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4日訊】香港和大陸之間有關政制改革的爭論，會不會因爲日前全國人大的釋法和中央官員直接面對香港各派力量的較爲“軟性”的訴求，而出現轉捩點呢？這個問題可能沒有簡單的答案。
在香港民主化的問題上，大陸和香港雙方日後如何互動還有待觀察。儘管事情還沒有完結，但無論對大陸還是香港來說，都可以從這個過程中學到很多東西了。
這場爭論是香港民主派開始的。爭論一開始，大陸方面不知道如何應付。有關方面已經公開承認，九七回歸後，大陸有關方面忽視了對香港問題的研究，因此也就沒有預見到香港中產階級的民主要求會突然轉變成爲社會運動。
由於缺少準備，大陸方面就用習慣的方法，“大棒”和“帽子”一起來，在短短的時間內就把民主化問題的爭論高度政治化，一些本來應該用法律途徑可以解決的問題也訴諸於政治手段。另一方面，香港的民主人士也很自然盡其所能，動員香港民間的力量及其國際社會的力量想和大陸作一政治較量。
在兩邊官僚層對峙的情況下，大陸高層就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三月全國人大期間會見董建華時所表達的立場是個轉捩點。胡錦濤並沒有一棒子否定香港的政制改革爭論，相反，他希望香港人對此能有個理性的爭論。
儘管香港各界對全國人大釋法有不同的解讀，但可以看出，釋法是大陸高層想把政制改革爭論從高度政治化拉回到法制軌道的努力。
民主化出自地方利益
中央政府訴諸於釋法是爲了掌控香港政治發展的制高點。爭取自治和民主的香港民主人士因此感到不樂。但是，在“一國兩制”的體系下，大陸方面傾向於“一國”與加強中央權力，和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傾向於“兩制”和爭取更大的自治權利，一樣地符合政治邏輯。
中央政府擔心香港的民主化會脫離中央所期望的軌道，這並非沒有一點理性。美國前衆議院議長奧尼爾曾有名言，“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這是對民主政治邏輯的最好概括。
在民主政治下，所有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自地方民衆，而地方利益和民主化又是互相強化的。香港一旦民主化，必然對現有的中央和香港的關係發生深刻的影響。
臺灣本土化所産生的“獨立”運動對大陸很多官員的震驚是不小的。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化即使産生著重於香港利益的“離心”傾向，但和臺灣的“獨立”是兩件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情。不過，對大陸領導層來說，這種擔心和提防不可沒有。
很多大陸官員一直在抱怨一些香港人沒有“一國”的概念。大陸想通過釋法的途徑來主導香港民主化的進程。不過很顯然，釋法並非政制爭論過程的終結。
接下去的發展很重要。操作得好，釋法可以成爲一個好開端；但如果操作得不好，反而會促使香港民主化的激進化。
至少有兩個因素會對今後的發展産生很重要的影響。第一個因素就是在大陸向香港提供的“胡蘿蔔”中要有“民主”的調料，甚至在適當的時候，要把“民主”變成“胡蘿蔔”的主成分。
公平地說，回歸以後，中央政府一直在真心誠意地幫助香港解決各種問題。可惜的是，大陸把香港問題看成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把民主看成是異物。
香港的民主化是個必然的過程，這是沒有什麽可以爭論的。要加以理性討論的是民主化如何和平穩定地進行。如果沒有“民主”的調料，或者說釋法是爲了推遲民主化，那麽，香港的民主鬥爭勢必激進化。不管大陸喜歡與否，與大陸本身不同，在“兩制”構架下，香港人是有合理合法的空間來爭取民主政治的權利的。
換一種心態看街頭抗爭
這裏還有一個問題須要提出來。從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經驗來看，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及其民主政治的早期，街頭政治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大陸官員可能要換一種心態來看街頭抗爭，不要簡單地把任何街頭運動看成是香港“動亂”之源。要更多地從理解的角度，而非厭惡的態度來看待街頭抗爭。
第二個因素就是大陸與香港各派政治力量的互動方法。很顯然，大陸官員不能習慣於使用在大陸經常使用的政治方法。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法治社會，以後會是一個民主的社會。要學會如何和這樣一個社會打交道並不容易。
大陸領導層經常稱不同政治制度可以共存，這個道理也適用於香港。但如何共存，還是一個問題。大陸官員從前沒有經驗，現在情勢所迫，不得不學。否則，無論本意是如何的善良，也經常會導致意想不到的政治後果。
民主政治的本質是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妥協。就香港本身而言，它指的是香港各派政治力量的“均衡參與”。但在“一國兩制”的構架下，就多了更深一層的意義。
香港民主化的發展取決於大陸和香港兩種政治制度之間的妥協。在“一國兩制”下，大陸和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都可以找到各自的政治動員空間和方法。
在這樣的情況下，大陸方面和香港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溝通顯得更爲重要。對中央政府來說，傳統的統戰即“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並不可行。
如果說，民主是“均衡參與”，那麽對中央政府來說，也要對香港的政治力量實行“均衡接觸”、“均衡對話”的政策。只有這樣，香港的民主才有可能是一個和平而非衝突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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