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姜狄8月18日报导)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中国国内批评政府、要求改革的声音，似乎有渐趋大胆之势，甚至连批评江泽民，讨论六四的声音也时有所闻。
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几件事，包括了蒋彦永医生上书要求重新评价八九六四事件；北京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焦国标今年三月在互联网上发表了讨伐中宣部的万言文章批评中宣部动辄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限制新闻报导、封杀媒体，扼杀了民众的知情权。而在不久之前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在互联网上发表上万字的公开信，痛斥共青团常务书记赵勇以充满”恐吓和无知”的讲话训斥报社中层干部，要他们做党的喉舌。
而中国知识份子现在也敢于公开表达不满，除了撰写文章之外，他们还经常跟海外异议人士一道联署公开信，要求释放异议人士、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等。
这种现象是否代表中国国内言论自由的空间有所扩大呢？我们请来了两位中国青年作家余杰和王怡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著名青年作家余杰表示，目前中国知识份子之所以比较敢于直接批评政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群体，形成一种互相鼓励、互相带动的效应，另一个原因，就是互联网的不断发展。
余：“一方面是少部分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民主自由有自觉的意识，把六四之后15年断裂了的追求真理、真话、捍卫自己言论自由权利的脉络给承接起来。最近两年来逐渐对单个的个体，形成一种群体形的发言的可能性。比如说焦国标、卢跃刚等等，以及南方都市报之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发表捍卫新闻自由的公开信、北京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洪教授在公开讲演中对3个代表的批评，对镇压法轮功提出不同看法，还有蒋医生等等，互相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互相鼓励、互相带动的效应。
互联网相当重要，其本质就是资讯自由的传播、流通，所以中国方面有控制资讯的想法和做法，包括利用美国高科技公司Cisco以及Yahoo来阻止中国人民获得资讯，但是这个努力不可能成功，不可能长久。所以互联网的本质是自由的。我相信越来越多普通中国老百姓能够从网上获得资讯。”
另一名青年作家王怡就指出，民间维护自我权益意识的醒觉，也推动了言论自由的发展。
王：“在民间维权的运动中，大家言论的大胆，是跟权益受到的侵害同步加深的。在80年代启蒙阶段，一部分人的言论仅仅与思想上有关，他们认为在思想、理念上、在价值上言论应该是自由的。而在今天更重要的事，大家的权益在不断受到侵害。这个时候的大胆言论，就并非纯粹基于理念，而是出于对自己利益斤斤必较的捍卫。去年以来，这声音变大了，是因为这种威胁侵害更厉害了。”
对于有人指出，胡温上台之后对异议人士比较容忍，所以大家的言论才会越来越大胆，余杰就表示不赞同，他强调，现在稍微松动一点的言论空间，是大家努力争取得来的结果，而并非高层政策有所改变。
余：“我不同意胡温新政的说法，除了孙志刚案一些个体事件有少许变化之外胡温在整个治国理念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且在毛110年冥寿的时候，官方举办了非常隆重的活动，新的9个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拜了毛的尸体，这种做法比江时期更走回头路、更恶心，所以胡温并没有在政治体制改变的想法。而现在出现少许的松动是是民间力量的增长，是大家奋斗努力而得到的。并非是胡温赏赐给我们的一点自由。”
但是余杰跟王怡都同时指出，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言论自由其实相当有限。
余：“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单方面乐观地去看这个局面，因为官方新闻控制高压仍然存在，蒋医生为六四正名的信件只有海外以及少数能够突破官方封锁的知识份子才能够看见，大部分民众还是无法读到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声明，传播范围相当有限。 “政府对说真话的人的打击和迫害，仍然在以各种方式进行。比如说蒋医生被扣押，还有对另外一些学者著作的出版进行禁止。前不久经济学家茅于的作品刚一出版就被禁止加印。”
王：“我们在最近有言论表现得比较大胆，冲破中国言论管制制度，过去一些政治异议人士的言论，现在从普通人口中讲出来，但是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言论自由从1989年开始，一直到1994、95年才开始有一个反弹。但是到现在，真正大胆发言的人还是很少。如今在中国的知识份子还是处于不敢说真话的情况，敢说真话的只有或者不到几百人，局面并没有在整体上有改观。 余杰表示，中国国内争取言论自由的力量和政府控制言论的限制正处于一种抗衡的状态之中。
余：现在是一种胶着的状态，但是争取自由和争取权利的力量在不断增加，官方的控制力在下降之中，但是不会说一下子一方面就压倒另一方面，我相信要至少五年这样漫长的、痛苦的胶着状态。(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