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傅国涌﹕马加爵敲响的警钟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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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8日讯】举世关注的云南大学四年级学生马加爵杀人案以嫌疑犯被捕告一段落,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媒体无不欢欣鼓舞,当善良的人们赞美威武勇猛、破案神速的公安时,当人们把目光投射到举报者得到的25万元赏金时,可能根本不会对马加爵案作更深一层的探究,不会在意这样的恶性案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马加爵疯狂地残杀自己的四名同学,在极为理智的情况下,作案手段冷静、一点也不紧张,事后也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感到痛心疾首。马加爵杀人案固然是个刑事案件,在表面上看起码是这样,但它所暴露出的隐含在大学教育中的深层次问题,无可争议地证明我们现行的大学教育制度,乃至整个教育制度都失败了,而且在可以预见的短期内看不到可扭转的趋势。

马加爵杀人案暴露出我们的大学教育在重视知识传授、技能训练、考试成绩的同时,往往只重视掌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注意学生的政治思想动向,有没有偏离“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的航道,在此之外,学生的心理压力、生活状态、平时的举止等都不会引起什么重视,更不会得到关心。据说有些学校设立了心理咨询之类的机构,隶属于学生会、团委下面,但那只是个别学生感到自己的心理有了问题,事后去咨询的地方,是一种补救,而不是预防机制,何况有些人根本就不会去。尽管假如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假如平时学校、老师能给马加爵这样的学生多一点关心、爱护。报道说他上大学后只回家过过一个中国新年,大二起就不要家里的钱,假期都留下来打工,记者采访他父亲时得知,马加爵给父母最后一个电话是在中国新年过后,他骗父母说班主任对他很好,请他到家里一起吃团圆饭。从这个善意的谎言中,我们不难看出杀人不眨眼的马加爵也是渴望关爱、渴望温暖的,实际上却没有得到。面对马加爵和被他杀害的四个青年学生,学校、师长都无法推卸自己应负的一份责任,当然首先要反省的还是偏离了人性轨道的大学教育制度。

如果说只重视书本学习和政治思想工作忽略公民教育、人的教育是工具主义泛滥的因,那么类似马加爵杀人这样的恶性案件的发生则是果,浙江大学也曾发生过一个大学生杀害同学的案件,马加爵并不是完全的特例。老实说,大学不是什么职业训练所,首先是教人做人的,不是叫人做工具的。人性的、人文的因子如何能在每一个学子心中发芽、成长、扎根,取决于教育的导向,大学校园的精神氛围,包括学校、老师对学生的关怀,而不是停留在冷冰冰的金钱以及学历、学位关系上。正如有媒体说到的,马加爵杀人是兽性战胜了人性。如何才能以人性克制兽性,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需要对大学教育的工具主义倾向进行调整,否则还会有渐在的李加爵、张加爵。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一再重申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而不是有用的机器或工具,多次指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大学或许教给了马加爵就业的技能、某些专业的知识,但在工具主义之下的专业教育中,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的“失足”为大学教育的工具主义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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