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9日訊】(自由亞洲電台姜狄8月18日報導)在過去一年多以來，中國國內批評政府、要求改革的聲音，似乎有漸趨大膽之勢，甚至連批評江澤民，討論六四的聲音也時有所聞。
最近比較引人注目的幾件事，包括了蔣彥永醫生上書要求重新評價八九六四事件；北京大學新聞系副教授焦國標今年三月在互聯網上發表了討伐中宣部的萬言文章批評中宣部動輒以”穩定壓倒一切”為由，限制新聞報導、封殺媒體，扼殺了民眾的知情權。而在不久之前中國共青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資深記者盧躍剛在互聯網上發表上萬字的公開信，痛斥共青團常務書記趙勇以充滿”恐嚇和無知”的講話訓斥報社中層幹部，要他們做黨的喉舌。
而中國知識份子現在也敢於公開表達不滿，除了撰寫文章之外，他們還經常跟海外異議人士一道聯署公開信，要求釋放異議人士、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等。
這種現象是否代表中國國內言論自由的空間有所擴大呢？我們請來了兩位中國青年作家余杰和王怡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個現象。
著名青年作家余杰表示，目前中國知識份子之所以比較敢於直接批評政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形成了一個群體，形成一種互相鼓勵、互相帶動的效應，另一個原因，就是互聯網的不斷發展。
余：“一方面是少部分的知識分子開始對民主自由有自覺的意識，把六四之後15年斷裂了的追求真理、真話、捍衛自己言論自由權利的脈絡給承接起來。最近兩年來逐漸對單個的個體，形成一種群體形的發言的可能性。比如說焦國標、盧躍剛等等，以及南方都市報之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系主任展江發表捍衛新聞自由的公開信、北京大學法學研究所所長洪教授在公開講演中對3個代表的批評，對鎮壓法輪功提出不同看法，還有蔣醫生等等，互相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互相鼓勵、互相帶動的效應。
互聯網相當重要，其本質就是資訊自由的傳播、流通，所以中國方面有控制資訊的想法和做法，包括利用美國高科技公司Cisco以及Yahoo來阻止中國人民獲得資訊，但是這個努力不可能成功，不可能長久。所以互聯網的本質是自由的。我相信越來越多普通中國老百姓能夠從網上獲得資訊。”
另一名青年作家王怡就指出，民間維護自我權益意識的醒覺，也推動了言論自由的發展。
王：“在民間維權的運動中，大家言論的大膽，是跟權益受到的侵害同步加深的。在80年代啟蒙階段，一部分人的言論僅僅與思想上有關，他們認為在思想、理念上、在價值上言論應該是自由的。而在今天更重要的事，大家的權益在不斷受到侵害。這個時候的大膽言論，就並非純粹基於理念，而是出於對自己利益斤斤必較的捍衛。去年以來，這聲音變大了，是因為這種威脅侵害更厲害了。”
對于有人指出，胡溫上臺之後對異議人士比較容忍，所以大家的言論才會越來越大膽，餘傑就表示不贊同，他強調，現在稍微松動一點的言論空間，是大家努力爭取得來的結果，而並非高層政策有所改變。
余：“我不同意胡溫新政的說法，除了孫志剛案一些個體事件有少許變化之外胡溫在整個治國理念上沒有什麽大的變化。而且在毛110年冥壽的時候，官方舉辦了非常隆重的活動，新的9個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拜了毛的屍體，這種做法比江時期更走回頭路、更惡心，所以胡溫並沒有在政治體制改變的想法。而現在出現少許的松動是是民間力量的增長，是大家奮鬥努力而得到的。並非是胡溫賞賜給我們的一點自由。”
但是余杰跟王怡都同時指出，現在大家所看到的言論自由其實相當有限。
余：“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夠單方面樂觀地去看這個局面，因為官方新聞控制高壓仍然存在，蔣醫生為六四正名的信件只有海外以及少數能夠突破官方封鎖的知識份子才能夠看見，大部分民眾還是無法讀到的，以及其他的一些聲明，傳播範圍相當有限。 “政府對說真話的人的打擊和迫害，仍然在以各種方式進行。比如說蔣醫生被扣押，還有對另外一些學者著作的出版進行禁止。前不久經濟學家茅於的作品剛一出版就被禁止加印。”
王：“我們在最近有言論表現得比較大膽，沖破中國言論管制制度，過去一些政治異議人士的言論，現在從普通人口中講出來，但是其實沒有多大的意義。言論自由從1989年開始，一直到1994、95年才開始有一個反彈。但是到現在，真正大膽發言的人還是很少。如今在中國的知識份子還是處於不敢說真話的情況，敢說真話的只有或者不到幾百人，局面並沒有在整體上有改觀。 餘傑表示，中國國內爭取言論自由的力量和政府控制言論的限制正處於一種抗衡的狀態之中。
余：現在是一種膠著的狀態，但是爭取自由和爭取權利的力量在不斷增加，官方的控制力在下降之中，但是不會說一下子一方面就壓倒另一方面，我相信要至少五年這樣漫長的、痛苦的膠著狀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