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5日訊】
1．依然故我
2．前後“書記”不一樣
3．黨章、憲法沒有“常務”職稱
4．可怕的“老闆情結”
5．華國鋒沒有給張志新題詞
6．建議大連建特區
7．平反“廣東地方主義”
8．關於“海南汽車事件真相”
9．將蛇口“放生”
10．以平常心迎千禧
11．“一目了然” ，“偏聽不偏信”
12．於光遠是“五不停”
13．“活動”就是運動
14．我無權干預別人寫我
15．“是是非非”
風雲雖去，青史永在。在改革開放20年來的驚濤駭浪中，有一些改革者的英名將永載青史。
任仲夷，就是其中一個。
是任仲夷，1978年便“擅自”大膽主持了平反張志新冤案，推動了批倒“兩個凡是”；是任仲夷，1984年就制定廣東省委“31號文件”，給深圳“蛇口工業區”四大權力，使之成為中國第一個真正政企分開的企業，將蛇口“放生”為一個名震海內外的“改革試管”；是任仲夷和中共廣東省委，勇於實事求是，1982 年就開始為蒙冤30年的“廣東地方主義”受難者平反昭雪……
1985年，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凡是年過68歲的中央委員，一律辭去中央委員及行政職務，任仲夷從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崗位退居二線，改任“中顧委委員”。從1914年在河北威縣出生，1935年參加革命，1936年入黨，1943年任冀南五分區專員，1958年任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1977年由黑龍江調任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1981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幾乎經歷了中國20世紀的各種風浪。離休14年來，他雖然沒有黨內外職務了，但每年都借出席黨內外重大會議，發表促進改革開放的“未雨綢繆”。
1999 年12月29日下午，我在廣州拜訪了心儀已久的任老。86歲的任老戴一頂工人鴨舌帽，上穿一件黑色工裝夾克，下著一條褪色的舊藍布褲，整個衣著仿佛一個下崗工人。可是他那犀利的目光，清晰的回憶，敏銳的應對，曾經滄海的風採，頓時讓人見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這是一位極其機智而堅定不屈的思想長者。
任老在省委機關早已不設辦公室了，此時借廣東省委一間會客室，回答我請教的若干問題。
兩個半小時的任意放談，人生真諦“大珠小珠落玉盤”。任老時而“烈士多悲心”，“霧鎖濃雲”，“怎一個愁字了得”；時而“壯士不回頭”，“清風兩袖朝天去”，“雪消門外千山綠”，開懷大笑。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一個世紀思想長者的獨特智慧，理當讓眾人分享，正是獻給新世紀新千年的最好禮物。謹據訪談錄音，摘要奉獻任仲夷的14個思維觀點。
1．依然故我
朱健國（後簡稱“朱”）：任老，您退下來有14年了，您現在的思想和原來在位時的思想有些什麼變化？
任仲夷（後簡稱“任”）：基本沒變化，依然故我。年輕的時候常有所變化，老了以後，特別是文革以後，我的變化不大。“文革”以後跟“文革”以前有很大變化。
朱：聽說您在“文革”中被誣蔑為“三反分子”，戴五丈長的高帽子“駕飛機”？
任：“大走資派”都是這樣的。“文革”頭三年裡，批鬥我的會，幾千人以上的批鬥會有2300多次，最大的一次“批鬥會”有十幾萬人。小的批鬥會就數不清了。凡是我在哈爾濱到過的單位，必然要鬥我一次。
2．前後“書記”不一樣
朱：任老，聽說您對省級領導幹部的稱呼沿革，有些研究？
任：那有什麼可以研究的？我有一些親身經歷。六十年代我是黑龍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那時（一把手）都叫第一書記。後來（1981年）我到廣東來，也是叫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第一書記就是一把手。當時有的省還設第二書記，有的省還有第三書記，下邊都是書記、書記……有的還設候補書記。這個職稱曾變化了好幾次，從我退職以後，省委書記就沒有第一書記之稱了，“一把手”叫省委書記，其餘都稱副書記。所以現在報上介紹原第一書記都改為“原省委書記”，這樣報導是不不准確的，因為1985年以前的省委副書記都稱省委書記。
朱：省級黨委這樣設“第一書記”和“書記”，沒有“副書記”，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任：從五十年代初期開始，省委、市委、縣委都稱第一書記和書記，“第一書記”之後都稱“書記”……；1954年以後，“第一書記”，“第二書記”，“書記”之外還設有“候補書記”。我就做過“候補書記”，1958年，我先任黑龍江省委候補書記兼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
朱：“候補書記”是否常委呢？
任：是常委，我先是常委，後是“候補書記”，再後來是“書記”。當時黑龍江省就設有“第一書記”、“第二書記”，後面是書記、候補書記。
3．黨章、憲法沒有“常務”職稱
任：現在黨內新設的“常務副書記”，這個在《黨章》裡是沒有規定的。還有什麼“常務副省長”、“常務副市長”，《憲法》裡也沒有規定。你看《憲法》，《黨章》，裡面都沒有“常務”這個職稱，沒有。從什麼時候開始呢？從“十二大”，從陳雲當中央紀委第一書記，王鶴壽為“常務書記”，這時候，在選票上才寫了 “常務書記”。過去黨內外職稱沒有現在意義的“常務書記”。一般分工時，第一書記下面分設幾個書記：有管工業的，叫工業書記；管農業的，叫農業書記；管文教的，叫文教書記；管日常事務的，叫“常務書記”……這個管“常務”的書記和別的書記級別是一樣的。可現在好像是“常務書記”就高了半級，“常務副市長” 就比別的副市長要高半級。
朱：是啊，現在一般老百姓的感覺都是這樣的。
任：這並非人們的感覺，實際情況就是這樣的。過去這個“常務書記”有時排列在前，也不說明這個“常務書記”就比別的書記大，它主要是分工的關係，它是分管日常工作的。在名次的排列上，擔任常務的副職和其它副職並無先後之分，有時甚至還排在最後。黑龍江省委在六十年代設有兩個“常務書記”，其中有個“常務書記”名列在幾位書記之後。
4．可怕的“老闆情結”
朱：任老，您到遼寧省委當第一書記，是哪一年去的？
任：1977年。
朱：當時張志新冤案的平反，是您去之前就開始在準備了，還是您去了之後？
任：我去了之後。
朱：當時是您拍的板吧？
任：是在我主持的省委常委會議上決定的。第一書記最好不要用“拍板”這個字眼。“拍板”這個字眼是不准確的。
朱：現在人們常說這個詞，並且以為這是一種領導幹部的改革風採。
任：當“老闆”的都是這麼叫起來的，各級黨委、各級書記都叫“老闆”，為什麼叫老闆呢？因為他能拍板？他根據什麼來拍板呢？應該是“少數服從多數”。按黨的原則，在重大問題上，是不能根據個人意見擅自拍板的。
當然，有些日常工作、日常行政意見，有時個人可以拍板，他是頭嘛。但是重大問題，不應該由一個人，也不能由“一把手”個人拍板。所以現在把這個那個書記叫 “老闆”，我是不贊成的。但是在企業擔任經理、廠長，也就是通常稱為“老總”的，可以叫“老闆”。因為工作性質不同，權力來源不同。我不贊成把市長、省長，特別是把黨委書記叫“老闆”。
我是很討厭別人稱我“老闆”的。我下來以後，聽說也有人稱呼我是“老闆”的，我很反感。但是現在一些人都好像習以為常了，不認為是個什麼問題。
在國外，如果一個資本家要競選，選省長，選市長，他得先把“老闆”這個職務辭掉，才有資格作為總統候選人，省長候選人、州長候選人。我們呢，恰恰相反，到了政界，當了書記、省長、市長、縣長以後，反而成了“老闆”。大家竟然都習以為常了。1996年10月24日，《羊城晚報》發表了關於我的一篇訪談文章，題目是《幹部決不是什麼“父母官”、“老闆”》，我說，在舊社會，“老闆”是指掌櫃的，是指生意場上擁有資產拍板算數的人。記得30年代有部電影《十字街頭》，其主題歌《春天裡》，唱詞有“哪怕老闆娘作怪模樣”，就表現了窮苦青少年在舊社會中對老闆的厭惡和蔑視的心情。現在搞市場經濟，在一些企業裡，職員稱經理、工人稱廠長、伙記稱店主為“老闆”，這沒有什麼奇怪的。可奇怪的是，在各級黨委、各級政府和政府的行政部門裡，我們一些領導幹部，特別是一些黨委書記、政府領導人，聽人稱自己是“老闆”竟也習以為常。一些鎮長或鎮委書記、縣長或縣委書記、市長或市委書記，明知下面的人稱自己為“老闆”，不但不制止，反而聽之任之。連美國的州長和總統、香港總督都不會認為自己是“老闆”，難道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裡，人民賦予的權力反倒屬於一些領導幹部自己私有嗎？ “父母官”概念不對，“老闆”也不對。許多報紙都轉載這篇文章中我的“父母官”觀點，但不轉載我批評“老闆”的意見。難道一些人認為叫領導幹部為“老闆” 就合適嗎？
朱：一個社會若民主法制不健全，傳媒也往往會被時弊污染。在大力宣傳民主法制的改革之年，“父母官”和“老闆官”卻得到歌頌和盛行，這實在是應當重視和研究。一些傳媒現在經常報導什麼“一把手現場辦公拍板”。
任：如果是現場辦公，現場拍板也可以，我不是說日常行政工作，日常行政工作他可以拍板。但凡是比較重大的問題，不能由一個人拍板。一旦形成習慣，“一把手說了算“，“老大難，老大難，老大出來就不難”，不論什麼問題，都得依靠“一把手”出來說話才能解決，那怎麼能行呢？這是個常識。但是大家都忽略了。
朱：18世紀的美國獨立革命是從潘恩寫作《常識》開始，中國的“五四”運動也是從《新青年》開始普及常識發軔。一個社會一旦到了遺忘常識的時候，人們就應當高度警惕了。
5．華國鋒沒有給張志新題詞
朱：任老，您當年怎麼知道張志新這個冤案的呢？
任：是誰先提出來的，我倒不記得了，反正是宣傳部裡的幹部。張志新原來是遼寧省委宣傳部的幹部。
朱：當時您為張志新平反要冒很大的風險啊？
任：那時還是“兩個凡是”盛行。不過，“四人幫”都倒台了，本著實事求是，有冤案，就得平反嘛。
那時在省委常委會上，大家都贊成為張志新平反。我還提議要給張志新在報上登一幀大像片，並放在顯著位置，遼寧最先登，這以後，全國各報也都登了張志新的大像片。
朱：您說出了大家共同的心聲。看到張志新那樣動人的照片，更激起人們對殘酷冤案和專制的悲憤。有照片沒照片，照片大小，效果是不一樣的。
任：正在這個過程當中，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來遼寧視察。我在陪同時曾建議：“請華主席給張志新題個字。”華國鋒當時沒吭聲，只看了我一眼。
朱：您在給張志新平反的決定做出之前，跟中央打了招呼沒有？
任：沒有。有錯就得糾錯，有錯必糾嘛，這是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職責。當時的冤案有很多嘛，沒有必要就張志新一人的案子請示中央。
那時候幾個幹部問我，華主席不給張志新題詞怎麼辦？我說，他不題詞可能有他的考慮，但我們還要按照省委的平反決定去辦。
把毛遠新永遠開除黨籍，這也是我們省委決定的，建議中央永遠開除他的黨籍，得到同意。
朱：也是您的意見？
任：不是我一個人拍板，我沒有當“老闆”噢。我從來不願意別人稱我是“老闆”，因為我沒有當一個企業或公司的經理。
朱：毛遠新現在哪裡？
任：不在遼寧，也沒有在北京，可能在外地。
朱：您現在怎麼看平反張志新冤案？
任：它對批倒“兩個凡是”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
6．建議大連建特區
朱：前幾個月我聽雷宇說，1980年，您在大連跟華國鋒爭過一次？
任：是。爭什麼呢？我當時提出大連應當辦特區，當時中央要在深圳、珠海搞特區嘛，我向華國鋒建議，大連也應辦一個特區。
朱：他沒有同意？
任：他沒有明確表示。我們就充分地說了很多理由，說香港那麼一塊彈丸之地，現在搞得那麼現代化，大連是有各種有利條件，如果搞特區的話，一定發展很快。華國鋒最後心動了。他前兩年（1996年）到廣東來，他還和我又說起這事。他說：你那時候講得那麼生動，我回到北京後，要谷牧到遼寧了解情況。谷牧是管特區的嘛。
朱：谷牧是什麼態度？
任：谷牧到了遼寧以後，就說還不到火候。說中央只同意在深圳那些地區先搞，現在不能搞那麼多。那時候搞特區，中央意見都不一致啊！
朱：阻力在哪裡？
任：一直到1981年中央開會，有幾個人寫信給陳雲，提出：“抑需求，緩改革，重調整，捨發展”，陳雲很欣賞這12個字。那時候小平同志還沒有講“發展是硬道理”呢！同時陳雲還在這次中央會上提出：特區只能搞那幾個地方，就是指的廣東、福建。
朱：那上海不能搞特區就與此有關？
任：當時認為，江浙一帶是沿海，是帝國主義的熟門熟路，上海當然不能搞嘍。直到1992年“南巡講話”，鄧小平說，那時候上海沒有搞特區是個失誤。
7．平反“廣東地方主義”
朱：任老，您來廣東之後，“廣東地方主義”冤案也很快平反了。算不算是您主持的？
任：是省委提出的，因為到“時候”了。
朱：那您覺得指責“廣東有地方主義”這種現象，還有沒有可能再出現呢？
任：那倒很難說了，但不應該再出現了。有的人愛說“廣東人有排外思想”。
朱：您來廣東20年了，有沒有感覺廣東人有排外思想？
任：我認為，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廣東人沒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籠統地說是“地方主義”。比如海南島，過去歸廣東省嘛，海南島有個五公祠，五公祠裡的“五公”都不是廣東人，但是當地人給這“五公”修了廟。後來雷宇到海南工作以後，海南島的人明知雷宇犯有錯誤，仍主要念記他的政績，說雷宇也應當修廟，搞個六公祠。雷宇也不是廣東人。
我的感覺是，地方情懷，每個省份都有一點，比如說在遼寧，遼寧有遼西、遼東、遼南，也有什麼地方的幹部多了少了的議論，都是這樣的。廣東也有，比如說，廣州說潮州人提拔得多了，為什麼省裡的領導盡是潮州人，說有潮州幫。但是潮州人又說，佛山盡出省長。因為有好幾個副省長都是從佛山提拔上來的。
再比如我，我沒有感覺到廣東人排擠我，沒有這個感覺。但是我剛來的時候，我聽到個別人有這樣一句話：怎麼廣東都不出一個第一書記呢？有這種說法，因為以前廣東的第一書記盡是外省來的。你可以說這種思想不大開放，但不能把這種情緒提高到什麼“地方主義”。我認為地方情緒可能有的，但把它稱為一種主義就不大對了。這個“主義”一詞在中國用得最多，中國這個主義那個主義，但是我曾查了一下1979年版的《辭海》，沒有“主義”這個詞，但是台灣的《辭海》裡頭有。我們近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裡也有。
朱：有些事很怪，用得最多的詞，反而沒有明確的解釋。不過，1999年版的新《辭海》，新增添了“主義”一詞。
任：直到1999年才把用了好幾十年的“主義”這個詞，增入《辭海》，未免太晚了！但還算好，沒有拖到21世紀。
8．關於“海南汽車事件真相”
朱：任老，您這一生難忘的故事有些什麼事情？
任：凡是國家大事我都忘不了。
朱：雷宇當年那個“海南汽車事件”，您現在回過頭來看，有什麼遺憾？
任：我告訴你，當時海南出了這個毛病啊，不能說沒有錯誤，錯誤還是很嚴重的。但是他們那個進口汽車從海南向內地轉賣，是有根據的：當時全國工商總局有一個規定，在6條裡有一條是允許的。他們接到這個通知以後，在區黨委會上都說是大喜事，很高興，主要是這麼引起的。如果工商總局沒有這個6條，海南的錯誤肯定沒有那麼大。工商總局那6條，當時我們的省政府有人專門核實過，一位副省長跟工商總局領導打過電話，當時電話裡答覆是，“那不是我一個人定的，那是我們黨組共同討論的”。但是這件事，在《人民日報》那篇《海南島汽車事件真相大白》報導裡隻字不提，這是實事求是嗎？我認為“海南汽車事件真相”並沒有完全“大白”啊！
其實，改革這麼多年了，要做到“實事求是”四個字，還很難呀！
9．將蛇口“放生”
朱：任老，有人說您一生中的幾個重要貢獻，有一個就是對早期蛇口工業區的大力扶持。
任：那不能這麼說，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朱：袁庚說，他最感激您三件事，一件是“給蛇口放生”的那個“31號文件”，一件是您最終同意他不擔任深圳市長，留在蛇口；一件是讓清華學生周為民留在蛇口。
袁庚前幾天對我說：“1984年下達的廣東省政府31號文件，給了蛇口4個具有政府權力的權力：任何進來投資的商人，蛇口自己可以批，批了之後，報上備案就行了；進人，幹部進戶口，蛇口可以批。還有地界問題也解決了。這個“31號文件”，是省委常委開會定的，會議是任仲夷同志主持的。當時谷牧副總理代表中央來參加。就是這個“31號文件”，解決了我跟樑湘的關係問題，也就是蛇口和深圳市的關係問題，使蛇口真正成為了特區，成為了‘改革試管’。”
任：開始我曾動員袁庚擔任深圳市市長。因為樑湘被我說服，到深圳當市委書記兼市長後，覺得一個人搞不過來，希望再找個能力強一點的，就想到了袁庚，可袁庚堅決不做，不當。他不做，堅決不做，後來我就同意了。
朱：所以袁庚一直非常感謝您。他說：“當時他們要我兼深圳市的市長，中央也討論同意了，但我有考慮，就到北京找組織部長宋任窮，我說我一去，蛇口就會垮的，我自己在那個地方，幹幾年就要下來了。宋任窮說，這個決定不是我們中央決定的，是省裡提議的，你還是回到省裡邊跟任仲夷談這個問題。我馬上坐飛機回到省委，正好任老在開會，知道我來了，在會休時間他還是出來見我了。我跟他講這個問題，他就與劉田夫省長商量。終於同意了我的意見。然後，中央就宣布，把我當深圳市長的決定解除了。否則，我後來在蛇口的一些‘試驗’就搞不成了。”
此外，您支持蛇口接收清華學生周為民，也叫袁庚至今難忘。
他說：“周為民是清華大學很有名的‘四五’英雄，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時，周為民就率領清華學生去紀念周總理，到後來‘四人幫’把他抓到青海去了。直到胡耀邦出來才給他平反。平反之後就到蛇口來了，我把他招到蛇口來了。到蛇口之後，周就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同學，說蛇口這裡有民主、自由，如何如何……說蛇口今後的前景怎麼怎麼樣。不料這封信落到公安局手上，因為周在1979年北京‘民主牆’寫過大字報，有過這樣一個不良記錄。所以周到了蛇口之後，又被抓住不放。但是，這個問題任仲夷一直另有看法。任仲夷一直支持為周為民平反，反對公安局抓周回去。後來，周為民終於在蛇口留下來了。這對蛇口吸引高級人才，堅持改革開放，起了很大作用。”
任：是啊，袁庚這人思想是很開放的。“深圳速度”，首先是來自“蛇口速度”；而後才有建國貿大廈的“深圳速度”。
袁庚同志是一位很有思想，政治上很強的老幹部，他很有能力，很有見解，他重事業而輕官職，在我們這個“學而優則仕”，“官本位”等封建思想傳統極深的社會裡，這種人是不多的。深圳牙科醫療中心的老院長黃銘楷，也是這樣一種重幹實事而不追求當官的人，省委組織部曾想讓他做省衛生廳長，他因熱心牙醫事業而婉言拒絕了。十幾年來，他為深圳和廣東的牙科醫療技術革新，對市場經濟中現代醫院的管理規章研究，都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10．以平常心迎千禧
朱：任老，新世紀、新千年的元旦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都在隆重準備，您準備怎麼過這個千禧年的元旦呢？
任：怎麼過？沒有這個計劃。我就在廣州，就近過了。
朱：您今年86歲，跨世紀了，也應該是一個很大的事情啊！
任：能跨就跨，不能跨就不跨，我從來不過生日的，但是我也不反對別人祝壽，習仲勛祝壽，我去參加了賀壽。
朱：任老，您現在常讀的書是什麼書啊？最近讀什麼書？
任：雜七雜八，最近讀《魯迅雜文》。
朱：難怪您的思想那麼有鋒芒。往年“兩會”，您雖然話不多，但都說得很實在，一語中的，百姓高興。
任：我是“套話、空話難免，錯話、違心的話少講，假話、大話切忌”。
朱：在政界高位，能不說假話，我就覺得特別不容易了。
任：有時候自己不想說假話，寫東西也不想寫假話，但是不知道是什麼作怪，非得讓人違心不可，難呀！說來說去，還是勇氣不足，膽量太小的原故。
11．“一目了然” ，“偏聽不偏信”
朱：任老，您每天晚上11時睡覺，早上5 點鐘起床，讀書是晚上讀還是白天讀啊？
任：白天，我的左眼睛已經不能看書了，是黃斑症，眼底血管一出血，它就影響視力了。我現在只能一隻右眼看，是“一目了然”。
朱：但我從外表還看不出來。
任：我最近右耳也背了，近來才發現的。現在只有左耳這一邊聽得清楚。所以我是眼睛“一目了然”，耳朵“偏聽不偏信”。還有我的膽早就沒有了，1983年割去了膽，1993年切除胃的五分之四。我過去胖啊，現在瘦了。85年的時候，我得過腦血栓，當時人也不會說話了。
朱：這頗有哲學意味：您耳辨“左”風，眼明“右”路，正好寬容多元，不偏不倚。人家說“千金難買老來瘦”啊！
任：那不能千篇一律的，對於我來說，“千金難買老來胖”，增加1斤都困難。
朱：您現在體重是多少？
任：100斤（50公斤），人家有時說我“越來越年輕了”，我說，不是越來越年輕，而是越來越“體輕”了。
朱：不算少，因為您身高不是很高嘛。
任：我過去比現在高，我過去比現在至少高三公分。
朱：您是在楊尚昆、習仲勛離任後來廣東接班當省委一書記的？
任：我來，他們兩個走。
朱：您後來交班是交給林若了。這種交班是由您個人推薦還是中央定的？
任：中央定的。
12．於光遠是“五不停”
朱：任老，聽說前兩天於光遠來拜訪您了？
任：他每年都來。文革以後，我在遼寧開始認識他。他去遼寧調查，我去北京開會，就認識了嘛。我到廣東，他每次來廣東多半來我這裡。
朱：於老現在文化界很受尊重，他老在想新問題。
任：於光遠很博學，他自己說，他是一個“不悔的馬克思主義者”。我自從認識他以後，覺得他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人，一年四季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工作和想問題。他因病住院動手術，躺在病床上，還用口述的辦法寫文章。他算得當代中國一個少有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之多、內容之深是罕見的。特別是他這麼多年來，一直站在反對偽科學的前列，與形形色色的偽科學進行了堅持不懈地鬥爭。每次他來廣東，我多半都能見到他。
朱：他比您小吧？
任：只小一歲。他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的，我是中國大學政治經濟系的，當年我們都在北平，但那時並不相識。“文革”以後，我認識了他。我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五不停”：“書不停讀，腦不停思，口不停說，筆不停寫，馬不停蹄。”
13．“活動”就是運動
朱：任老，您有什麼養生之道，能不能傳授點經驗？
任：我的經驗就是常活動，不斷地活動。人的生命在於運動，這是外國話；用中國話來講，就是活動活動，要想活就得動。人老了，就不能太動了，但是還必須常常活動。散步啊，生活自理都是活動嘛，澆澆花，剪剪枝，打掃打掃衛生，這不都是活動嘛，各種各樣的活動，要用各種各樣的姿勢。你看那些農村老太太、老頭，他們有什麼運動啊，他們打什麼太極拳、打什麼台球啊？還不是每天喂牛、餵豬、餵雞、養鴨、洗衣服、做飯啊，他們不是天天動啊？不動就不能活嘛，要活就得動嘛。我的運動就是“活動”，“活動”就是我的運動；我的“活動”包括看書、看報、寫信、寫字，人的腦子的思想活動也是一種很重要的運動。
朱：您每天的起居生活是什麼規律？
任：早上我5點鐘起床，就是不起，也在那躺著。晚上11多鐘睡。午間， 吃完午飯，躺一躺，一個來小時，白天晚上加在一塊，一天睡6個多鐘頭。
朱：早上做不做鍛煉呢？
任：我沒有定時，我只是不斷地活動，頭幾年早晨我還做做保健操啊，現在沒有定時，也沒有一定的什麼時間散步啊，什麼時間幹什麼啊，做什麼操啊，什麼打這個球、那個球，我現在跳舞、打球一概沒有了。我從不打高爾夫，在職時也不打。但我也不反對別人去打。我現在最支持打門球，我是全省的門球協會名譽主席，但是我並不打門球，也不打別的什麼球。我當門球協會主席，只表示我支持老同志運動。昨天我還參加了南海市組織的全市的門球比賽，給冠亞軍、頭幾名發獎。為什麼這個運動參加的人最多，很普遍？它花費不高，不像高爾夫，一般人打不起。
朱：您雖然不打高爾夫，但我看您身體真好。
任：要想長壽、長活，就得常活動，你不想活，就不要動了。
我跳舞、打台球很早，1946年、47年、48年在大連，那時我就會跳舞了，也會打台球了，但是到哈爾濱以後，我就不幹了，因為工作太忙了。我游泳是1961年冬天學的，那時，哈爾濱有一個室內游泳池，我練了一冬，第二年夏天，我就橫渡松花江了。
朱：是什麼原因促使您學游泳的呢？
任：毛主席有一次講話，他提倡游泳。文化大革命開始又停止了。退下來以後，我就練了幾年保健操，是在北京學的，做了有五、六年，以後又都不做了。後來就靠著這個“活動活動”，我不斷地動，家務勞動啊，生活自理呀，有時候掃掃地啊，擦擦地板啊，種種花啊，澆澆水啊，這就是我的運動。我的運動就是活動，沒有幾點鐘應該幹啥，幾點又該幹啥。當然，一個人如果每天能做一些正式的運動，如打球和打太極拳等，那就更好了。
14．我無權干預別人寫我
朱：任老，您寫的文章都出了集子嗎？
任：我寫文章極少極少。
朱：但是每逢什麼黨代會和人代會，經常報導您的開放新觀念，全國都有名啊！
任：那些發言啊、個別的談話啊，他們有的整理以後，人家要發表，我也不能一律拒絕，我只說你得如實，實事求是。他們讓我看，我就改幾個字，他們就拿去發了。
我不寫回憶錄，不寫自傳，不出文選。宣傳部跟我講，要我寫，很多人勸我寫，我還是沒有寫。不過，我自己不寫，但我也無權不讓別人寫我。人家要寫，人人都有著作出版的自由，你沒有權力干涉人嘛。
我覺得，我無權干涉別人寫我，但是我有權要求作者實事求是：既不要吹我，也不要隨便抹黑，更不要無中生有。王廉寫了一本《任仲夷評傳》，寫出初稿時，有很多地方對我評價太高了。說我是這個“家”，那個“家”。我說，我什麼“家”也夠不上。建議他把這些詞句都去掉。該書出版後，我還是感到對我未免過獎了。
朱：但是據我所知，確實很多老百姓對您很崇敬，很想念。
任：最近還有一個廣東作家，過去在部隊的，他寫了一部關於我的書，明年或許出來。這個人把我過去的講話摘了一些，要出書。我無權不讓人家出書。出版自由，言論、結社自由，我不能干涉。但是我有權力要求他如實地記述，要尊重歷史，不要誇大。
朱：任老，您這一生有許多獨到的思想和獨特的探索。我看了黃卓堅、潘東生1998年12月28日在《廣州日報》上介紹您的文章，您有幾個觀點給人印象至深：一個是1957年反右時，當時您在哈爾濱市任第一書記，您提前把中央要“由鼓勵鳴放轉為反擊右派”的中央文件“透風”，使全市副局級以上的幹部及時停止“鳴放”，沒有一個人劃為右派，保護了許多幹部，減少了哈爾濱“反右擴大化”災難。這是與您後來“自作主張”平反張志新一脈相承的獨立思考與探索。其次，您近年對許多人習以為常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一詞，提出了不同意見。您說，“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不是一個很科學的提法。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難道允許無產階級自由化嗎？”您關於“封建思想是改革開放的最大障礙”，更是一針見血，說出了當今深化改革的關鍵所在。
您這些獨到的思想，是怎麼來的呢？
任：這只是一些平常的想法和事情，我沒有什麼獨到的思想。
15．“是是非非”
朱：任老，我曾在報刊上看到您的一些題詞，您的落款常有一個“閑章”，刻著“是是非非”四個字。這個“閑章”是什麼意思呢？
任：這個“閑章”早在20年前就刻了。“是是非非”並不是說是非很多，難以分清的意思。第一個“是”字和第一個“非”字，都是動詞。我對這個詞的理解是，凡是正確的就肯定，凡是錯誤的就否定，也就是實事求是的意思。
朱：噢，原來任老這個“閑章”是變名詞為動詞，別有深意。
任：這並非我的發明。“是是非非”這個詞語出《荀子•修身》，版權屬於戰國時的思想家荀況（孫卿）。原文是“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意思說，君子應“是所當是，非所當非”，善於識別是非，敢於堅持是是非非，把對的當對的，錯的當錯的。《荀子簡注》和《古今漢語成語詞典》都對這個詞有解釋。雖然《現代漢語詞典》裡只有“是非”這個詞，但是我很欣賞古人荀子的“是是、非非”。先秦諸子百家哲學中有些詞，在2000年後的今天依然是極傳神的。
朱：是什麼具體原因，使您在打倒“四人幫”後用這個充滿現代人文精神的古詞做“閑章”？“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這個“閑章”不閑呀！
任：因為我對“文化大革命”和“兩個凡是”（“兩個凡是”實際上是不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刻骨銘心之感。經過“文革”和“兩個凡是”，我深感“實事求是”對於改革開放的至關重要，中華民族的命運，實際上就系於這四個字。要堅持“實事求是”，必須要有些勇氣。要真正做到“是是非非”，必須敢於“實事求是”，有時甚至還要有大無畏的膽識才行啊！
朱：我們今天的年輕人要向任老學習，永遠不忘“文革”與“兩個凡是”之災，牢記“偽現代化”教訓，是民意所是，非百姓所非，真正把中華民族的實事求是精神發揚光大！
朱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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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1 月 2 日初稿，4日二稿，7日三稿
2003年12月3日加入第十稿15節。
──轉自《新世紀》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