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8日訊】舉世關注的云南大學四年級學生馬加爵殺人案以嫌疑犯被捕告一段落，從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媒體無不歡欣鼓舞，當善良的人們贊美威武勇猛、破案神速的公安時，當人們把目光投射到舉報者得到的25万元賞金時，可能根本不會對馬加爵案作更深一層的探究，不會在意這樣的惡性案件到底是怎樣發生的。馬加爵瘋狂地殘殺自己的四名同學，在極為理智的情況下，作案手段冷靜、一點也不緊張，事后也沒有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恥、感到痛心疾首。馬加爵殺人案固然是個刑事案件，在表面上看起碼是這樣，但它所暴露出的隱含在大學教育中的深層次問題，無可爭議地證明我們現行的大學教育制度，乃至整個教育制度都失敗了，而且在可以預見的短期內看不到可扭轉的趨勢。
馬加爵殺人案暴露出我們的大學教育在重視知識傳授、技能訓練、考試成績的同時，往往只重視掌握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注意學生的政治思想動向，有沒有偏离“四項基本原則”、“三個代表”的航道，在此之外，學生的心理壓力、生活狀態、平時的舉止等都不會引起什么重視，更不會得到關心。据說有些學校設立了心理咨詢之類的机构，隸屬于學生會、團委下面，但那只是個別學生感到自己的心理有了問題，事后去咨詢的地方，是一种補救，而不是預防机制，何況有些人根本就不會去。盡管假如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假如平時學校、老師能給馬加爵這樣的學生多一點關心、愛護。報道說他上大學后只回家過過一個中國新年，大二起就不要家里的錢，假期都留下來打工，記者采訪他父親時得知，馬加爵給父母最后一個電話是在中國新年過后，他騙父母說班主任對他很好，請他到家里一起吃團圓飯。從這個善意的謊言中，我們不難看出殺人不眨眼的馬加爵也是渴望關愛、渴望溫暖的，實際上卻沒有得到。面對馬加爵和被他殺害的四個青年學生，學校、師長都無法推卸自己應負的一份責任，當然首先要反省的還是偏离了人性軌道的大學教育制度。
如果說只重視書本學習和政治思想工作忽略公民教育、人的教育是工具主義泛濫的因，那么類似馬加爵殺人這樣的惡性案件的發生則是果，浙江大學也曾發生過一個大學生殺害同學的案件，馬加爵并不是完全的特例。老實說，大學不是什么職業訓練所，首先是教人做人的，不是叫人做工具的。人性的、人文的因子如何能在每一個學子心中發芽、成長、扎根，取決于教育的導向，大學校園的精神氛圍，包括學校、老師對學生的關怀，而不是停留在冷冰冰的金錢以及學歷、學位關系上。正如有媒體說到的，馬加爵殺人是獸性戰胜了人性。如何才能以人性克制獸性，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就需要對大學教育的工具主義傾向進行調整，否則還會有漸在的李加爵、張加爵。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在談到教育問題時，一再重申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養人而不是有用的机器或工具，多次指出：“學校的目標應當是培養有獨立行動和獨立思考的個人”，“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大學或許教給了馬加爵就業的技能、某些專業的知識，但在工具主義之下的專業教育中，他不可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他的“失足”為大學教育的工具主義敲響了警鐘。
大紀元首發 轉載請注明大紀元。(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