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7日訊】中國正處在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時期，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人法轉向法治、從蘇聯模式轉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向現代都市社會，等等，都從不同角度揭示社會轉型的深刻內涵。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不是要不要社會轉型，而是如何降低社會轉型的痛苦指數。
指數，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指某一經濟現象在某時期內的數值和同一現象在另一個作爲比較標準的時期內的數值的比數，它表明經濟現象變動的程度，此外，說明地區差異或計劃完成情況的比數也叫指數。筆者借用此詞來說明在社會轉型時期民衆尤其是弱勢階層在基本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時的痛苦程度。
社會的急劇轉型，衝擊著人們傳統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也瓦解著不適應社會發展的舊體制。在新舊體制磨合過程中，社會存著比較突出的秩序失范現象，正義不張、道德滑坡、法制失效和精神失落迅速蔓延。這種遊戲規則缺失和道德約束失靈的轉型環境，造就了新的社會強者和弱者。強者並不一定是能力較強的人通過合法途徑取得強勢地位，弱者也並非個人能力不足而位於弱勢位置。既使如此，作爲政府，在整合社會秩序時，必須限制強勢集團的掠奪行爲，相應地改善弱勢階層的生存境況，否則，必然激起社會矛盾，引發社會動蕩。當前，降低社會痛苦指數，保障弱勢階層的基本權利，顯得尤爲緊迫和重要。痛苦指數應該有一個量化的具體指標，不過這個任務就留給擅長數學的計量經濟學家去核算。我的基本判斷是，承受社會轉型主要成本的弱勢階層的痛苦程度最大。這些弱勢階層主要是農民、進城農民工和城鎮下崗職工。上個世紀80年代流行一句有名的順口溜：”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這是民衆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對社會不滿的生動反映。進入90年代以來，一方面是國家經濟發展指標不斷增長，另一方面，身處弱勢地位的民衆的痛苦指數也在增長。這就暗示著”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痛苦指數可以分爲絕對痛苦指數和相對痛苦指數。絕對痛苦指數是指民衆尤其是弱勢階層的基本生存權利受到嚴重侵害而又得不到社會有效救濟時的痛苦程度；相對痛苦指數是指民衆尤其是弱勢階層在與強勢集團生活的對比中感到自身痛苦的程度。社會不滿情緒實質上也是一種痛苦的外化宣泄。
在當前，弱勢階層的痛苦指數主要體現在絕對痛苦指數上。具體說，有這麽幾種類型：一是人身權利遭到嚴重侵犯而痛苦。在農村，基層幹部在催繳農民稅費和計劃生育工作中，任意毆打、捆綁、關押農民，甚至逼迫農民自殺或乾脆將農民毆打致死。這種基層行政暴力化傾向，不僅使”公民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的憲法保障化爲烏有，而且大大消除了農民對幸福生活的信念，痛苦之情油然而生。二是高昂學費和高昂醫療費威逼而痛苦。在一些”不講道德的經濟學家”的鼓吹下，教育和衛生醫療迅速走向”産業化”之路，致使教育(不只是義務教育還是非義務教育)收費和衛生醫療收費高得出奇，就連城鎮工薪階層也對教育和醫療的高收費望而生畏，至於僅靠種田謀生的農民和下崗職工怎能不在學校和醫院門前痛苦流涕。筆者在調查中每每看到這種農民失聲痛哭的場面，也禁不住含淚同悲。三是遭遇城市恐怖而痛苦。城市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本應該是文明的象徵。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民進城充分體現了農民對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但在中國特殊的社會轉型時期，各大城市普通展示出排斥外來工、農民工的”恐怖面容”。比如實行了21年之久的城市收容遣送制度對廣大外來工和農民工來說，就無異于一項最大的”恐怖制度”。筆者親眼看到一些農民工訴說自己被收容和怕被收容時令人不寒而粟的情景。孫志剛就是以自己鮮活的生命葬送在廣州這個經濟繁榮城市的收容遣送制度之下的又一個冤魂。有的農村姑娘抱著對城市的夢幻般的憧憬來到城市，卻在城市遭到了慘無人道的強姦和欺淩，給其留下了終身的悔恨和痛苦，有的甚至在城市付出了年輕的生命。
人生活在社會中，不僅僅是單純追逐財富的”經濟人”，人還有自由、安全、情感等非物質的強烈需求。在社會轉型時期，降低民衆尤其是弱勢階層的痛苦指數，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歷史意義。而降低社會痛苦指數的關鍵就是要切實保障弱勢階層的基本人權和自由。這就是執政黨在這次修憲建議中提出的”國家要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爲經濟學家，盡可爲增進社會財富絞盡腦汁，但作爲國家，不僅需要經濟學家大顯身手，也需要法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等等人文社會科學家獻計獻策。只有這樣，人們在享受財富的同時，也能享受自由、安全和幸福；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
作者單位：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法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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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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