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7日訊】《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曾說：他從來不看９·１１恐怖事件聽證會的電視；官員的證詞，議員的質詢，他一句都不要聽。弗裏德曼政治立場中間略左，並不是共和黨總統布什的擁躉。他不要聽那些對白宮不利的證詞，不是同情布什，而是覺得議會裏的唇槍舌劍沒有殺到痛處。弗裏德曼認為，９·１１之所以發生，不是美國情報的失敗，而是美國人想像力的失敗（a failure of imagination）。為什麽人們就想不到恐怖分子會如此瘋狂？
印象中，弗裏德曼是第一個使用“想像力的失敗”這一說法的。但是很長時間內，只見他一個人在用。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極端保守的宗教人士，他們認為，由於太多的美國人不再研讀《聖經》，忘卻了其中的善惡之爭，導致人們對邪惡可能達到的程度缺乏想像力。絕大多數人，不分政治立場，強調的都是情報失敗。
但是，７月２２日那天，突然電視電臺裏到處都是這句話——“想像力的失敗”。原來，經過長達２０個月的調查分析，美國９·１１獨立調查委員會終於在這一天公佈了人們翹首以望的結論。委員會共和黨籍主席、原新澤西州長托馬斯·基恩（Thomas H. Kean）在記者會上說：“這是政策、管理和能力的失敗，更是想像力的失敗。”報告本身也一再指出，９·１１之前，沒有人意識到本·拉登究竟有多麽危險。
基恩這樣講，或許有著在大選之年避免黨爭的意思，不願把未能防止９·１１恐怖事件的責任歸於布什或他的前任、民主黨總統克林頓。調查委員會由五名共和黨人和五名民主黨人組成。共和黨委員是布什任命的，但民主黨委員是本黨國會領導成員提名的。兩黨人士合作之下，委員會得出這樣的中性結論並不奇怪。“想像力的失敗”這一說法本身，經過媒體多次重復，為很多人所接受，一時也成了流行辭彙。
調查委員會在報告中提出的最主要建議，是任命一位內閣閣員級的情報主管，統籌管理包括中央情報局在內的十五個情報部門。今天（２００４年８月２日）布什宣佈將採納這一建議，也就是說，準備增加一層官僚機構。這就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增設官僚機構能不能改善想像力的缺失？
９·１１調查報告公佈的第二天，死難者家屬聘請的律師團給媒體提供了一盤事件當天華盛頓杜勒斯機場的監視錄影。畫面顯示，當天上午，五名劫機恐怖分子中有四人觸響金屬探測器警鈴，其中一人還觸響了兩次。保安人員查問了他們，但這一查問的程式設計（按次序可以問哪些政府律師批准了的問題）是防止提包炸彈，人們並未想到這些人本身就是炸彈，查問後讓他們登上了美利堅航空公司７７次航班——這架飛機後來撞向五角大樓。
９·１１之後，機場保安從委託私人公司轉由美國政府負責。國會當時批評說：私人公司雇的都是拿法定最低工資的移民，你能指望他們有多大能力？現在，請允許筆者發揮一下想像力。假設杜勒斯機場當天由上過美國大學的敝人當班，雖能以中文寫評論，在美國卻是求不到美差只能去打這份工。筆者對國際大勢有所瞭解，自認也有點分析能力。從名字、相貌和口音，我斷定這幾個傢夥都是中東人，又見到不是一人而是四人帶著裁紙刀，懷疑其中必有蹊蹺，把他們扣下來送聯邦調查局。然後會發生什麽事？如果別的飛機仍然撞向世貿中心，筆者自然是英雄，中美兩國媒體都以敝人為驕傲。但是，如果另外幾組恐怖分子感到勢頭不妙，撤銷了行動呢？
人權組織會立即告上法庭，宣稱這是種族歧視和宗教歧視，每人要求機場管理局賠償三百萬美金。筆者自然是被保安公司開除，每天忙著把發表的評論譯成英文，公證之後讓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約翰·愛德華茲檢查，讓他拿著放大鏡找“歧視”言論——這位是靠著宰大公司肥羊而發了大財的著名律師，他的競選名言就是“我（在法庭上）打敗了他們（大公司雇的多人律師團），打敗了他們，打敗了他們！”就算中央情報局把嫌犯們偷運到沙烏地阿拉伯，在沙特警方協助下，終於撬開他們的鐵口，吐露出９·１１驚天大陰謀，愛德華茲和人權組織仍然會認為他們在沙特受了酷刑，所作口供無法律效力，而且布什政府把他們送到沙特，已經先一步犯下了“反人道罪行”。
美國在伊拉克要求當地人協作反恐。但是與他們合作的伊拉克警察說：美國人的工作程式讓他們急到腸子痛。老美把所有情報按收到的次序排好了隊一件件處理，而不是扔掉那些一看就知（大概是這些伊拉克人“一看就知”）的假貨，抓住最關鍵的深入挖下去。這就是官僚機構的訓練之功：按規定程式做，不發揮任何主觀能動性，出了事不是我的錯，讓調查委員會來決定機構和程式是否有“想像力的失敗”。
我們中國人最頭疼的，大概是９·１１之後的簽證緊縮也緊縮到了北京和上海。按說中國人從未在美國搞過恐怖活動，難道不能來點區別對待？美國國務院官員只能苦笑：不搞全球一刀切，人權組織和民主黨議員必然拍案而起，怒斥布什政府把阿拉伯穆斯林打入另冊，這是種族歧視歧視和宗教歧視！官僚機構要搞教條主義，為了得罪更多的人，他們不惜花費更多的金錢和人力。
我們看好萊塢動作片，什麽時候，片中的偵探男主角開始有想像力了？當他把警徽扔給局長之後，“老子不幹了！”然後，男主角以私人身分，不再受種種清規戒律束縛，深入匪穴，炸掉敵樓，火光硝煙中抱著女人質彈射而出。他站起身來，看看聞訊趕到的、警徽戴得端端正正的前同事，拉過倒在地上的美女，摟著她的腰揚長而去。
藝術並不等於生活，但是藝術反映生活。如果嘲諷官僚機構的無能成了幾乎每一部動作片的必有成份，這必然反映了急性子美國人對政府辦公效率的整體不耐煩。
其實，美國人本是一個極有想像力的民族，他們為世界提供了多少富有想像力的新發明和新産品。今年４月，英國一家思想庫羅伯特·休金斯公司公佈了“世界知識競爭力指數”（The World Knowledge Competitiveness Index）的地區比較。美國以１３７分雄據第一，遠遠超過歐洲的７７分，是亞太地區６１分的兩倍還多。美國人並不缺少想像力，但是想像力意味打破常規，而官僚機構的存在就是為了維護常規，是官僚機構沒有想像力，在美國“政治正確”的氛圍中，更不可能有想像力。
９·１１調查報告本身，寫法上倒是很有想像力，不像通常公文，而是生動有如驚險小說。“星期二，９月１１日，２００１年。美國東部，溫和而近乎無雲的晨光……”報告如此開頭。但是調查報告說，“基地”組織其實很簡陋，本·拉登在阿富汗訓練營親自挑選９·１１敢死隊員，他只是看看履歷，面談一下，個別的幾分鐘就作了決定。這種論調就帶點官僚習氣了。如果委員會的委員先生們能夠意識到，對比美國那種三次智商考查加五次心理測驗的中央情報局幹員選擇過程，這不單是“簡陋”而且也是想像力的超常發揮，是非常之時行非常之事，美國的反恐就會大大地上一個臺階了。
(2004年8月2日)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