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9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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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末我到紐約讀書，然后接眷，就業，至今已20年。和美國的小城与鄉村比較，紐約顯得擁擠，吵鬧，臟亂，人情冷漠甚至治安不靖，但同時又富于歷史文化气息和充滿活力。世界貿易中心的雙塔，和聯合國大廈与自由神象并列紐約地標，為觀光者所必到。
世界貿易中心原為政府房產，由紐約和新澤西政府港務局所有，鄰華爾街金融區，是含几座建筑物的一個小區。世貿中心1號和2號，即廣為人知的北塔和南塔，是兩座110層的辦公樓，于1970和1972年峻工，面積各為4,761,416平方英尺，樓頂隨風擺幅為10英尺，樓內辦公室容納5万人上班，登樓頂看紐約市容的游客每年達兩百万人。4號和5號是兩座9層辦公樓。此外還有商業零售設施和6個地下室，分成B1到B6共6層。連接紐約和鄰近的新澤西州的火車 PATH和紐約市地鐵在這里有站，每天過往乘客15万人。
1990年代以來，世界恐怖組織針對西歐和美國的活動逐步升級，紐約作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和美國東岸最大都市，理所當然地成為首選目標。1993年初，恐怖組織初試鋒芒，在世貿中心地下室引爆炸藥，造成傷亡和破坏。北塔和南塔因此分別關閉6周和4周，經濟損失估計為3億3千万美元，保險公司出巨款理賠。紐約市人心惶惶了几個月后才恢复正常。政府的情報治安部門調查之后捕獲數名嫌犯，在离世貿中心半（英）里之遙，緊鄰唐人街的聯邦法院審理定罪。聯邦法院區從此保安大幅度升級，遍設路障及持槍警衛成為永久性措施。聯邦法院警員 (U.S. Marshal)用直升飛机押解一個重要人犯從法院回監獄時，飛經世界貿易中心，這個恐怖分子憑窗凝視雙塔良久。警員看他心有不甘的樣子，故意調侃說“這兩個塔不還好好地站在那儿嘛？”，他回答“我們如果經費再充足些，它們就不會再站在那里了！”
恐怖組織放話說“這次我們只想給一個警告，不想傷人，所以避開了停車場人流高峰時間。下一次就不客气了。”全世界仇視美國的組織形形色色，美國情報治安机构收到的恐嚇和警報虛虛實實，多如牛毛，這項聲明顯然沒能引起美國朝野的特殊重視。911以后美國總統任命的911調查委員會從2001年起花了近3年調查有關劫持民航机撞世界貿易中心的情報為什么被忽略，報告預計2004年7月完成。聯邦調查局紐約站的一位愛爾蘭裔探員約翰奧尼爾(John O’Neal)，追蹤研究賓拉登的埃爾凱達組織多年，認定他們將重創美國利益，大聲疾呼重視這一威脅，未獲上級注意。克林頓任內美國軍艦寇爾號（USS Cole)在南也門被炸，他判斷是埃爾凱達所為，屢次請纓后獲准率隊前往調查。他与當地警方合作調查，殫精竭慮，獲得埃爾凱達准備攻擊美國的重要線索，也引起當地政府中親賓拉登勢力的反感。美國駐南也門大使認為保持友好關系高于情報和反恐，將他提前赶回美國，禁止他再去南也門。他獲取准确情報的努力功虧一簣，但已知線索使他堅信埃爾凱達對美國本土下一次攻擊已迫在眉睫，而且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可能是目標之一。愛爾蘭人在美國各族裔中以固執己見著稱，他回紐約之后繼續在設于世界貿中心的辦公室里分析敵情，向有關政府机關呼吁早作准備，但是他的警告還沒“上達天听”，埃爾凱達就動了手，”出師未捷身先死“，
他成了世界貿易中心近3000名犧牲者之一。
相對于政府官僚机构的遲鈍，許多租用世界貿易中心的私營公司卻敏銳地感到恐怖組織不會善罷甘休，也看到了雙塔應急疏散能力不足的隱患，紛紛遷离。1993年后世界貿易中心空置率居高不下，政府出租收入劇減，被迫降价招徠，許多過去被高租金拒之門外的小公司也得以進駐，不少華人公司就是這時在世界貿易中心設立了辦公室的。911當天，華裔的表現象其他族裔一樣良莠具見。一方面，青年曾哲路經現場，奮勇救人而犧牲，市政府于2004年將唐人街哥倫布公園旁一段街道以他命名，作為表彰。另一方面，設于塔樓高層一間華人公司的經理，帶傷攜沉重錢箱下樓，從地面跑上來救援的兩個警員勸他丟下錢箱，那么一個警員就可送他下樓，騰出另一警員救助其他傷員。他堅不放棄錢箱，兩個警員不得不為他一人下樓一次。華人視錢如命的口碑又多一實例。
2001年紐約州和紐約市政府決定實施醞釀已久的世界貿易中心房產私有化方案。州長伯德基（Pataki）表示這是他一貫支持的政策。政府港務局作為房東以99年租約向社會招租。紐約風頭最健的地產巨子是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但是行事低調的猶太人地產大亨萊瑞希爾維斯坦(Larry Silverstein)卻出人意外地中了標。世界貿易中心房產大部分是辦公樓，小部分是零售商業設施和餐館。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 (Silverstein Properties)專以建筑和出租辦公樓營利，總部在澳大利亞的西地公司(Westfield Corp)則以在世界主要城市經營零售中心(Shopping Mall)見長。雙方合伙承租，由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代表兩個公司与有關各方交涉。世界貿易中心租金達1.2億元，超過兩個公司的支付能力，于是他們向銀行貸款，通用汽車公司下屬的財務公司(General Motor Acceptance Corp,簡稱GMAC)是貸款銀行，同意貸給他們5.5億元。涉及世界貿易中心的各方都要保護自己的利益。政府港務局作為房東，需要租客按時交租，并且在世界貿易中心損坏時拿得出足夠資金作維修，因此要求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先辦妥足夠的保險之后再簽租約。通用汽車財務公司貸給希爾維斯坦房產公司巨款，需要不論世界貿易中心出什麼事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都能按時償還，所以也要求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購買足夠保險；鑒于保險公司按經營好坏和賠償能力分級，還對保險公司級別作了苛刻規定，如果希爾維斯坦房產公司投保的保險公司級別不夠，將得不到貸款，當然也就租不成世界貿易中心。希爾維斯坦房產公司是政府港務局的房客，但又作為二房東把世界貿易中心租給自己的房客，也就是許多需要辦公室和店面的政府和私營机构。希爾維斯坦全靠從他的租客收取租金之后才有錢向政府港務局交租金，向通用汽車財務公司償還貸款和獲取自己的利潤。如果世界貿易中心損坏，他的租客不再交租，他需要有保險公司賠償他的租金收入。商業金融活動環環相扣，每兩個相鄰環節之間都有合同詳細規定運作方式，一環毀約就全盤癱瘓。希爾維斯坦切望能控制世界貿易中心，以獲得丰厚盈利并在地產界聲譽鵲起。 2001年春天，他指派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的風險經理羅伯特斯揣肯(Robert Strachan)負責購買能滿足房東，貸款銀行和自己安全需要的保險。由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牽頭的被保人還包括政府港務局，西地公司和作為貸款銀行的通用汽車財務公司。貸款銀行除了要收回本利之外，還想借參与世界貿易中心租賃項目而提高的知名度發行債卷另賺一筆。美國和歐洲休假高峰是從7月底到8月底，重要事項如果7月中還辦不成，就要等到9月。因此辦理貸款銀行的債卷和世界貿易中心保險的時間緊迫，而保險問題是各方交易成敗的先決條件，希爾維斯坦限令 7月上旬辦完保險。斯揣肯已經從事地產保險多年，須發皆白，是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資深經理人員，預定作完世界貿易中心項目就退休。
世界貿易中心含雙塔和几座較小建筑，過去政府港務局為這一組建筑購買了最高賠償額為15億元的保險，因此對1993年汽車炸彈攻擊造成的3.3億元損失應付裕如。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考慮到全球恐怖活動升級，把最高賠償額提高到35.5億元。世界大保險公司中沒有任何一家有足夠資金單獨承保，因此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需要向多家保險公司同時投保，才可能湊足35.5億元。
保險業的理念是“分散風險”。一千年前，中國的民俗故事就講到，農民攜几只家畜渡河，把家畜分開放在不同的渡船上。三百年前，現代保險業肇源于資本主義開始萌發的英國。商賈以原始的貨船遠渡重洋，拓展海外貿易。走運就安全回家大賺一筆，倒霉則葬身魚腹血本無歸。船主們成立了類似互助會的組織，出海前每人交一筆份子錢，湊成一筆基金，專人保管。等于每個人的財產分散到了所有其他人的船上。失事不歸的從這筆基金得到補償，俾家小不知凍餓，安全返回的當然就永遠拿不回自己的那一份錢。保管人意識到如果份子錢收得夠多而沉船次數夠少，自己就有利可圖。于是開始游說更多的船主加盟，用那時通用的鵝毛筆和羊皮紙寫下合同，保險業就此應運而生。洛伊德保險公司，又譯勞埃德(Lloyd Ltd)，是英國歷史最悠久的保險公司。現在它的業務重點已經從海洋擴展到了陸地，業務部門分成了海事和非海事。它的非海事業務部參加世界貿易中心保險，所用的圖章仍然有一支鐵錨圖案。隨著經濟發展，保險涉及的金額大增，保險成為市場經濟中一個盈利丰厚的部門，保險從業員成為高收入專業階層。合同條款和操作也更复雜。記載保險公司和投保客戶的權利，責任和利益的所謂保單(policy)從當初的一張羊皮紙變成了一本大書，外加被保地產的風險評估和工程師檢查報告等輔助文件，動輒成百上千頁。保險合約條款必須清楚嚴謹，含糊一字可能損失万元。保險公司職能部門除擬定保單的投保受理部，負責賠償的理賠部，還設立措辭部(wording department)，專門斟酌合同保單的行文。保險公司發現自己承擔的風險太大，需要有人保自己，于是出現了給保險公司保險的再保險公司 (reinsurance)，還產生了保險中介(insurance broker)，撮合保險公司和投保客戶以賺取佣金。
保險公司賺取的保費和承擔風險成正比，一些公司愿意冒大風險賺高額保費，另一些則宁肯少賺也要限制風險。因此分層保險的安排在高額保險項目中廣為流行。例如世界貿易中心的35.5億元保險額，分為10層。各保險公司根据自己經營方針決定參加哪層，金額多少。第一層(primary layer)金額達千万。每次事故災害損失額在此數之內,悉由第一層的公司承擔，超過此數，進入第2層，參加第2層的公司才加入賠償。以世界貿易中心的規模，涉及建筑，車輛，設備和人身的事故几乎無月無之，但損失額多不高于百万，因此參加第一層的保險公司風險最大，收取保費也最高。由于大災害發生几率低于小事故是常規，層級越高需要理賠的几率越小，因此收取保費也越低。
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雇用著名保險公司維利斯(Willis Group Holdings Ltd)充當保險中介，要在2001年7月之前的几個月內拉來足夠的保險公司填滿10層，湊足35.5億元。維利斯派出付總裁提姆伯伊德(Tim Boyd)負責此事。此人年逾50，慣穿高檔西裝，頭發和唇上胡須修理精致，看去精明干練。但實際上學歷平平，保險業經驗也有限，應付世界貿易中心這种高額多層級項目就力不從心。他動用了維利斯在全球的資源，包括維利斯負責歐洲業務的倫敦分部，和与維利斯合作多年的几個美國和歐洲的保險中介公司，与世界 20几個有實力的保險公司接洽。保險交易的中心文件是保單，保單的重要部分是所謂表格(form)，其中列出保險交易中的重要名詞術語的定義。如果一個保險公司和一個投保客戶交易，該保險公司提出自己編制的表格或自己認可的其他組織的表格請投保客戶審閱，雙方討价還价，修改出雙方都接受的版本。因為是20 几個保險公司和代表投保客戶的維利斯交易，維利斯就提出自己的維利斯表格，全名是維利斯地產表格2000年版(英文名WilProp2000),作為和每個保險公司討价還价的起點。20多個保險公司保同一個房產，使用同一表格和同樣條款能簡化管理，避免扯皮。對复雜的大保險項目，從保險公司簽訂承擔風險的意向書到雙方接受保單最后版本，中間常有數月到一年的過渡期用于細節談判。如果在過渡期中發生災害損失，保單最后版本尚未產生，通常按已簽字的意向書和其中所附表格的規定賠償。由于災害發生時雙方仍在就條款和定義細節討价還价，條款和定義中尚未确定的灰色地帶有時難免引起爭議。
歐美保險市場上保險合同常常是一年為期，起于7月1日，止于次年6月30日。每年6月底7月初是保險公司忙于續約的時候。維利斯和各個保險中介經辦人員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和登門訪問的方式，接触了美國和歐洲的20多個知名保險公司，其中有瑞士再保險國際商業保險公司(Swiss R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surance Company)
倫敦洛依德保險聯合公司(Lloyd’s Syndicates，London)含4個分公司。
QBE國際保險有限公司(QBE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Ltd.)
哥本哈根再保險公司(Copenhagen Reinsurance Company)
聯邦保險公司(Federal Insurance Company)
萊克辛敦保險公司(Lexington Insurance Company)
瓦紹雇主保險公司(Employers Insurance Company of Wausau)
蘇黎士美國保險公司(Zurich American Insurance Company)
皇家災害公司(Royal Indemnity Company)
雙城火災保險公司(Twin City Fire Insurance Company)
等等。
這些保險公司簽署了附有維利斯表格的意向書，承擔了世界貿易中心的風險。但是，各個公司接受投保的經理人員對意向書和表格的許多細節都提出修改意見，看來討价還价要曠日持久，各方接受的最后保單大有要拖到2002年才能產生之勢。維利斯和保險中介們的工作進度低于希爾維斯坦的預期，7月上旬的限期過了， 35.5億沒有湊足。希爾維斯坦如坐針氈，三令五申加快進度，并許諾提高保險中介的佣金，允許中介和保險公司談判時像百年前美國西部牛仔買賣馬匹那樣臨机作更大讓步(horse trade),以拉到足夠的保險公司來湊足35.5億。7月中旬過了，還差几千万元。雪上加霜的是，貸款銀行堅持對保險公司評估的等級要求：所有參加10 層級中第一層的必須是被評為AA級的經營最佳，因而賠償能力絕無問題的保險公司。提姆伯依德在電子郵件中形容自己是“被槍指著腦袋”，(we are really under the gun),慌不擇路，找到了總部在康乃迪格州哈特福德市的旅行者災害公司(Traveler’sIndemnity Company)。該公司實力聲譽俱佳，是AA級保險公司，但它堅持必須在合同中使用自己的旅行者表(traveler’sform)代替其他保險公司已經接受的維利斯表格。為了湊足35.5億，伯依德除遷就旅行者別無選擇。以旅行者表格替換維利斯表格無疑是保險交易中的重要事件，代表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的維利斯和所有保險中介，應該正式通知已經在含維利斯表格的意向書簽字的所有保險公司并將旅行者表格提供他們審閱，然后詢問他們是否接受旅行者表格。可是，維利斯和其他中介沒有這樣作。他們唯一關心的是拉到足夠的合乎貸款銀行要求的保險公司簽署意向書，這樣就湊夠了35.5億，那么貸款銀行就可以貸款，希爾維斯坦就可以從政府港務局拿到世界貿易中心的租約，他們自己的佣金也就到手。至于保單最終版本用什么表格，他們自己也還沒決定，而且并不在乎，覺得可以在隨后的几個月里慢慢商量。他們不知道埃爾凱達組織的劫机撞樓准備已進入最后階段，几星期后世界貿易中心就要徹底毀滅。后來法庭上對他們2001年7， 8月份每個工作日每小時每分鐘的審視，發現他們的專業水准和職業道德都大可商榷。對一些保險公司，他們只在電話中輕描淡寫地提到表格可能要換，對另一些保險公司，他們根本未提供旅行者表格，他們也沒有追蹤詢問對方是否接受旅行者表格。用電子郵件發給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風險經理斯揣肯的30几份附加文件，由于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的電腦网絡無力接受這麼多信息而丟失，維利斯的發信人也不追蹤落實，就此不了了之。紐約的大地產公司辦公電腦网絡能力如此低下，和維利斯辦事人員的玩忽職守一樣令人匪夷所思。保險行業規定電話談判后需寫談判簡記以電子郵件傳給對方認可，以形成文字記錄。提姆伯依德有關旅行者表格和保險公司的電話交談，竟然多數沒有文字記錄，理由是沒有時間”。不少其他中介和保險公司經理對電話談判的文字記錄也頗疏忽。但与此同時，提姆伯依德卻有時間和維利斯及其他中介的有關人員研究怎樣提高自己從保險公司收到的保費中提取的佣金。難怪媒體評論說，因電腦和网絡之便，各行各業的管理与交易都比從前更嚴謹和高效率，唯獨保險業似乎還是那套羊皮紙和鵝毛筆時代的做法。
20几個保險公司中，只有一兩個公司在談判合同時想到了1993年的恐怖攻擊，但也沒認真考慮。汽車炸彈在1993年沒能炸倒雙塔的事實，反而加強了恐怖組織無法進一步為害世界貿易中心的錯覺。政府港務局提供給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的世界貿易中心安全檢查報告，在預測可能發生的最大損失(probable maximum loss簡稱PML)時說：
“1993年恐怖分子以炸彈攻擊世界貿易中心，造成可預測的最大財產損失。1號塔關閉6周，2號塔關閉4周。…….雖然爆炸如此強烈，對建筑結构造成的破坏卻微不足道。損害只限于地下停車場水泥地面需換新，水泥震裂爆露出加固用鋼筋需要修理，和非承重牆壁需要重修。”報告還說“……1993年爆炸后，世界貿易中心保安措施大幅度加強”，詳細列舉新增警衛手段和監視系統，暗示來自地面的恐怖攻擊不再可能。報告的确專為飛机撞樓寫了一段，說“這种設想有其可能，但是極難發生。”“1946年，一架軍用飛机撞了紐約市帝國大廈。從那以后這個地區對飛机的管制有了根本改變。如果這种極不可能的事情真的發生，結果會怎樣呢？雙塔的結构設計師公開說過他們相信雙塔能經得住大型現代化飛机的沖擊力。設計師認為，如發生飛机沖撞雙塔，飛机燃油會一直洒到小區地面，造成建筑物表面燃燒損坏。需要紐約市消防局來滅火。建筑物表面換新費用估計是整個建筑物損失費用的35%，即大約4億2千万元，這樣的損坏導致一年租金損失約1億5千万元，兩項合計不到6億元。”事實證明這個估計過于樂觀了。有關人員中沒有一個想到雙塔全都垮掉的可能，只有斯揣肯在工作筆記中寫下，整個世界貿易中心如重建將耗資近100億元，35.5億元的最高賠償額看來還是低了。可是為這35.5億元，每年希爾維斯坦要付的保費(premium)已達465万元，不愿多付保費的本能壓倒了周密的商業考慮，沒有人出來堅持作最坏的准備，每個人只想著湊足35.5億元就万事大吉了。到7月下旬，金額終于湊滿，所有保險公司簽了意向書，銀行提供了貸款，希爾維斯坦如愿租得了世界貿易中心。提姆伯依德和所有負責給希爾維斯坦拉保險的人松了一口气，剩下的細節爭議和決定用哪個表格，可以從容討論,這樣大的項目再多拖几個月才最終定下保單的不乏先例。維利斯表格篇幅37頁，旅行者表格篇幅80頁，保險公司經理人員應該對全文字斟句酌再決定接受哪個表作最終保單內容，并注明自己要求的修改條目。可是許多有關經理人員因為休假在即，已經心旌搖搖，再重要的項目也要等到9月再說了。兩份表格有一個不起眼的區別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按保險業慣例，意向書中的35.5億元是每次災害的最高賠償額。如果發生兩次災害，保險公司應付的賠償就是 35.5億元的兩倍。怎樣定義“一次災害”(occurrence)就成了關鍵。維利斯表有對“一次災害”的定義：“一次災害”是由一种原因或一系列類似原因直接或間接造成的所有損失和損坏。不論這些損失在多長時間內和多大區域中發生，將所有損失累計得到的損失總和算作一次災害。而旅行者表格卻沒對“一次災害”作定義。
大西洋兩岸參与世界貿易中心保險的高級管理人員們，過了一個和平，宁靜和安逸的8月。大批人按慣例度假去了，在避暑胜地嬉戲于沙灘和海水之間。他們在7月里向35.5億沖刺時的草率和匆忙已經拆了大爛污，正等待時机找他們的麻煩。
9 月初，世界保險業經理們在美國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召開年度行業例會。該城是美國鄉村音樂中心兼休閑旅游景點。許多保險業高層人員剛結束暑期休假，就赶來這里，因為參加會議能在專業討論和聚餐酒會時認識更多同業，而人際關系是保險業成功的要素。提姆伯依德及維利斯公司其他經理，和參与世界貿易中心保險各方的許多人物又都在這里見面。大家听听講座，与生意伙伴品酒閑談，輕松愉快地到了9月11日。早9點左右，正當這些人按照習慣的生活節奏從下榻旅館的房間和餐廳前往會場時，所有電視和廣播中斷正常節目播出了美利堅航空公司班机在8點46分撞入世界貿易中心北塔的消息，惊愕的人群圍在電視机旁度過了以后的几個小時。9點3分聯合航空公司班机又撞入南塔。看著電視畫面上雙塔噴出的濃煙大火，提姆伯依德和其他維利斯人員除了為沒有想到的事終于發生而震惊以外，馬上開始盤算撞擊部位以上各層綜合損失多少，35.5億元夠不夠重建。接著就發生了更意想不到的事：
10點5分，南塔倒塌，10點28分，北塔也倒塌了。看到雙塔先后夷為平地，他們知道損失已經超過了35.5億元的最高賠償額。但職業敏感使他們馬上意識到，雙塔受襲間隔17分鐘，倒塌間隔23分鐘，應該算一次災害還是兩次災害，保險公司應該付給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和政府港務局一個35.5億元還是兩個35.5億元，取決于保單表格中對“一次災害”的定義。按照維利斯表格的定義雙塔倒塌确切無疑是一次災害，而旅行者表格卻對“一次災害”未作定義。
与此同時，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和各個保險公司也想到了同樣的問題。希爾維斯坦當然中意旅行者表格，以便爭取兩個35.5億元；保險公司則要力爭維利斯表格，以便只賠一個35.5億元。按照維利斯和各保險公司一廂情愿的時間表，世界貿易中心保單還要几個月才能形成各方同意的最后版本，所以災害發生時兩份表格的取舍在很大程度上還懸而未決。解決這种爭執，只有對簿公堂。預見到曠日持久的訴訟，維利斯在納什維爾的高層人員在北塔倒塌之后僅17分鐘成立了世界貿易中心案處理小組，小組的第一個決定就是對外界詢問哪一份表格有效的問題一律不回答。在紐約的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和散處美國和歐洲的20几個保險公司當然循相同思路，各自延聘律師，准備訴諸法律。
几星期后，位于紐約曼哈頓的聯邦法庭就接到了有關各方的訴狀，几起訴訟宣布立案。瑞士再保險公司在10層賠償額中每層都承擔了該層總金額的22%，是保險公司中的“大戶”。前述13個保險公司由它牽頭，狀告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政府港務局和西地公司，要求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和政府港務局等承認911時生效的保單條款由維利斯表格決定。如果瑞士再保險公司胜訴，維利斯表格有效，被保人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和政府港務局只能得到一個35.5億元。如果瑞士敗訴，維利斯表格就無效，要由第2個案子決定旅行者表格是否有效。如果第2個案子判決旅行者表格有效，還要由第3個案子決定按旅行者表格911世界貿易中心被毀算几次災害，最終決定保險公司應付給希爾維斯坦和政府港務局多少錢。瑞士保險公司的律師是白瑞奧斯特瑞格(Barry Ostrager),希爾維斯坦和政府港務局的律師是赫伯特瓦克泰爾(Herbert Wachtell)。
（2）
1993年世界貿易中心受到第一次攻擊時，我在開車接太太從醫院回家途中听到電台中斷正常節目報道此事，因我家离現場尚有20英里，沒有感到切身威脅。2001年9 月11日，我和太太不在紐約，卻感到了切身威脅。因為我女儿1998年前后一度在世界貿易中心上班，我女婿上班的辦公室事發時還在世界貿易中心。雖然我們知道女儿女婿已于前兩天休假去了南方，還是捏了一把汗。回到紐約家中之后，發現電話答錄机上滿是親友詢問平安的留言，需要一一予以答复。我因為忙于謀生，拖到2002年才造訪全球矚目的世界貿易中心現場。從各种新聞媒體中已經看了無數遍現場照片，等到身臨其境時，仍然感到一种莫名的肅穆。現場旁邊歷劫而不倒的樓上懸挂著巨幅標語：“人的勇气之高下，不在于他做事是否惊天動地，而在于他心胸是否寬闊包容。”政府港務局具名的告示牌感謝每個參觀者為911犧牲者的祈禱。環顧四周，我忽然感到自己對紐約的歸屬感比過去覺察到的要強。我在這里嘗過新移民都要經歷的辛酸苦辣，确有一些不愉快的記憶。但是是這個城市 20年來給了我安身立命的机會。我雖一介平民，在這個城市遇襲受傷的時候，到現場致意是至少應該做的。
這個現場也是所有政客的舞台。總統布什，紐約州長伯德基，紐約市長布倫伯格（Bloomberg）都到此亮相，昭告天下美國和紐約不會向恐怖低頭。州長市長對世界貿易中心原址的重建計划重視有加，因為這個舉世矚目的建筑在自己手中按時開工，按時落成將大有助于自己連任現職和問鼎更高官位。紐約市政府成立“曼哈頓下城發展局”，總攬重建事宜。911以后全世界發達國家都認識到了摩天高樓的缺點和隱患，而紐約仍然要在世界貿易中心原址重建高樓，應該說是和恐怖組織一別苗頭的政治動机壓倒了務實的經濟考慮。租約規定世界貿易中心損坏時，希爾維斯坦負責出資重建，否則即屬違約，政府港務局作為房東可以取消他的租客身份，另尋重建合伙人。重建耗資近百億，希爾維斯坦指望從保險公司得到兩個35.5億，再加上聯邦政府的若干億資助，就可湊夠。州和市政府當局算政治賬，希爾維斯坦的私營公司算經濟賬，都需要在法庭上打敗保險公司，拿到第2個35.5億。
1990年代，我曾被征召做陪審員，接触的是偷車，非法持槍和毒品之類小案，三，五天即可結案。2003年8月，我又接到位于曼哈頓下城的紐約州南區聯邦法庭征召通知。我考慮經濟不振，失業率高，不敢在這時离職過久開罪雇主，回信要求延期。法律規定延期最長6個月，果然2004年2月我再次接到通知去珍珠街500號聯邦法院報到，無法再延。我的老板當然不快，囑我盡量爭取落選。紐約聯邦法院的几座大樓，与曼哈頓下城的唐人街緊鄰。位于珍珠街500號的一座最新，約10年前建成，26層，用已故紐約參議員丹尼爾帕特立克莫伊尼(DanielPatrickMoyinihan)命名。記得那時政府圍剿黑手党正酣，頻頻起訴，法庭不敷應用，另建新樓。承包商竟然有黑手党背景，媒體曾用“政府讓黑手党建法院審黑手党”的標題揶揄當局。31名聯邦法官在這樓里審理紐約州南區的案件，各有自己的法庭。首席法官(Chief Judge)是麥克繆卡西(Michael Mukasey)。我們180余候選人被帶進一間法庭，由繆卡西法官簡介案情:瑞士再保險公司等保險公司為保單表格事告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和政府港務局，屬于民事案件，需要12名陪審員。法官助理隨机點了36人到前排坐下，有我在內。然后法官宣讀了几十個普遍性問題：有無犯罪記錄，從事的工作能否短期离開，家中有無病人須照料，本人視力听力正常否…，然后是專門針對本案的問題：如果候選人從業于地產和保險，或者職業与司法有關，例如律師，即不能選用。因為陪審員需要對本案涉及的專業完全外行，以避免先入為主的偏見。36人中不斷有人提出自己有某個問題涉及的情況，經法官主持雙方律師討論同意后獲准离開, 由法官助理點其他人補進。由于裁決最后由陪審團作出，雙方都想把容易接受自己觀點的人選入陪審團，所謂“陪審咨詢”(jury consultant)竟成了收入不菲的職業。這种職業是在挑選陪審員過程中對候選人察言觀色，建議律師接受或拒絕此人。希爾維斯坦的律師瓦克泰爾就雇用了一位頗有聲望的“陪審咨詢”女士，她曾受雇于最近的知名案件，如紐約千万富翁瑪莎斯圖爾特(Martha Steward)股票違規案和加州斯科特皮特森(Scott Peterson)殺妻案。這种“相面”沒有科學根据，她幫瓦克泰爾選擇的陪審團就拒絕了瓦克泰爾的大部分觀點。兩個小時過去，只剩24人坐在前排。我仍然沒有理由求去，又不想編造理由，覺得自己大約逃不掉了。這時法官讓每人報自己姓名，在現地址已居住几年，職業，教育程度，家庭成員，家庭成員就業情況，業余愛好等等。候選人對冗長的程序頗感疲倦，法官詼諧一下給大家提神。一個候選人回答說家庭成員只有一只貓，法官替她回答下一個問題說“那這個家庭成員是待業在家的吧”，全場莞爾。法官把丑話留到最后，這時宣布此案可能需時8周，這樣長時間不上班，對打工族困難很大，20人立即舉手求去，我也在內。法官胸有成竹地擺出一番道理：“如果你自己是訴訟的一方，你的生命，自由或者大筆金錢等著由陪審團發落，你難道不希望陪審團花足夠的時間听取你的每一條證据嗎？我們的制度就是要保證訴訟雙方的這种權利。你們來陪審雇主不發工資，法院只補助你們40元一天，是你們工資的几分之一，這對你們是損失和不便，但不算困難。許多人為了保衛我們的制度忍受的困難，做出的犧牲，遠大于在陪審席上坐8個星期。你如果仍然不愿意，上前來和我單獨談談。”我想到兩條理由，上前作最后一搏。第一條：“我在報紙上讀過有關新聞，有先入為主的成見”，法官答：“此案見報多次，每個人都讀過，只要你愿意從頭听取雙方證詞就行。”第二條： “我的雇主給當陪審的雇員發前兩周工資，然后就停薪了，陪審時間過長我怕飯碗不保。”法官直視著我說：如果雇員因為當陪審而被解雇，是雇主的犯罪。我會用我儿女的血給他寫信要他收回成命。問題是你如果一個月沒有雇主的工資能不能克服？”我盤算雇主給我前兩周工資，法官要我自己克服四周，大約是法官估計案子需時六周，加兩周以備万一，所以最長不會超過8周。在這個社會享受了權利就應該盡義務，法官的心理攻勢触動了在世界貿易中心現場感到的那种歸屬感，我于是就范。雇主對此當然不快，公司的行政副總裁后來說“你作為雇員的責任就是設法逃掉陪審的差事”。此案實際耗時12周之久，我猜法官當時只說8周，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他如果說12周一定嚇退更多的打工族候選人。歷時3小時的挑選結束，12個陪審員按性別分是7男5女，按美國現行族裔划分是7個白人，3 個非裔，1個西裔，1個亞裔。按編號從1到12為：
1號琳達，非裔，圖書館員
2號卡羅琳，非裔，醫院職員
3號約翰，白人，退休金融分析師
4號麥克，白人，酒吧東主
5號朱麗亞，白人，紐約時報攝影項目制作人
6號弗朗西斯科，，西裔，原籍古巴，1960年代經西班牙移民美國，退休中學教師
7號漢克，白人，郵局資深職工兼郵局工會干部
8號瑪麗，白人，美林財務公司(Merrill Lynch)程序分析師
9號我，亞裔，電子工程師，1983年來美
10號諾里斯，白人，高檔家具代理商
11號羅伯特，白人，小印刷公司經理
12號塔尼亞，非裔，信息工程師
6號弗朗西斯科和9號我是移民。
2 月9日審判在21層樓的21B法庭開始。繆卡西法官的辦事員弗郎奇施瓦茲(Franci Schwartz)女士負責照料陪審員。她年逾50，癌症在身，長期化療后嚴重脫發，弱不禁風，但敬業盡職。法庭休庭時解答陪審員有關司法制度的問題，講述有趣的案例和軼事，開闊大家眼界。她青年時代追隨民主党，70年代曾為民主党人馬斯基（Ed Musky）競選總統效力。她現在的上司繆卡西法官是共和党，兩人共事愉快。對于恐怖分子案件的被告，她超越職責的要求与之交往，用她的話說是“領養” (adopt)几個恐怖分子。几年前繆卡西審判的一個來美搞爆炸的阿拉伯恐怖組織成員，是一個西班牙年輕人。他既非阿拉伯裔，又無反美政治理念，只是自幼著迷玩爆炸，愿意參加任何搞爆炸的組織。因為西班牙本國反政府組織的主要手段已經不再是爆炸，他只好到國外尋找同好，終于入伙阿拉伯恐怖組織來美活動。美國警員逮捕他以后送他個有趣的外號“西班牙的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常見阿拉伯名字，西班牙人沒有叫這個名字的）。施瓦茲和他來往頗多，還給了他自己住處電話。他被判監禁之后在科羅拉多州大山里的聯邦重犯監獄服刑，感到孤獨時想和人聊天抬杠，就給施瓦茲打電話，爭論自己是否獲得了公平審判。
聯邦法官由總統提名，國會批准之后任職。繆卡西法官是共和党總統里根提名的。法官為終身制，不必為自己的飯碗而看所在州，市政府和選民的臉色行事，有利于保證司法相對獨立。對法官的監督，由聯邦調查局等机构負責。最近紐約市布魯克林區一位法官辦理离婚案時索賄受賄，被聯邦調查局安排一方律師在和他談交易時錄音取證，從法官淪為被告。雖然總統提名聯邦法官候選人時不要求他們有律師執照，聯邦法官多數有法學學位和律師從業資歷。繆卡西從哥倫比亞大學本科和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現在每周仍在哥倫比亞大學教一堂“審判實踐”課。聯邦法官年薪十万，比名牌律師事務所新手起薪十多万，几年后就二三十万當然不如，但律師轉任法官仍不乏人，因為法官的權利和判決影響世道人心，比金錢能帶來更大的成就感。陪審員每天進出大門，常遇到一個由狗領路的盲人，警衛們稱他“法官閣下” (your honor)。詢之以施瓦茲，果然是31個聯邦分區法官之一。法院配給他几名額外助手，為他讀法庭上作為證据出示的文件，為他照料帶路狗等等。顯然他判案比其他法官成本要高，效率要低，為照顧殘疾人如此浪費納稅人金錢，應屬過分。
陪審制度是在法庭所在地區人口中隨机選出与訴訟雙方毫無瓜葛的平民，讓他們以證人在法庭上的證詞為唯一依据，用自己的常識做出判斷。法官在第一天開宗明義，說陪審員雖然不懂保險業務，但可以從律師和證人問答中學到，然后“用在自己家里調解家庭成員糾紛的常識來裁決”。陪審員應該不受證詞以外任何其他信息影響：包括雙方律師庭上發言，媒體報道評論和親友同事的傾向等等。律師在庭上只許對證人提問題，不許發表自己的觀點。如有違反，法官隨時可以打斷甚至停止他提問。精明的律師會以提問的方式，措辭和協助提問的圖表文件展示來影響證人和陪審員，這時法官經常提醒陪審員：“你們听收音机時有節目和噪音，你們要的是節目不是噪音，法庭上你們要的節目是證人的證詞，律師所說的一律作噪音對待。”法庭建筑和審判程序也注意了陪審員和外界隔离。陪審員休息室有男女廁所，有專用門通法庭，每次開庭全體有關人員就座以后陪審員最后進場，休庭時陪審員最先离場，以避免与其他人員接触。審判進行中律師要求与法官溝通，如法官同意，則在法官席遠离陪審員一側小聲進行。陪審休息室還有白噪音 (white noise)產生器，使陪審員在休息室內時听不清法庭內的討論。
法庭內除法官席，證人席和陪審席之外，是4排律師席，每排8個座位，4排听眾席，每排約坐13人。案子逢高潮時，听眾席一座難求，常有數十人站在后排和兩側走道上。法官左側任何時刻都坐著一個便衣的法庭警衛，以在必要時保護法官安全。廳內有一大一小兩個銀幕，律師可以從自己座位用電腦把要展示的圖片文件經電纜送到投影机，為廳內全體人員放映到這兩個屏幕上。一個法庭報告員(court reporter)把法庭對話逐字打字速記，任何時刻法官和律師需要重讀剛才對話內容，都可以從自己面前的小顯示屏上看到。
案子焦點是在911當天事發時各個保險公司是否是按維利斯表格承保的。因為最后合同尚未產生，代表各個公司態度的證据，只能從該保險公司和維利斯以及其他保險中介的來往電話，電子郵件和傳真內容中去找，就是所謂的“文件痕跡”(paper trail)。由于美國商業訴訟涉及文件數量劇增，提供法庭文件印刷服務成為几個公司的生財之道，例如皮特尼伯斯公司(Pitney Bowes)本來是提供中小企業用的郵票机的老字號，現在也進入文件服務領域淘金。11號羅伯特是印刷從業員，他介紹了法庭文件是這樣產生的：雙方一經立案，律師即雇用皮特尼伯斯這類公司，持法院傳票到有關公司辦公室，在各方監視下收繳有關人員檔案柜中的紙張文件，工作筆記和計算机硬盤中的所有電子文件。這個程序能夠有效的前提當然是全社會對于商業文件記錄不能涂改銷毀的共識。千万富翁瑪莎斯圖爾特為掩蓋股票交易違規而對硬盤上的電子郵件做手腳，結果招來比股票交易違規更嚴重的妨礙司法罪名。所有收繳到的文件都標號分類，制成可投影放映的電子版。然后再印成紙張文件。對每個被傳訊的證人，律師事務所都提供一套与此人有關的紙張文件匯集，每份文件不論是一頁還是數百頁，都有扉頁，裝入帶標題的大活頁夾，一個活頁夾就像一本印刷精致，裝禎講究的大書。像提姆伯依德這樣的重要證人，雙方律師花了十几天盤問他，他在2001年中所有与世界貿易中心保險案有關的來往文件上万頁，分裝在多個厚度逾半尺的活頁夾中，每個活頁夾容納近千頁，重几公斤，翻看十分費力。因為法官，證人，雙方30几個律師和12個陪審員需要人手一套，每套文件匯集需印50到60份。出庭證人40 几個，法庭內活頁夾堆積如山，通道為之堵塞。羅伯特估計所有紙張文件耗資至少25万元，開玩笑說他的印刷公司如能攬到一次這樣的活計，他掙的錢就夠退休了。
紐約州南區聯邦法庭轄紐約市和市郊的威切斯特（Westchester County）等縣，12個陪審員中7人住在紐約市，乘地鐵約一小時可到法庭，5人住在遠郊縣，乘火車再換地鐵要2小時以上。在早晚高峰期間擠地鐵頗為辛苦，3月中西班牙馬德里火車在通勤高峰期爆炸之后，紐約有些公司開始避免高峰時間上下班，擁擠才有緩解。美國的大地產商，常因拆遷和平民沖突，對簿公堂。此案進行期間，紐約布魯克林區一大地產開發商要拆民房蓋體育館，以便把鄰州紐澤西的職業籃球隊网隊(The Nets)買到布魯克林落戶。他說服區市兩級官員由政府出面征地，以便依法少給拆遷戶補償。拆遷戶以示威和訴訟激烈抵抗，迫地產商和政府收回成命，另行規划。平民和打工族認為地產商多數為富不仁，并非偶然。對于保險公司的唯利是圖，平民和打工族也嘖有煩言。陪審員身為平民打工族，對本案雙方都沒好感。現在雙方拆下爛污，自己無法解決，要陪審員犧牲自己的工資來當裁判，陪審員們難免在休息室里發牢騷：“你們拿著高薪不干事，倒要我們來收拾你們的爛攤子。”但是一坐到法庭陪審席上，每人仍然兢兢業業地听證詞，記筆記，翻檢沉重的活頁夾查找相關文件。只有古巴裔的弗朗西斯科表現另類，除了一兩星期不換襯衫之外，從不記筆記，身邊摞到2尺高的活頁文件夾從來不碰，還時時仰頭在皮椅靠背上閉目養神，一付“你們富人的爛污与我窮人何干”的樣子。法官和施瓦茲并不以為忤，我則擔心他最后討論裁決時無話可說，有失面子。后來才知道，他雖不動手不睜眼，耳朵和腦子效率卻很高，最后討論裁決時他對主要案情無一遺漏，而且作出几處有說服力的分析。
陪審几星期之后，大家對輪流出場的十几個律師的水平高下有了公論。希爾維斯坦和政府港務局方面的領銜律師瓦克泰爾，年72，衣著考究，油頭粉面，是紐約市著名“訟棍”。只是寶刀已老，時有口誤，當年銳气不再。有一次他不服法官制止他發問，情急之下脫口說出只有法官有資格說的“駁回！”(over ruled!),貽笑全場。保險公司方面代表瑞士再保險的律師奧斯特維格，56歲，正當壯年，在大企業商業訴訟中頗有名气，但他的毛病是有意無意地重复已經問過的問題，昨天證人已經回答過的事，今天他換個措辭又向證人提出。陪審員希望盡快結案，對他浪費時間一致反感。幸虧繆卡西法官記憶力強，反應敏捷，經常截斷他說“這問題已經問過，進行下一個！”代表洛伊德等倫敦保險公司的律師是大衛伯依斯(David Boies)。2000年民主党戈爾和共和党布什爭奪白宮，為佛羅里達州投票結果發生爭執，入廩聯邦最高法院。民主党雇用的律師就是大衛伯依斯。他質詢證人時口齒清楚，邏輯嚴密，措辭精确；引用文件證据的關鍵段落字句時，分析名詞的單复數，動詞的人稱和時態鞭辟入里，令人印象深刻。一次，證人提姆伯依德對自己電子郵件中的不實之詞，只承認是說法“不完全准确”（not entirely accurate）而非“根本上是假的”(flatly untrue),大衛伯依斯用四，五個問題把他一步步逼到牆角，最后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說法确實“根本上是假的”。陪審員一致認為大衛伯依斯的水平最高。律師在揭露證人說假話時，一般做到讓陪審員能看出證人是不誠實的就為止，不再窮追猛打，表現了理性和克制。
市場經濟中每個公司的第一要務是賺錢，以取悅股票持有者，社會責任和對人的關怀則常常敬陪末座，所以此案證人的證詞也時時發出銅臭。911以后希爾維斯坦和政府港務局決定力爭旅行者表格，維利斯受雇于他們，只能配合。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的風險經理斯揣肯是老實人，外界在911以后來索取世界貿易中心保險表格時，他如實提供了手頭的維利斯表格，隨后被從決策層隔离出去。維利斯一位經理芬哈維(Fen Harvey)作證時，保險公司律師問“因為你的客戶想要用旅行者表格來多得到一份35.5億元，所以你就幫他這樣去做嗎？”他如實答道：“我們收客戶的錢，當然幫客戶辦事，只要不犯法就成。你們律師不也一樣嗎？”令全場哄笑。911現場傷亡慘重，維利斯的若干雇員也生死未卜，保險公司律師問維利斯副總裁提姆伯依德，在9月12日他最關注的是什麼，他竟然說是如何運走廢墟垃圾。陪審員休息時對此缺乏人性的回答咸表吃惊。8號瑪麗亞卻說，大公司頭頭就是這樣的，腦子里只有錢和生意。不管發生多大災難，他們首先想到的是穩住客戶，對外作出公司業務照常的樣子，美林財務公司的一個辦公樓与911現場相鄰，樓內自動輸入客戶訂單的計算机系統事發后失效，雖然公司多名職工傷亡，雇員生死的准确情況尚待查清，但是管理層首先做的是從別的辦公室調人去那里，用手工操作輸入客戶訂單，她就在9月12號被派了去干了好几天手工操作，每次抬頭喘息就看到窗外的廢墟還在冒煙。所以市場經濟如果离開法制与民主，勢必完全為金錢所統治，弱勢人群，例如打工族和窮人，就將無地立錐。
希爾維斯坦本人也出庭作證。他72歲，自述在公立學校受教育，暗示自己是平民出身，靠自己奮斗爬到今天的地位。自2月9日開庭以來，他是听眾席上常客，3月中以后卻不見蹤影，原來是被法官禁止旁听。法官為防止兩造利用媒體影響陪審員，在第一天就明令雙方不得在公眾場合就本案發言，但是州市政府急切希望希爾維斯坦和政府港務局胜訴，于3月15日在世界貿易中心現場附近召開有關重建的新聞發布大會，向保險公司一方施壓。會場高懸巨幅國旗，兩級政府重要官員和州市工會負責人到場助威，希爾維斯坦上台發言，聲明自己如約繳納保費，譴責保險公司違約，重申“為國家榮譽”而重建的意向，以打“愛國牌”爭取自己的第二個35.5億元。證諸与會政府官員的身份，共和党州長伯德基的幕后支持不言自明。可是，共和党總統提名的法官繆卡西在會議次日即嚴厲申斥希爾維斯坦与會發言是挑戰法庭禁令，試圖影響司法程序，宣布將于一周內決定如何發落這种藐視法庭的行為。保險公司方面趁机建議罰款一百万元，法官考慮重罰也可能影響陪審員的中立看法，決定以禁止他再來旁听為懲處。
訴訟雙方為爭35.5 億元不惜工本，除了几十万元的文件印刷和著名律師的收費之外，傳喚證人也開銷龐大。此案共有40多名證人出庭，來自美國，歐洲和澳洲各主要城市及百慕大等地。來自巴黎和慕尼黑的證人不知是不諳英語還是民族自尊心強，，出庭時要翻譯陪同。在兩年半的准備時間里，有關律師要飛往每個證人所在地与證人討論案情，以錄音錄像方式取得證言，再轉成書面文件。重要證人提姆伯依德的取證費時數月之久。開庭之后，律師要安排證人從各地飛來紐約待命出庭，負責證人的交通食宿。以上諸項，當然最終都出自委托人的腰包。自2001年立案起，希爾維斯坦每月付給瓦克泰爾律師事務所400万元，到此案開庭時，已付1億元，估計3個官司全打完時，瓦克泰爾進賬將達2億元。希爾維斯坦花2億元打官司去爭那完全沒有把握的35.5億元，很可能最后只肥了律師，還是爭不到重建需要的第二個 35.5億元。許多人質疑他的決定，認為這2億元直接用于重建更為适當。美國人嗜訟造就了
巨富律師階層，這也可算一例。
由于繆卡西法官是紐約南區聯邦法庭31個法官中的首席法官，同時主持几個案子，而且除審判以外還有許多行政責任。911保險案常因法官需要提前离去而浪費一二小時。首都華盛頓的女記者蘇珊林道爾(Susan Lindauer)涉嫌向伊拉克提供情報，以間諜罪起訴。因為華盛頓認識她的人極多，在當地恐難產生公正的陪審員，她被轉來紐約由繆卡西法官接手。提審她那天，我們被關在休息室內，白白浪費半天。此類事屢屢發生，令我不快。3月底，審判進入第8周，還遠沒收尾的樣子。施瓦茲來宣布，4月5日開始的一周有复活節，有家小的律師要求放假，例如瓦克泰爾就需要帶學齡前女儿去迪斯尼儿童樂園。有的陪審員問“72歲的瓦克泰爾有學齡前女儿？”，施瓦茲擠擠眼說“二婚生的”。大家嬉笑起來，只有我火了，打工族為了案子放棄工資，為什麼這些大牌律師不能放棄帶家人游迪斯尼？我當即發言說，你的幽默我不覺得有趣，我希望抓緊時間結束案子，反對全周放假。結果法官放棄了全周休庭的計划。
（3）
4月14日，全部證人終于作證完畢。雙方律師用兩天時間一一面向陪審席作結束發言，重复一遍有利于自己的證据，然后陪審團開始討論，決定每個保險公司的承保條件是否由維利斯表格決定。歷時10周的陪審，就是為了對每個公司說“是“或“不是“，但是要求全體陪審員對每個“是”与“不是”都一致同意則不容易。我曾暗自希望能在2-3天內解決，結果竟然拖了2周。前 10周看過的文件的重要部分，重新裝訂成5個大活頁夾，每個含500多頁。討論中每人都看筆記，翻文件，堅持己見直到到自己的最后一條論据被駁倒。几天后我覺得大家太過認真了，弗朗西斯科甚至半開玩笑地建議“咱們也像牛仔買賣馬匹那樣交易一下，你在這個公司的裁決上接受我的意見，我在那個公司的裁決上接受你的意見，赶快取得一致裁決，咱們就都早點回家。”他此言一出，即遭除我以外所有人的批評，其嚴肅誠懇出我意料。陪審員們過去素不相識，今后也不會再共事，因為弗朗西斯科几句戲言，沒有法官或任何權威人士在場組織，他們自發地開“生活會”予以幫助，不能不說是人口素質和公民意識的表現。美國的民主和法制教育從幼儿園開始，所以這种思維方式已經成了條件反射，而弗朗西斯科在古巴和我在中國都缺了這一課。我倆自知理屈，安下心來繼續參加討論。由于12號塔尼亞經常与全體持相反意見，弗朗西斯科按耐不住又和她吵了起來，再次被其他人批評幫助，曉以多數与少數在民主程序中的關系。弗朗西斯科對我耳語：民主太費時間，還是把毛（澤東）請來，一句話就定了。”我說“卡斯特羅也行”。他說“還是毛好，卡斯特羅先花一天給你作大報告，然后再辦正事。”到4月29日星期五，大家終于就瑞士再保險以外的所有公司達成了一致，而對瑞士再保險是一半對一半。大家決定要求法官接受我們的“部分裁決”，而將瑞士再保險歸入下一個案子，由下一批陪審員去決定。
法官向律師們宣布了部分裁決，休庭10分鐘后又開庭，對全體陪審員說：“此案准備時間兩年半，雙方投入的金錢時間人力極大，審判此案又用了12星期，如果你們不能做出一致裁決，功虧一簣，問題要留給下一批陪審員。很難想象律師能再花這樣大的力气重來一遍，也很難再找一批像你們這樣盡職努力的陪審員，所以我決定你們繼續討論到達成一致裁決為止。”眼看脫身不得，我們在周末各自仔細考慮瑞士再保險的案情，寫了發言提綱。5月3日星期一，大家重新開始，反复討論，對不清楚的概念要求法官澄清，從早9點到下午2點，意見漸趨一致。只有4號麥克由于對一個概念的解釋不确定而堅持不同意大家的意見。大家于是請法官再次解釋。下午3點，法官的書面解釋傳來，疑點澄清，麥克幡然同意了大家的意見。大家歡呼慶祝完成任務。雖然多數陪審員都不喜歡代表瑞士再保險的奧斯特瑞格律師，瑞士再保險的案情較其他保險公司也更复雜，但大家慎重討論6天以后，仍然選擇了奧斯特瑞格的觀點：瑞士再保險的表格也是維利斯表格。法官立即開庭，宣讀裁決以后逐個點每個陪審員的名，問是否同意這個裁決，每人都回答“是的”。法官宣布此案結束，并發表了 10分鐘情文并茂的結束語：這是一個复雜的案子，選擇你們做陪審員代表了紐約州南區人口的各個組成部分。你們做了最大的努力。陪審制度是這個國家體制的神圣的柱石之一，充當陪審對這個國家的服務僅次于拿起武器保衛這個國家。你們的貢獻應該得到的感謝遠遠大于我簡單地說聲謝謝，所以我就不說了。我祝你們在今后許多年中得到好運。雖然我們知道每個案子結束時都法官都會用到這篇演講，但在付出3個月時間精力之后听到這番話還是感到了欣慰。
主要媒體迅速報道了此案的裁決，由于承擔大部分賠償額的几個主要保險公司胜訴，希爾維斯坦和政府港務局已經不可能得到第二份35.5億元。媒體評論說世界貿易中心重建由于資金不繼，可能不得不收縮規模或推遲時間。州長伯德基和市政府主持重建官員發表聲明，希爾維斯坦對記者談話，都對裁決表示失望，但重申要按計划實施重建。但隨后傳出報道說，政府作為房東約見希爾維斯坦，指出他如果沒錢履約就得靠邊站。
我在3個月中近距离觀察了這個司法制度的運作。我覺得這种制度設計得有利于司法獨立，從而使司法得到政府和公眾的尊重。裁決只依据當庭出示的證据，其他因素如執政党的意愿，各級政府官員的好惡，媒體的評論和民眾的各种傾向均不考慮。2003年以來，美國和歐洲的政治關系由于攻打伊拉克而惡化到60年來最低點，布什當局把分歧擴大到經濟領域：不出兵助美的歐洲國家不能分食重建伊拉克的經濟大餅，美國和歐洲公眾之間的抵触情緒也頗高漲。我所在公司的同事就向我表示同情希爾維斯坦，惋世界貿易中心重建遇到困難。正是在這個時刻，歐洲保險公司領銜向美國聯邦法庭狀告美國地產商和美國地方政府，而且在大部分問題上胜訴。無論政潮洶涌還是民情激蕩，其影響只到法院門外為止。美國聯邦法院對此案的裁決的确給美國地產商和美國地方政府造成几十億元損失，但由此向公眾，包括歐洲公眾，昭示了司法獨立，這是几十億元買不到的。
但是，這個司法制度并不完美，除了具體操作中的一些形式和程序過于昂貴之外，還有陪審員本身帶來的問題。由于陪審員是隨机選出，人口平均素質較高才能保證陪審員素質較高和裁決不太离譜。例如所謂“世紀大案”的黑人體育明星辛普森殺人案，面對控方比辯方有力得多的證据，黑人占多數的陪審團不為所動，堅持判決無罪，令司法制度蒙羞，造成全國种族關系倒退。控方白人檢察官瑪莎克拉克(Marcia Clark)和黑人付檢察官克里斯托佛達登(Christopher Darden)以辭職表示對种族成見干擾陪審制度的失望。十年之后，當時的洛杉磯市檢察官在國家公共無線電台(NPR,即National Public Radio)節目中透露，他曾就無罪判決詢問路經洛杉磯的前總統卡特，答复竟然是，現在是白人向黑人還債的時候(pay back time)，因為兩百年以來許多無罪的黑人被白人法庭判決有罪而受到監禁和死刑；既然這些（黑人）陪審員認為辛普森對自己的社區沒有威脅，就可以放他一馬。所以前總統明知陪審團荒唐，也無可奈何。千万富翁瑪莎斯圖爾特的案子在鄰近珍珠街500號的法院大樓審理，政府作為原告投入巨額人力物力，終于胜訴。宣判之后一位男陪審員代表全體同儕向媒體講話，自詡做出了最大努力，稱贊富翁的有罪判決是公理和小人物的胜利云云。他在媒體上出了風頭，旋即有人從電視上認出他有犯罪前科，是在遴選陪審員時隱瞞此事而獲選，使判決的權威性打了折扣。因為這种陪審團出問題的情況仍是少數，所以不論案件如何牽動輿情和民心，公眾兩派觀點如何針鋒相對，，只要陪審團作出裁決，雙方一般均予接受。如果不服，就再次回法庭以上訴解決，而不借助上級政府插手，或訴諸陰謀与暴力，因而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得以維持。
無論司法程序多麼昂貴，比起人的鮮血和生命還是便宜的。每個社會都有人群之間的爭執，解決爭執的方式標志了社會的文明程度。這個簡單的道理，還有待許多國家的政府和民眾去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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