與新思維》）十分清楚的是蘇聯為了解決改革難題，深化政治改革和保證政治改革不可逆轉，通過歷史反思，求得理論上的突破，使得改革方向明確，堅定改革的信念。蘇聯80年代的改革，比赫魯曉夫那次改革更引起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震動，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受到深刻影響，中國也不另外。「先是從其它東歐國家開始改革，現在，東方模式的最堅固基礎—蘇聯本身—也因搖搖慾墜而開始了以『公開化』為口號的改革，這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獨裁的延續。」（劉小波《啟蒙的悲劇》1988年5月）
1979年，鄧小平實行片面改革路線，使人民很失望，這樣人民掀起一次又一次愛國民主運動，中共也一次又一次圍剿鎮壓。從1979年，北京發生西單民主牆運動，以魏京生為代表的民主派，提出「四個現代化」是不夠的，還須要加上第五個現代化，就是政治現代化。同時，中共在1979年1月18日，召開歷時兩個月的理論務虛會。在會議上討論的問題直逼中共的政治體制，主要有：我們在政治思想領域，反封建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封建專制主義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復活了，因此要發揚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不批判封建主義，是不可有真正民主的。應當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社會主義改造把私有經濟一掃而光是不妥當的。這些民主言論，使頑固堅持一黨專政的鄧小平十分惱火，急忙在會上拋出「四項基本原則」，既「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這個「緊箍咒」，來叫殺民主運動。後來又經歷了1980年、1985年、1986年三次民主思潮，鄧小平又多次發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1987年3月3日，他針對學生運動說「少數知識份子煽動學生鬧事，他們的主張實際上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鄧小平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罷免了同情學生運動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重點批判了方勵之、劉冰雁、王若望三位黨內自由民主派知識份子，印發三個人自由化材料，供批判使用，這種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常用的愚蠢做法，反而使被批判的觀點擴大了宣傳，流向了全國，影響更大。其中方勵之的講話，公開重視民主，摒棄馬列主義，由於他是中國有名望的知識份子，有特殊影響力。今非昔比，不是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民眾自由理念有了相當大的發展的背景下，批判非但陷入孤立，反而得到普遍同情和讚揚。
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推進與一代人的成熟有直接關係。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時間裏，毛澤東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理論，建立了封建專制的所謂社會主義，而後繼續用這一理論來鞏固政權。同時，在建立共產主義美好社會的謊言下，在民主自由的謊言下，頑固地追求烏托邦社會。特別是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比歐洲中世紀宗教統治還黑暗得多，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還殘暴得多。在馬列主義紅色宗教統治下，各級政府機關單位，都成了廟堂，「天天讀」像唸經一樣學習馬列和毛澤東的書。全國人民都穿上清一色的藍、綠袈裟，都信仰清一色的原始紅色，都當上了共產主義的和尚、尼姑。人民在史無前例的浩劫中互相仇恨、互相武鬥，互相殘殺，上千萬人悲慘的死去，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也包括著名作家老捨，還包括中共普通幹部張志新等等。1976年毛澤東死了，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在文化、宗教、言論等方面比文化大革命有些鬆動。恢復了高考制度，掀起了文化補課形式的成人教育熱潮，使在文化大革命中當誤了受教育機會的一代人，有了重新學習的機會。這一代人經歷了中共的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又經歷了改革開放。這前後歷史一對比，使他們覺悟了，親眼看到資本主義社會比社會主義社會好，嚮往更美好的資本主義社會。亞洲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韓國就是榜樣，同是炎黃子孫，我們為甚麼不能過上人的生活。他們不希望吃這半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封建主義社會）半資本主義的夾生飯，決心不再走這種片面改革路線，利用中共在政治上產生的鬆動機會，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的影響，開展一系列民主運動。他們在中共紅色恐怖的條件下，出生入死的開展民主運動，實在是中華民族的脊樑。例如：方勵之、劉冰雁、王秉章、魏京生、王西哲、徐文利、胡平、吳學燦、王軍濤、劉清、韓東方、劉曉波、秦永敏、高宏民等等，都屬於這一代人。胡平說「四十歲再相信社會主義就是沒有見解。」（1996年6月）吳學燦在1982年寫下一首詩「少年輕聽謊言，青春狂呼口號,廿八年夢裡飄，醒來怒火中燒。」他說「1979年醒來了，認識到中共決不會把我們引向民主、自由、富強。我迷戀自由，錢財不迷，有飯吃就可以。在中國大陸沒有自由，我們要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法制制度，這是首要目標。」（1996年6月）這一代人的覺悟，使他們成為大陸民運的中流砥柱。
1987年民主思潮又興起，全國有十幾種宣傳民主刊物出現，例如：《走向未來》、《傳統變革》、《文化與世界》、《二十世紀文化》、《新華文摘》等等。民間社會研究機構起了作用。例如:例如萬潤南領導的四通研究所，王軍濤領導的研究所，組織了多次社會調查，學術研討活動。另外大量社團出現，如：北大的草地沙龍。報刊討論權力下放，蘇聯和東歐改革，都有很好的論述。特別是電視政論片《河殤》，批判中共的「四項基本原則」，提倡蔚藍色的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在中央電視台播放後，影響非常大，幾乎家喻戶曉，掀起一股《河殤》文化思潮。
1988年，中共經濟改革取得成果，迫切需要政治改革來配合，以解決通貨膨脹問題。但是，中共在十三大報告中把政治改革說的天花亂墜，甚麼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協商對話等等，可是又重蹈歷史覆轍，和中共八大報告一樣，會開完後一張廢紙，並不執行。和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重新提出階級鬥爭為主要矛盾一樣，十三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提出治理整頓是主要任務，停止了政治改革。這進一步激起了民主派知識份子們和民眾的強烈不滿，他們利用國內外報刊宣傳國際共產主義失敗的消息，和政治改革的文章。例如：夏衍說「意識形態方面，蘇聯比我們走的快，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比我們的透明度要徹底的多了，他們批斯大林批得那麼厲害，我們就沒有這個勇氣。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見諸於中央文件的，但《芙蓉鎮》的拍攝上映一波三折，說過了頭，徹底否定就不過頭啊？」還說「一個國封閉，先從新聞開始，為甚麼斯大林模式在中國依然如故，因為封閉，我們總認為斯大林是一貫正確的，像布哈林案，現在蘇聯給他平反，披露了事實真相後，才知道是個莫大的冤案。」（1988年《世界經濟導報》）《文匯報》發文《布哈林其人及其冤案》。《中國青年報》發文《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三次浪潮和四個趨勢》。《世界文匯》發文《蘇聯經濟改革的重要轉折點》。《求是》第四期發文《蘇聯為推進改革重新評價歷史》。《人民日報》發文《布哈林研究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發文《關於伯恩施坦的評價》。《香港信報》發文《方勵之在香港與葉知秋的談話》指出「中國的出路是資本主義化，真正實行資本主義，最多兩代人。鄧小平做不了，這是赫魯曉夫留給共產黨人的後遺症。」《經濟學週報》發文《嚴家其關於時局的對話》指出「治理整頓會導致停滯。中國面臨一個大問題，就是不能重蹈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序權力更迭的覆轍。」《新觀察》發文《未來中國與世界討論會》金觀濤說「社會主義的嚐試與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廣州研究》第四期發文《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幾點研究》王逸舟認為「在傳統社會主義體制下，封建主義政治的這個特點，以新的變形出現：在蘇聯和東歐，有所謂個人崇拜現象。在中國從五十年代後期至文化大革命這段時期有一個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在其它一些國家，試圖把共產黨領袖由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父親。這說明，政治現代化的過程還遠沒有實現。」理論界對政治改革的推動，起到了很明顯的作用。
1989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深深影響著中國大陸，同時又是晚上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反右運動三十週年，法國革命一百週年紀念。這些敏感的日子，引起了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強烈回憶。1月6日，方勵之發表《致鄧小平公開信》，提出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國慶四十週年之際，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這封公開信，成了當時知識界私下議論的主要話題，並引起一連串的反響。1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研究員蘇紹智和方勵之等人，在北京「都樂書屋」開展「新啟蒙」沙龍活動。參加活動的有一百多人，包括美國、法國、意大利的許多駐京記者。方勵之在活動中發表講話說「要對當局採取完全批判、徹底否定的態度。知識份子不能只改變他們的思考方法，他們必須行動。如果沒人出來吶喊，就沒有前途。」2月初，方勵之和中國民聯的陳軍等人，在北京友誼賓館舉行了「名人名家迎新春聯誼會，」方勵之發表演講說「希望企業家們作為中國的新生力量，同先進的知識份子結合起來，為爭取民主而鬥爭！」2月15日，詩人北島牽頭，北京知識界33人，聯名發表公開信，回應方勵之的公開信，支持釋放政治犯。2月16日，陳軍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中共中央公開信，發動了要求釋放魏京生的簽名活動，中外老中青著名學者、知識份子30多人簽了名。2月28日，社科院自然科學史專家許良英教授帶頭髮表了，由42名中國著名科學家簽名的《致國家領導人公開信》，要求保障公民權力，釋放政治犯，增加教育經費。知識份子聯名上書古今有之，但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這麼大規模知識界聯名上書，要求釋放政治犯，這是第一次。這些八九年春天的公開信簽名活動，引起了大陸知識界和海外華人的積極響應，起到了帶動勢潮作用，國內外各種媒體掀起新的要求中共政治改革的思潮。民主大潮是由無數波瀾推動的，這些要求民主的活動，對後來的八九民運產生了直接影響。
2月23日，台灣《中國時報》發文《方勵之與台灣記者的談話》說「匈牙利當局已為1956年事件平反，這是很重要的事。中國大陸目前還沒有達到這一步。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外在的壓力越來越大。內部說來，不論知識份子、工人或一般民眾，普遍希望自由、民主，要求改革的聲浪越來越高。」台灣《聯合報》發文《大運動的開端，大衝擊》說「紐約發宣言，北京公開信，神洲春雷動，民主浪潮湧。」
3月1日，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同時出現了《討鄧檄文，告全民書》的大字報說「取消黨派，解除四項基本原則。」3月2日，北京大學貼出題為《中國人的悲哀》的小字報說「打倒專制、獨裁！」3月3日，清華大學貼出「中國民主青年愛國會籌委會」寫的《致廣大青年學生的一封信》，號召「在愛國主義民主戰士方勵之的領導下，參加到民主、自由、人權的激流中去。」《新華文摘》第一期發表曹思源的文章《政治體制改革的安全通道》，認為中國實行社會主義議會道路「一是避免老百姓造反，二是要避免政府對非武裝群眾的鎮壓。議會道路 ，既一條非暴力之路。」3月5日，《人民日報》發文《蘇聯歡迎匈對1956年事件的評價》。3月19日，《人民日報》發文「蘇聯大多數人支持改革》。3月21日，《人民日報》發文《波蘭承認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3月29日，《人民日報》發文《葉利欽當選人民代表》。《求是》第四期發文《蘇聯、東歐國家關於社會主義改革的一些新見解》。《新華文摘》第四期發文《評赫魯曉夫的改革》。4月1日，《人民日報》發文《匈黨員人數劇減》。4月6日，北京大學帖出題為《時代的召喚》的大字報，提出「社會主義還有沒有存在的合理性？馬列主義到底還適合不適合我國國情？」4月10日，《人民日報》發文《波蘭對憲法做重大修改，改行總統制，設參議院，民主選舉產生參議員》。4月13日，北京郵電學院收到署名「廣西大學學生會」寫的《告全國大學生書》，號召「高舉胡耀邦畫像和民主、自由、尊嚴、法治的大旗，來紀念五四青年節。」
封叢德說「關於這一運動背景，我想確和鄧小平說的和國內小氣候和國際大氣候有關係。當時我是北高聯主席，大氣候對八九學運的影響，在4月底為了紀念五四我們曾討論過一次，我當時說：總結國際大氣候，大概有那麼七八條非常有利因素，包括波蘭廢除一黨專政，捷克變化，甚至包括日本竹下登下台，印度民主大選，非洲社會主義國家的產權私有化，當時確感到國際氣候的影響。但這種感受主要體現在知識份子和學生當中，特別是利用大字報進行流傳。比如北京大學的學生自治會，開始我們很明顯就是團結工會影響。儘管運動有各種背景，我個人是把這場運動理解為一種自發的運動。由很多的組織試圖挑動發起這場運動的發生，比如說像民主沙龍，我參加了北大籌委會，當時根本不知道民主沙龍的存在。」（1991年6月）當時北京一些高校的「民主沙龍」、「自由論壇」，以及各種「研究會」、「討論會」、「演講會」紛紛出現。北大學生劉剛、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龍」一年就搞了十七場講座，請「人權同盟」的負責人任畹町去演講了「新權威主義與民主政治。」還請方勵之、李淑嫻去演講，李淑嫻說「要使民主沙龍合法化。要求取消北京市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方勵之說「要廢除一黨制，讓共產黨下台，推翻現政權。」4月15日，被罷免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病逝，成了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發生的導火索。香港《明報》評論說「中國知識份子精英階層爭取人權而發起的串聯與簽名活動，以對學生產生極大的影響，他們早已在醞釀於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日採取大規模行動表示對當局不滿，胡耀邦猝然去逝，則猶如裝滿火藥的桶裡扔了一根火柴。」
八九民運發生時，東歐的政治改革已經進入實質性階段，引起了中共民主派極大的關注，他們利用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等媒體，以從來沒有過的熱情，幾乎每天都有報導，對八九民運有明確的針對性，希望中共學習東歐、蘇聯的政治改革，用民主辦法解決中國問題。4月17日，《人民日報》發文《波蘭團結工會註冊登記恢複合法活動》。5月17日，《人民日報》發文《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社會主義面臨嚴重挑戰，不改革沒有出路》。5月18日，《人民日報》發文《戈氏向學術界發表講演》說「主要禍根就在於我國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命令官僚主義體制短處。只有拆除這個體制，完全使列寧思想和社會主義原則重新發揮效力，才可以使國家走出疆局，制止臨頭危機。革命性改革的深化就是這樣產生的。」5月21日，中共在北京實行戒嚴，22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消息《內梅特總理說：匈牙利面臨動盪潛在危險，不准動用軍隊解決問題》認為「斯大林模式的一個最可恨的特點就是肆意動用武裝力量整治本國人民。我們應當最堅決地同過去的這種做法決裂。」5月27日，《人民日報》發文《戈氏當選為蘇維埃最高主席》。6月1日，《人民日報》發文《政治改革邁出重要一步：首屆蘇聯人代會舉行》。6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發文《匈黨中央就重新安葬納吉發表公報：稱納吉是社會主義改革政策代表人物》。6月4日，《人民日報》發文《波蘭〈團結週刊〉首刊發行》。6月19日，《人民日報》發文《匈黨重新安葬納吉：國家領導人及二十五萬群眾參加葬禮》。6月30日，《人民日報》發文《戈氏強調蘇聯要徹底改革》。這篇文章可以明顯的看到八九民運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影響是巨大的，特別是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八九民運發生時到北京訪問，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會晤，目睹了八九民運悲壯的一幕，使他認識到，蘇聯的政治改革在世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地位，中國民眾的吶喊深深的打動了他的心，不徹底進行改革，不加快改革步伐，不論是對蘇聯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還是對他個人的政治生命，都是死路一條，六四慘案可以在蘇聯、東歐重演，斯大林時代可能復辟。所以，蘇聯吸取中國八九民運的經驗教訓，必須堅決徹底地進行政治改革，不能有絲毫的猶豫。從這點上看，八九民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里程碑，就是加速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滅亡。中國人權主席劉清說「八九民運，中國人民熱血沸騰，數以千計的老百姓，為爭取人權、民主，幾十個日日夜夜，走上街頭，學生更以絕食和健康進行努力。隨後發生六四血案，震動了全世界，對東歐共產制度瓦解有可見的影響和推動作用。」
（1999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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