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3日訊】在經過了畝産萬斤的瘋狂後，好像人們的思維都不正常了，好像真相信共產黨能變魔術一樣變出糧食來。
58、59年那時，農村按上面要求，家家爐竈都不許開火，有的地方要求把爐竈拆了，說農村要像工廠一樣，過集體生活，吃食堂，一家一戶是小農經濟。
我們家那個村，農民家的房子都是一排排連起來的，也就是，我家的東牆，就是東面鄰居的西牆，拆了一面牆，兩家就通了。
農村辦食堂的那陣子，從我家起，連拆了三家的牆，把三家人家都打通了，砌起了一個有五、六竈眼的大竈台，大約有10米長，這個竈台就砌在我家房子裏，其餘兩家擺了些桌子、板凳，算做吃飯的地方。幾個鄰居大娘做炊事員，公社食堂就辦起來了。
開始的時候，食堂挺熱鬧。農民祖祖輩輩過的是一家一戶封閉的生活，現在全村的大人、小孩都在一起吃飯，熙熙攘攘，大呼小叫。廣播天天喊“放開肚子吃飯，鼓足幹勁生産。”廣播喇叭就裝在我家門口，食堂一天做好幾次飯，除一天三頓外，上午、下午還加一頓點心。那時候，農民好開心，覺得社會主義原來這樣好，從此吃飯不用愁了。
58年，我讀初中的時候，學校組織我們去一個離家較遠的農村幫收割稻子，不僅白天幹，夜裏就著月光還要去割稻子，記得我的一個女同學還讓鐮刀割破了小腿。我們在田裏幹活，農民伯伯就一天幾次給我們送飯，勸我們多多地吃，說，我們再也不擔心餓肚子了，社會主義就要來了。
然而好景不長，維持時間好像很短，把個月，饑餓的恐慌就降臨了。
很快食堂的幾個大鍋，煮的不是米飯而是煮的都是水了，裏面放一小把米，水開了，把調好水的麵粉或者米粉倒下去，一攪，變成一鍋面（米）糊糊。開飯時，一勺一勺打給大家。所以，在食堂開飯時，可以聽到一片稀裏嘩啦的喝湯聲，鍋底那點飯粒子早在開飯前已經不見影子了。
那時我每天早晨要走8裏地去上初中，帶上中午飯，說飯，也大都是粗糧加鹹菜。現在想起來感到慚愧的是，我每天離家都要穿過食堂，因爲我的伯娘在食堂，有時會叫住我，在我媽媽準備好的飯盒裏給我加點大鍋裏的飯粒。
最苦的日子，我記得是61年。我爸原來有工作，因爲老是生病，只好退職了，拿了三個月的工資回到了鄉下，正逢上這個“困難時期”。三個月工資，百來塊錢，當時國家實行“三高”政策，哪三高記不得了，反正那時商店裏空空如也，但有錢人可以以很高的價格買到食品，窮人只好餓肚子。所以我爸那三個月工資就買了三擔地瓜（番薯），很快就吃完了。
我們家裏人一直說，在困難時期，是我救了他們的命，沒有我的30斤黴麵粉，他們就活不過那個夏天。
那時候，我倒沒有餓肚子，因爲我住在學校，一天一斤糧還是保證的，只是飯裏摻了地瓜幹之類的。那個年代，越沒有吃，人還越能吃。不論男生，還是女生，每天一斤糧都能吃下去，我們學校是這樣分配的：早飯、晚飯4兩，稀飯；中午半斤（16兩制），乾飯。飯放在一個大桶裏，一個班級一桶，開飯時，大家排著隊，有兩個人負責給大家打飯（輪流值日），一人一勺。如果打完還有剩下，那也決不是隨便加給哪個的，值日的就會按一個本子上的名單，加一勺，下次剩了，接著名單加下去。沒有哪個人能多吃一點，也沒有哪個人願意放棄加一勺的機會。饑餓面前的絕對平均主義真是無與倫比。
61年夏天放暑假，學校給學生髮30斤全國糧票，這就成了我們家的救命恩人。那時地方糧票已經買不到糧了，全國糧票還可以。
我回家後，家裏一聽說我有30斤全國糧票，全家人高興極了，第二天就去公社糧站買糧。買回來的是什麽糧啊，是發了黴的、已經成淺黃褐色的麵粉，一股刺鼻的黴味，可依舊沒有減弱全家人高興的心情，畢竟是糧食啊，全家人已經好久沒見到糧食了。
這個暑假，我能做的就是和我嫂子出去采樹葉，經常要走很遠很遠的路，因爲能吃的樹葉，附近都採光了，也不是所有的樹葉都能吃，把采回來的樹葉和著那個黴麵粉，做餅吃，大部分是樹葉，和一點點黴麵粉，也不放油，沒有油可放。
我記得最可以吃的樹葉叫油樹葉（不知道是不是學名），揉一揉，有一點粘粘的水出來，和在餅子裏，沒有那麽幹，好上口一些。
我們家就是憑著它，度過了61年夏天那個最困難的日子，後來到秋天了，地裏的稻子成熟了，饑荒就稍爲緩解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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