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8日訊】原山西省長治市委書記呂日周曾是中國媒體2002年至2003年集體追捧的“地方政治改革明星”，其治理經驗一度被看作中國政治改革經驗，呂日周更被寫成中國現實生活中的“李向南”。至于其治下子民對其治績的評价，則以涵義不明的“有爭議”三字來概括。但就在4月23日，北京《新京報》登了一篇題為“弓中甫‘誣告陷害案’調查始末”，讓人從中看到了“威權統治”濫用權力的黑暗面。
弓中甫案起因是弓在2001年檢舉揭發長治市提拔干部時的一些弊端。在當今中國，類似弓中甫案的案由案情具有普遍性，不少地方均發生過或正在發生。在民主政治下，這种對權力的監督本是常見之事，但在威權統治下，監督權力者的命運往往取決于被監督的威權者一念之間。呂日周認為這是給他“治理”長治“抹黑”，于是弓中甫一家陷入滅頂之災。呂日周用的方法也非他獨創，只不過是中共前任總書記江澤民鼓勵的“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的國家誣陷方式，起訴時用的罪名一變再變，最終于 2002年3月13日，由長治市轄下的沁縣法院以貪污罪一審判處弓中甫有期徒刑1年零6 個月。其家人也因此蒙受了各种不測之險，至今含冤莫白。
嚴格說來，在中國官場中，呂日周算得上一位好官員。弓中甫‘誣告陷害案’之所以發生，并非呂日周個人性格使然，而是威權政治的必然結局。筆者認為，呂日周現象應該給目前正在為威權統治辯護的中國理論界敲敲警鐘，因為就在這兩年，中國知識界已經開始默認威權政治理論的合法性，認可“中國國情所限，只能實行威權統治” 。譬如近兩年鋒頭頗健的康曉光，就提出“一個現實的出發點是，自由民主主義的合法性論說已經破產，而且施行于中國是否具有有效性無法預測”，因此中國應該實行一种“父愛主義”的現代仁政，這种“仁政”當然還是以“賢人治國”的“人治”為特點。此論一出，頗受海外中文媒體追捧，似乎中國舍此無他出路，中國對民主政治的百余年探索全屬枉費心思之舉。
在這种情況下，分析呂日周治理山西長治的經驗就特別富有現實意義。當年不少媒體均參与炒作呂日周現象，其中包括一些社會聲譽不錯的媒體，如《南方周末》与《中國青年報》。從那些報道中可以看到，按中國標准嚴格考察，呂日周也應該算得上“ 賢人”行列的能吏廉吏，其改革經驗，在“現代仁政”中也算得上可圈可點。如今不少想標榜政績的中國官員，其“治理”經驗与呂日周如出一轍（有些經驗甚至還無法為他人追摹），如呂為表明自己的民主之風，就某個政策的出台与治下子民對話；接待群眾來訪，為“人民”中的某一分子申冤；拆掉市政府圍牆，養花种草飼鴿，把戒備森嚴、令市民望而生畏的市府大院，變成一個24小時人人可以進出散步游樂的公園；制定了各种意在刷新吏治的口號和要求，比如“到基層≠深入基層”，“見群眾≠ 深入群眾”，“發現問題沒解決≠深入人心”，“舉一反三解決問題、使群眾滿意＝ ‘三深’（即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人心）”，還有“下基層的九條鐵紀律”，等等，凡奉行“賢人政治”的“現代仁政”能夠做到的，呂日周無不身體力行。然而就是如此一位“賢人仁政”的楷模，在制造弓中甫冤案時，用的手法還是讓人生畏，其中株連其家人可算是秉承中國封建專制遺澤，但利用法律程序“審案”，以及利用媒體操控輿論，杜撰民意，在政治迫害之余，更置弓中甫于名譽上的不利之境，則不僅秉“文革”之余緒，更體現了90年代以來威權政治的政治暴力“創新”。仔細閱讀此案始末，只能讓人得出一條在80年代早就被反复論證的民主政治优于專制政治的簡單原理：權力如果不受限制，即使是賢人治政，也會導致對權力的濫用，因此必須把國家看作“必要的惡”，并將國家的權利或影響限定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
正如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談到的，“民本主義”也好，“仁政”（即使是前面冠上“ 現代”兩字）也好，其精神与專制政治一脈相承，哪怕為這种專制政治包裹上“威權政治”，“現代仁政”，也不能改變二者之間這种精神繼承關系。支持現代仁政者，最好想想秦代商鞅之下場。“現代仁政”下，呂日周可以誣陷弓中甫，上海市政府可以誣陷鄭恩寵，就表明威權政治可以任意濫用權力。沒有誰敢大言炎炎地保證哪一天這類國家誣陷不會落到自己頭上，因為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個奴隸，就不能肯定自己能夠免于被奴役的命運，因為這一奴隸制度還存在。
無論怎樣，“現代仁政理論”与承認“中國國情只能适用威權政治”等論述，都表明中國思想界不是在進步，而是正在退化為侏儒。如此“深層思考”，并非中國之福。
寫于2004年5月2日
(轉載自《華夏電子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