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生:懷念小凱

張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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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7日訊】7月7日一早,我在北京給小凱家裏打電話。小娟告訴我,小凱在墨爾本時間7點49分病逝。雖然對此已有心理準備,但我仍然無法接受這一現實,忍不住悲從中來,失聲慟哭。從二十歲陷入十年牢獄之災到去世,小凱一生歷經坎坷,在短短二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學體系,成為蜚聲世界的經濟學大家。但是,他的生命也因此而耗盡。正值55歲的壯年,小凱生命的音符噶然而止。作為一代學術宗師和思想家,小凱是我精神的導師。現在斯人已逝,無盡的傷痛頓然襲來。當天晚上,我們在家裏點燃蠟燭,用燭光和淚水,悼念小凱在天之靈。

                  一

我和小凱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我們合作完成《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一書之後的事情。而在此之前,我們兩人並未曾謀面,一直都只是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往來。我對小凱最初的瞭解是通過讀他的書。他的新興古典經濟學體系大氣磅礴,我一接觸便為之著迷。於是,我給他發郵件談我對他經濟學思想的理解。當時他正在哈佛大學專心撰寫後來引起巨大反響的英文版《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兩本教科書。他給我推薦閱讀書目,還給我傳來他自己的英文讀書筆記。此後,我們開始通過電子郵件頻繁地交流。我對經濟學理解的加深,則主要是在讀了他的書並得到他的指點後的事情。他站在經濟學的高處,告訴我什麽是最快的路。後來,我們開始合作完成那本書,其實主要是將他精深的思想用通俗的語言表述出來,我在這本書中並無創造性的貢獻。在他1999年底從哈佛大學到北京大學進行短期教學時,我們在北大校園第一次相見。此時該書的書稿已經完成。2001年,小凱、有光和鶴淩一起幫助我申請了莫納什大學一個為期兩年的博士後職位,我得以和他經常朝夕相處。

2001年9月24日,小凱被確診肺癌。而在此之前,小凱身體看不出半點異常。當時小凱下班後常同我打網球,然後我們在旁邊的綠菌場上散步,同時一起討論問題。我們的幾篇論文,包括那篇後來在國內引起廣泛爭議的討論比較優勢國際貿易理論的論文,就主要是球場討論的結果。從小凱打球的情況看,他的體力非常充沛。只是有一天,小凱回家後突感背部有一些疼痛,周末和家人游泳時疼痛加劇。在小娟的催促下,小凱到校醫院去看醫生。大夫拍片發現肺部有陰影,但不能確定是何種原因,建議找專家進一步檢查。我們都開始擔心。小凱安慰我們,說可能是肺結核,因為他小時候得過肺結核。但是,專家進一步檢查的結果排除了肺結核。小凱的肺部有腫瘤,需要進行手術。小凱一開始對自己突患重症無法接受。有一天,小娟陪著小凱做檢查,回家時從學校取了小凱的信件。我和小娟一起走向停車場,遠遠看見小凱一個人坐在車裏,怔怔地望著天空,眼神充滿了悲愴和無奈,看見我們後馬上又恢復了常態。這一幕讓我感到悲戚,成為我心中永遠的痛。

9月24日,小凱做了手術。肺部的腫瘤最終沒有切除,因為醫生看過後說切除會有危險,脖子上感染的一個淋巴結則被割掉。這樣,手術後小凱的喉管裏插著一根導管,發不出聲音講話。當時除了小娟,我和祉寧、定勝、鄧欣等人亦輪流看護小凱。最開始我們不能確知小凱真正得了癌症。第一個晚上,我在小凱的病房通宵守護。小凱只能通過寫字表達意思。晚上9點鍾,小娟回家照顧孩子。小凱拿起筆給我寫紙條,“永生,我的確有肺癌,即使喉頭不是癌,醫生也說要切除我的右肺。小娟不願講太多壞消息。”我聽了這個消息非常震驚。在此之前,我一直對小凱的病心存僥倖,希望不會是惡性腫瘤。由於是手術後的第一天,小凱痛得整夜不能入睡,而且還要不時地讓護士用吸管抽走喉管裏的積痰。護士每抽一次積痰,就會觸動小凱喉管的傷口,他就會痛苦地抽動。我不忍心,每次就抓住小凱的手,希望能幫助他減輕痛苦。儘管他整夜都很難受,卻仍不忘記寫字關心我,“你可以到房間外面看看書,抽屜裏有很多雜誌”(英文)。那一個晚上我坐在椅子上整夜沒有合眼。看著小凱的樣子,我很難受。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小凱一生經歷坎坷無數,十年牢獄之災亦未能摧毀他的意志。正是靠著這種矢志不移的信念,小凱才終於成為一代學術宗師。這一次面對死亡,小凱仍然選擇勇敢面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小凱的第一反應是要戰勝它。而在他自己遭此厄運之際,心裏卻還想著我的研究,令我嗟歎。27號,進一步的化驗結果出來了。小凱寫紙條告訴我,“癌已擴散到右肺以外胸中的淋巴結。鶴淩和有光會幫你安排第二年的研究。出中文書的事我就都交給你了。”他通過寫紙條問護士,“我不能吃東西,怎麽存活?”(英文)。又寫道,“請告祉寧,想辦法找美國對這類癌症有試驗性藥物或療法的醫生或網址”。還讓我們問“中國是否有醫院願意治療,因為澳洲醫生認為動手術危險”。他通過這種特殊形式同我“交談”的一大疊紙條,一直被我珍藏。小凱一生多災多難,但每遇逆境則不屈,現在事業正如日中天,卻不想染此重症。

小凱得病後,大家都說,他是由於勞累過度。從1984年赴美國求學到1993年標誌著他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完整體系形成的著作《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的出版,小凱只用了短短9年的時間。小凱在這9年時間裏取得的成就,對於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來說畢其一生也求而不得。小凱就一直這樣在拼命。這種努力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但也過早地耗盡了他的生命。小娟告訴我,小凱從來只知道沒日沒夜地工作。從哈佛回來以後,家人和周圍的朋友都勸說小凱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拼命。小凱在哈佛完成的英文版《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給經濟學界帶來的影響可以用震驚來形容。因為在此之前,很多經濟學家還只是零星地看過小凱的文章,對小凱的學術貢獻還沒有全面的瞭解,而當他建立的學術體系完整地以教科書的面目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時候,任何人都不敢再漠視小凱的貢獻。也許是在這些工作完成之後,小凱覺得可以稍事喘息,於是開始注意做一些體育鍛煉,像打球、游泳和玩帆船之類。除了勞累過度以外,小凱此番得病,想必同他早期的牢獄生涯大有關係。十八、九歲的年紀應該正是身體最需要營養的時候,但小凱在監獄裏連吃飽飯都成問題,更不用說還要參加繁重的體力活。

                  二

小凱從一生病就堅定要戰勝癌症,奇迹後來的確在他身上發生了。在剛開始確診為晚期癌症時,醫生斷定小凱只有3個月左右的時間,但小凱的身體在出院後卻不斷地康復,以致於小凱後來見到手術醫生時,醫生看到他仍然活著感到非常驚奇。而我們,則一直對小凱的完全康復抱有希望。儘管我們不懂醫學,但知道很多事情醫學還不能解釋,知道很多人得了癌症又繼續活很多年的例子。小凱是一個具有超凡意志的人,一生都在不斷地創造奇迹。我們相信他這次也不例外。

在得了癌症以後,小凱希望大家將他當作正常人而不是病人看待。所以,我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一般不談他的病。只是在他每次到醫院檢查後,我們才問一下結果。而如果有好消息,小凱和小娟就會主動地打電話告訴我們。小凱得病後還堅持每周給學生上8節課的《數理經濟學》和《產業組織理論》。只是在第二年,學校給他特別安排了一年的休假,小凱才得以擺脫繁重的教學任務。除了上課外,就我所知,他在得病期間幹的工作不亞於一個正常人:籌建“莫納什大學遞增報酬與經濟組織研究中心”;組織編輯和撰寫英文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系列叢書;赴美國參加諾貝爾獎獲得者布坎南為他舉辦的超邊際分析研討會,並作主題講座;分別到復旦大學和湖南大學參加超邊際分析的學術會議並作主題講座;在莫納什組織一次國際會議,並作主題演講;父親病危和病逝時在一月之內兩次回中國(小凱父親至死不知道小凱已身患絕症。小凱比他父親僅晚1年離世。他父親壽高近90);接待哈佛大學馬斯金教授和明尼蘇達大學的本·奈(Ben-Ner)教授訪問莫納什;接待朱學勤教授、王則珂教授、張軍教授等人訪問莫納什;每天處理大量電子郵件;按原計劃輔導幾位博士生。此外,小凱這兩年發表的論文數量在系裏也居前列。這些工作,對於一個健康人尚且不易。2003年下半年,小凱還堅持要應邀到臺灣大學訪問數月,因身體不適終於被小娟阻止。他給我解釋過他堅持到臺灣大學去的原因之一是,他去可以給他在臺灣的弟子劉孟奇等人創造在臺灣大學講授超邊際分析的機會,而這對孟奇的事業有好處。

小凱手術出院後,戰勝癌症的信念非常堅定。他開始改變生活方式。每天早晚自己開車到附近的森林公園裏散步,中午也休息一小時。墨爾本環境優美,到處是森林和海岸。這種環境對於小凱的康復很有好處。他在森林和海岸邊散步,其實是快步行走。他憑藉頑強的毅力每次快步走1個多小時,一早一晚要花2到3小時。這樣,在森林和海岸邊走路的時間,就成了小凱工作和討論問題的時間。我們只要有時間,或者有問題要同他討論,就陪他去走路。在他生病期間,朱學勤、王則柯、張軍等人訪問莫納什時,我們都是這樣在森林裏邊走邊談。從他走路的樣子和發表見解時的滔滔不絕看,完全不像是一個身患絕症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凱、學勤先生和我們在Jells公園一邊走路一邊討論,談大西洋貿易為何對西班牙和英國產生不同的影響,談新教與天主教對憲政制度的影響,談光榮革命與英國的憲政制度,以及歐洲的多樣化與文明的發展。學勤先生還給小凱拍了一些錄相,說是太太也惦記著小凱的病,在錄相裏看到小凱就會放心。

除了這種生活方式的改變外,小凱還積極配合醫生治療。醫生一直給他用最好的化療藥物,他同時還相信從中國帶去的中藥。這樣,他的身體一直恢復得不錯。特別是,他2002年在上海做了一個手術,醫生通過注射零下100多度液態亞氦的方法來將他右肺的大腫瘤凍死。這是一種物理療法,不像常規手術那樣有危險。手術的效果非常好,右肺的腫瘤基本上被成功地抑制,並且逐漸變小,胸腔的積水也逐漸消失,化驗的各項指標也趨於正常。我們都相信奇迹已經發生。這對小凱是莫大的鼓舞。他對自己完全康復越來越有信心。小凱在得癌症的第二年過54歲生日,我們按照廣振的提議,給他送了一張1歲的生日賀卡,表示他身患絕症又重獲新生。小凱那天很高興。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由於病竈不斷縮小,胸腔的積水也全被吸收,小凱對自己完全康復充滿了信心。有一次,他召集鶴淩、廣振和我在他辦公室討論。他計劃我們今後要做的很多事情,而在談到這些很遠的計劃時,他都無一例外地將自己要在其中做什麽做了安排,完全不擔心他的生命還是否能堅持走到那一天。在談到他個人今後事業的發展時,他說現在斯坦福大學、哥侖比亞大學和他的母校普林斯頓大學都有意向他發出邀請,待自己完全康復後,他很可能會認真考慮接受美國的職位,因為美國畢竟是經濟學最重要的陣地,他的經濟學需要在那裏傳播和推廣。我們看到他對自己的身體完全康復如此自信都很欣慰。現在小凱走了,我想起當天的情形和他說過的話,心裏十分難受。他最終還是沒有如願地完全康復。

小凱最開始不能接受他得病的事實,覺得命運對他非常不公。慢慢地,尤其是在他歸皈基督後,他不再這麽認為。對於浩瀚的宇宙來說,人的力量和智慧實在太渺小。人還無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他離開這個世界,一定是有他的道理。而這個道理,我們人類的智慧還無法理解。小凱說,只要信上帝,就將自己完全交給上帝。所以,小凱對死亡的問題後來變得非常超脫。他對我說,人總是不能逃脫死亡。50年、70年抑或100年對人的生命來說長短懸殊,但在歷史的長河裏或上帝的眼中都只是一瞬,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雖然也許明天就會死去,但他很欣慰他生命中的情節非常精彩。是的,人類社會生生不息,被人記住的人,從來不是因為他們活在地球上時間的長短。永遠不滅的,是人的靈魂和思想。

                  三

小凱有半生在海外飄泊,在國內二十歲時就因一篇熱血文章“中國向何處去”而陷入十年牢獄之災,之後又歷經坎坷,然而他對中國這片生養他的土地的赤子之情,卻片刻不曾懈怠。我們每次談話,他差不多總要談到中國,流露出對大陸的人民和大陸一草一木的眷戀之情。而他對中國問題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則來自於他對中國體制弊端的切膚之痛。小凱生於“高幹”家庭,是中國革命早期的受益者,曾經對中國要建立的理想制度充滿禮贊,憧憬著中國能因此走向民主與富強。但後來的“文革”風暴和政治運動,卻讓他從天堂跌落到地獄。這種命運的大起大落,為他創造了深刻認識中國社會的難得機遇和獨特視角。他對中國問題發出的振聾發聵的聲音,正是來源於他在這種切膚之痛後的深省。沒有經歷過這種痛苦的人,則難以理解他思想的深邃。小凱說,自“五四”以來,中國人更多地倡導科學和民主,卻忽略了自由與共和,而建立起憲政規則和政府可信的承諾機制,限制政府機會主義行為和給予人民最大的自由,才是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根本。

在經歷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有了巨大的進步。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歷史巨變。人們對二十一世紀成為中國的世紀充滿了期待。但是,中國經濟表面繁榮的背後,由於深層體制弊端引發的各種矛盾也越來越尖銳。儘管市場力量已滲透到中國經濟的各個角落,但傳統計劃體制的力量並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在很多方面仍然頑固地發揮著實質性的作用。因權力缺乏制衡而導致的腐敗,正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毒瘤。對此,小凱充滿了焦慮。他認為很多問題的根源都在憲政規則,都在於人們失去信仰後心中沒有對上帝的敬畏。他引用諾斯的話說,決定經濟績效的是制度,制度的背後是意識形態和宗教。東亞國家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更多的是在簡單地模仿西方的技術和經濟制度,而忽略這些國家經濟制度背後的憲政規則。這種忽略會帶來短期的成功,但卻帶來長期的失敗,因為簡單複製的技術和經濟制度不具有創新能力。他提醒中國要警惕步入南美“壞資本主義”國家的後塵。在他堪稱傳世佳作的《百年中國經濟史》中,他仔細地梳理了中國憲政發展的歷史脈絡。他希望他的憲政思想能幫助中國走向富強,給中國人民帶來永久的福祉。

小凱病危之際仍在關注中國的憲政問題。2003年9月,他告訴我他的身體開始惡化,已經無力修改我們合作的一篇英文論文,並交待我處理他在中國著作的出版事宜。我從中國給他打電話,那時他已經很難下床行走,講話十分吃力。他用虛弱的聲音告訴我,說他現在講話很困難,但是想聽我給他講國內發生的事情,尤其是憲政問題。他對中國的一切都充滿了渴望。他此前曾專門向我要過吳敬璉先生的電話,要同他討論憲政問題。我告訴他一周前我陪吳先生見幾位日本經濟學家時,曾同吳先生談起他的憲政思想。小凱聽後忍不住要說話,但又發不出聲音。我心裏難受,叮囑他不要講話,也不要再多談這些問題,身體的恢復最為要緊。他用力擠出一些笑,告訴我不要擔心,他已將自己的身心完全託付給上帝,所以他現在心裏很平靜。小凱對中國憲政問題至死不渝的關注,完全出於愛中國的心。

由於小凱講話很困難,我之後沒有與他直接通過電話,只是間或給小娟去電,或向鶴淩瞭解小凱的病情。得到的消息是,小凱的情況越來越不好。但是,他仍然還要堅持每天工作一段時間。2004年1月13日,小凱給我發郵件,說他在網上看了何新關於重商主義的文章,很不同意,但已無力提筆,囑我參考他在《發展經濟學》和《百年中國經濟史》中的有關內容寫一篇文章,澄清重商主義、自由主義和中國傳統專制主義對於政府無限制的經濟權力問題上的區別,以我們兩人的名義或我自己的名義發表。我立即給他回信,說要做這件事情。更為高興的是,看到他寫信和我談工作,我判斷他的身體略有好轉。但是,他對他的身體狀況卻未置可否。實際上,他的情況一直在持續地變壞。但在他身體最糟糕的時候,他還在想著中國未來的出路。他對中國的愛發自內心。他將他的一本演講錄冠以《中國情與自由夢》的名字,正是他對中國一片赤子之情的真實寫照。今天的中國,需要有勇氣正視自己的問題,需要用大智慧來尋找光明。中國,你要為你的土地養育了小凱這樣的優秀兒女而自豪。

                  四

小凱的心中,有大愛。他有一次很認真地對我說,他要重寫反映他十年牢獄生涯的《牛鬼蛇神錄》(英文名為The Captive Spirits,《囚禁的靈魂》)。因為他在那部書裏,不自覺地充滿了恨。他認為這不好。上帝讓他寬恕、諒解並愛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曾善待他的人。耶穌說,“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淩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說,“赦免他們吧,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只有當愛像細雨一樣滋潤人的心田時,一切的仇恨才能化解。所以,當他面對不公時,首先是忍受;面對不同觀點的人時,他首先是愛他們的。社會的和解與進步,正需要這種寬恕和大愛。

他經常和我講起中國傳統社會的等級制。《新約》強調平等,每個人都能與上帝對話;而《舊約》則不同,人只有通過牧師才能與上帝交通。中國人喜歡將人分三六九等,上層社會的人看不起底層的百姓,這同中國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有關係,從後者中可以找到《舊約》的影子。有一次他在國內做報告,主持人出於奉迎介紹他的高幹家庭的背景,這讓他心裏生出反感。在小凱的心裏,人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尤其是在國外呆得越久,就越發對此感觸良多。在澳洲,一個保安很少會在面對一個教授或官員時感到低人一等。這種人格的平等,中國還差得太遠。

他強調人與人的平等,強調愛。他對中國底層的百姓,尤其是中國的農民,充滿了深深的同情。他說,城裏人要愛那些在城裏做事的民工,不要因為他們蓬頭垢面和沒有文化就鄙視他們。他寫文章呼籲通過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來加快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三農”問題。他出於愛中國農民的心,並用一個經濟學家的知識告訴人們,很多關於農村土地問題的觀點其實是似是而非的,並且恰好是導致農民和農村貧困的根源。只有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農民才能真正得自由,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才能有大發展。他有一次從國內回到澳洲後,幾次對我提起周其仁關於土地制度與中國農村基層民主建設關係的觀點很深刻。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物質上正快速追趕西方發達國家。人們逐漸擺脫貧困、超越小康。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吸引了全球淘金者的目光。世界主流媒體談起中國,也開始更多地將中國視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伴隨著經濟的進步,中國越來越變成一個巨大的名利場。人們自主或不自主地被捲入名利的旋渦,對金錢和權力的狂熱和向往超越了信仰和愛。於是,一些人開始呼喚人文關懷,呼籲經濟學家要講道德。小凱的心中,正有中國需要的這種大愛。

                  五

也許是命中注定,小凱一生難得有順境,包括他開創的學派也是如此。小凱很多具有原創性的論文最初都寄給像《美國經濟評論》(AER)和《政治經濟期刊》(JPE)這類最頂尖的刊物,但他的這些對編輯而言新穎而陌生的論文的命運就像他個人的命運一樣多舛。有時候,編輯不知將他的論文歸於哪一類文獻,有時候則將其交給他批評的理論的創立者和支持者進行評審。而有時候,匿名審稿人對他的論文有高度的評價,但編輯卻毫無理由地乾脆不予發表。主流經濟學的勢力過於強大,即使在看似公平的西方匿名審稿制度下,真正有原創性並對主流理論形成挑戰的論文也難以有出頭之日。對此,小凱深感無奈,但要在西方學術界立足,除了遵守既有的學術規則以外,別無捷徑可循。所以,他對我談起他尊重的張五常時,說他非常幸運,因為科斯等人瞭解他的思想,張五常的幾篇最具原創性的重要論文都是科斯直接向他約稿,並沒有經過現在這樣嚴格的匿名審稿程式,而小凱自己則沒有這種幸運。

在很多時候,小凱的論文只得轉投其他一流刊物。他跟我們說,他保留了他所有論文的匿名審稿報告,將來要將這些審稿報告結集出版。這些審稿報告,將是反映一個新學派如何艱難崛起的最好的歷史文獻。小凱有一次對我感歎,說超邊際分析如果是由一位白皮膚的美國人或猶太人開創的體系的話,其在主流經濟學的地位一定不是今天這個樣子,但由於華人在主流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社會的地位總體來看目前還比較低下,華人開創的經濟學體系也就難以被那些有自我優越感的西方人完全接受。小凱是一個埋頭研究的人,並不擅長推銷自己的學術成果。在2003年2月莫納什大學舉辦的超邊際分析研討會上,哈佛大學著名的馬斯金教授前來參加。在會議的結束晚宴上,莫納什大學校長為馬斯金教授頒發傑出客座教授聘書。黃有光教授宣佈中心成立和叢書出版事宜,在致辭時對小凱的學術成就大加讚揚。他用手指向天花板詼諧地說,小凱的智商在天上,但情商卻在地上。作為晚宴主角的小凱,只是安靜地坐在席位上不說多話。小凱的確不擅長推銷自己,儘管他談起他的學術可以口若懸河。他曾對我說,克魯格曼在經濟學上真正原創的東西並不突出,但他推銷自己或包裝別人學術成果的本領卻絕對一流。小凱如果有這種推銷自己的本領,則他的超邊際分析理論在主流經濟學中的學術地位一定要遠遠高於今天。

更不幸的是,在美國主流經濟學界幾位有影響力且本來能夠助小凱一臂之力的人,都像小凱一樣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美國經濟學會的會長羅森(Rosen)自稱是小凱忠實的擁躉,對小凱開創的經濟學體系推崇有加。他為推廣小凱的經濟學理論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幸的是,羅森於2001年在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位置上不幸離世,也屬於英年早逝。而在更早之前,財務奇才布萊克(Fisher Black)也是獨具慧眼,對小凱以超邊際分析發展的分工與專業化理論高度評介,稱小凱與有光合著的《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一書“才華橫溢”。但是,布萊克卻在1995年英年早逝,也像小凱一樣,享年僅有55歲。如果他再晚兩年去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就會非他莫屬,因為1997年諾貝爾獎頒發給了哈佛大學的默頓(Robert C.Merton)和斯坦福大學的斯科爾斯(Myron S.Scholes),而他們的成就可以用一個精煉的公式來概括,那就是有名的Black-Scholes。這個Black,正是布萊克。布萊克是著名的Goldman &Sachs的合夥人,被人稱為世界上最富有的經濟學家。小凱曾給我們講過他和布萊克的一段軼事。1995年,布萊克專門給小凱來過一封信,說要贈一筆鉅款來支援小凱從事的具有“遠大前途”的專業化與分工理論的研究。小凱覺得不能憑空接受布萊克的捐贈,於是去信婉拒。不久,傳來布萊克教授去世的消息。小凱這才知道,布萊克教授臨死之前希望用他的財富資助他認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研究。

作為一個全新經濟學體系的創始人,小凱自然成了很多人尤其是中國人心中最有可能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的華裔經濟學家。梁晶昨天跟我說起,有一次她邀請小凱來講座,給學生寫好了講座告示內容讓他們去張貼,但學生卻自行將小凱的頭銜改成了“中國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的確,小凱傑出的經濟學貢獻得到了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布坎南等人的大力推崇。布坎南稱小凱是“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學家之一”。匿名審稿人稱其著作為“蓋世傑作”。不論是否贊成小凱的學術觀點,只要真正瞭解小凱學術貢獻的人,都不會對小凱吝嗇這些稱譽。這些著名經濟學家也正在向世界極力推介小凱。布坎南有一次來信告訴小凱,又一位諾獎得主貝克爾也“上了我們的船”。儘管獲得諾貝爾獎是一件非常困難和不可預期的事情,但如果真有一天小凱獲得諾貝爾獎,也決不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但是現在,小凱走了,帶走了大家對於中國人獲諾獎的希望。如果能用諾獎換回小凱的生命,則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捨棄諾獎。我們只要小凱,因為小凱是唯一的。

                  六

小凱的離去,讓我精神上很孤獨。小凱在的時候,我只要遇到問題,就會去向他請教。他不在身邊,我就給他發郵件。小凱總是無一例外地能夠給我滿意的答案。小凱外表樸實,但思想卻深邃。思想深邃而又為人謙和,則乃真正大師風範。他身邊所有的人,都親切地叫他小凱。我回大陸後,不能再像在澳洲那樣可以隨時向他請教。在他身體惡化後,通過郵件也很難再有交流。現在,小凱則徹底地走了。小凱曾將他大量的英文讀書筆記給我閱讀,我每每見到他在筆記上注上“nonsense”(胡說八道)時,就會覺得大快人心。今天,中國正在發生著歷史的巨變,各種聲音都交織在一起,而其中一些聲音則是會讓中國誤入歧途的“nonsense”。小凱人已經走了,但一代思想巨擎的強音,卻仍然會回蕩在我們的上空,帶領我們尋找真理和光明。

小凱對於學生,不論是否認識,從來都是愛護有加。他將他的電子郵件位址公開。學生只要有疑問,都可以隨時向他請教。對於學生來信求教的郵件,他儘量自己親自回復。如果沒有精力,有時候也轉給我。今年3月的時候,小凱轉給我一個學生的信件,當時他的身體已經極度虛脫。我回復時沒有告訴這位學生,小凱是在生命垂危之際惦記著解答他的問題。在中國,有很多學生告訴我,他們得到過小凱的指導。小凱不一定記得這些學生,但這些學生都會永遠將小凱當作他們的導師。

小凱生病後,我們一方面期待奇迹發生,一方面也作好了最壞的打算。小凱是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的一面旗幟,如果小凱發生萬一,我們作為學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當是讓他設法給學術界留下更多的思想遺產。所以,我對他講,我們平時的談話都很隨意,現在我列下一些具體的題目,想同你作一些認真的談話。這些談話的內容要錄音,將來可以出版,以讓更多的人知道你的思想。他欣然應允。這樣,他生病後不久,我每周都同他有一次比較正式的錄音談話。談話有時候是在他的寓所,有時候則是在森林或海邊進行。他每次只能談大約半小時,講話太多,他的身體就有些承受不起。這一過程大約持續了幾個月。這些題目談完後,他的身體已恢復得相當不錯。我們就覺得他真的會完全康復。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在讀小凱的著作。迄今為止,他在中國出版了《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經濟學原理》、《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楊小凱經濟文集》下周將會付梓,而其他相關文集和演講錄則在重新編訂之中。除了這些中文作品外,小凱還同美國一家出版社簽訂了一個英文書籍的出版合同,在美國出版各種新興古典經濟學分支理論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這些英文著作的中文版本將會在中國同期出版。這些著作,將會使越來越多的學生和喜愛他作品的人受益。我在回國前,小凱還同我定下了《新政治經濟學》的寫作大綱,而我由於回國後又前往歐洲訪問數月,這本書的工作還沒有來得及進行。

                  七

小凱病逝之前的半年時間,是病魔對他身體摧殘最大的時候。我由於去年5月離開澳洲而沒有再見到小凱。鶴淩對我說,小凱最後已消瘦得不成樣子。我給小娟去電,說我在中國,因為簽證的原因,想去看小凱又不能。小娟說小凱這個樣子也不太願意見學生,他希望你們記住他以前的樣子。這些話聽起來讓人心酸。

小凱走了,留下太太小娟和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小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娟和這三個孩子。小娟是一個堅強而樂觀的人,一直與小凱患難與共。她在小凱出獄後到處受冷落的時候毅然地跟著小凱。幾年後命運將她和1歲的孩子帶到美國。在美國,為了生存和讀書,他們過著非常動蕩而艱難的日子。我和太太剛到澳洲的時候,遇到很多困難。小娟和小凱就一點一點地給我們講他們當初到美國的遭遇,講他們如何克服各種想像不到的困難。小凱給我們講他當初如何揣著僅有的20美元跌跌撞撞地來到美國,如何深夜給素不相識的華人學生打電話求救。小娟講她如何帶著1歲的孩子為了生存而費盡周折。他們這一家人生活的穩定和壓力的減緩,也只不過是在小凱1989年獲得莫納什的正式教職以後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全家人不斷地隨著小凱奔波於美國、澳洲、歐洲、香港和臺灣等地。這種奔波,有時候是小凱事業的需要,有時候則是為了生計。小娟是一個非常獨立而令人欽佩的女性。小凱在幾年前得到莫納什大學的講座教授前後,小娟才在小凱的勸說下放棄工作,全職在家照顧孩子。他們一家人,本來可以從此盡享天倫,但小凱卻突然撒手人寰。妻子失去丈夫,少年失去父親。這對他們家庭,無疑是巨大的悲傷。但是,生活總要繼續。

今年3月,在小凱病情惡化後,小凱和小娟抱著一線希望到美國參加加州大學醫學院的一種新的試驗治療。但是,小凱在美國沒有醫療保險,雖然試驗治療是免費的,但所有並發症的治療和在美國的開支都要自己負擔。於是,祉寧背著小凱向大家發起了一場募捐活動,大家都紛紛表示要捐款,希望通過這種形式來表達對小凱的幫助。但是,小凱知道後堅決不同意,讓我們立即停止這些活動,說他已經籌措了到美國治療的費用,說這個世界上還有比他更需要幫助的人。為了不違背他的意志,我們只得停止了捐款活動。後來我私下問小凱的妹妹楊暉,到美國的醫療費究竟是如何解決的。楊暉告訴我,小凱向銀行借了錢,計劃用稿費一點點地還。而我知道,學術著作的稿費是很有限的。小凱的作為,見證了他的品質,讓我們對他更生敬意。為了以防萬一,黃有光教授等人還是在澳洲成立了一個基金,以備不時之需。我們計劃,這個基金將來要用於兩個方面:一是用於小凱家人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二是將由小凱開創和他畢生鍾愛的事業發揚光大。這個基金將支援一批優秀的年輕學者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吸引最優秀的學生投身這一領域,以使這一領域的研究後繼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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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下午2點,小凱的葬禮在墨爾本Waverley路的Anglican教堂舉行。Anglican教堂是我熟悉的教堂,高高的十字架矗立在天空。在那裏,小凱和小娟曾一同受洗,歸皈主耶穌。現在,小凱的靈魂就要從那裏升起,撲向主耶穌的懷抱。我無法前往萬里之隔的Anglican教堂去為小凱送別。我知道,上帝的榮耀,會充滿他的國度!

□ 寄自北京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曾就學於楊小凱

──轉自《觀察》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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