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日訊】這事發生在“文革”結束的第二年——一九七八年。有一天我們室政治指導員（复員軍人）到我辦公室找我，要我打開即將搬回家的箱子，他要檢查看看里面到底放了些什麼。我知道他想看看有沒有公物帶走，特別是其中有否“保密”文件。我在
無奈下還是打開箱子，讓他檢查，當然箱子里除了書以外還有少量日用品其他什么一沒有。他也只得悻悻的毫無“收獲”的走了。
他走後我發了幾句牢騷，也就是說說我們這些人人格比他們高尚得多，他們這些政工干部才是口是心非等。當時在同一房間還有三四個科技人員在一起辦公，他們听了我的這些話覺得我得了“便宜”還不叫好。他們紛紛說：你是在我們單位，要是在其他單位早就不知被整成什麼模樣了。意思是說我們單位党政領導對我已經很“寬容”了，自己還不滿足。我知道他們指的是我積極參与了一九七六年四月對周恩來的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對批鄧反右傾翻案不發言。“四人幫”被捕之後，又對華國鋒提出的“繼續批鄧”不滿，對中共官員“開後門”有看法，污蔑“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有微詞，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唱反凋等等。他們說不是我們黨政領導容忍，我們大家對你的保護，你早就不知怎樣了？意思是我們領導放了我一碼我不應該埋怨，而是感謝！
我知道“四人幫”倒台後，中共干部和知識分子的專案組就都撤了，而我單位也就我這一專案組。因為他們覺得我是反共，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應該是一條大魚，抓出來對他們晉升是有好處的，他們找了我室的黨員和積極分子，動員他們揭發我，在開大會時積極發言批斗我以期最後把我抓進公安局，還可以向上報“喜”可惜是找他們時，他們總是支支唔唔，表示不了解情況，不愿發言因為不少話是傳到他們耳朵里的。我要一否認，其他又不表態，他們就“偷雞不著蝕把米”了，所以他們為了不打無准備的仗，批判會一拖再拖。
我也知道，像我這樣的性格對政治運動這樣的態度，在地方上是很危險，坐牢是輕的了，一個到東北去出差的老地下黨員知識分子回單位後偷偷告訴我說：在牡丹江市，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時，一些人僅說了“鄧小平有什么錯？”拉出去就槍斃，并听說在東北其他地方也不少。這些被槍斃的大多是年輕科技人員。
我想不僅他們以“反革命分子”帽子槍斃，他們的家屬也得戴上“反革命家屬”的帽子。78年初開始“繼續批鄧”口號取消了，那些家屬的帽子可能也摘了，但是那些人也還是白死了。
与他們這些被槍斃坐牢的人來比，我真是太幸運了。而且我還有許多他們沒有的“反動言行”。當時對我的待遇還是不能与外國專家接触，屬內控人員。
其實我還不過是比其他人多說了幾句真話，不少話還留在肚子里沒有講出來，否則更是罪不容誅了。
我用強盜搶劫來比喻這事，有的強盜搶了東西又殺人，我遇到的是強盜只是搶了我的東西并沒有殺我，所以在一些“革命群眾”看來，我應該知足地感謝這些善心的槍盜，謝謝他們不殺之恩。
你看那時人性已扭曲到何種程度！
這是已深入人心的真正的強盜邏輯！(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