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8日訊】作者：我們需要奪回自己的主動權，這是青年們猛然發現長期如此被動的深刻教訓。——題記
（一）孫建龍
楊：錢時東是個好兄弟，你跟他走江湖，我放心。雖然剛才我們只是三言兩語，但觀察得出來你是真正熱愛搖滾樂的人。
孫：我老家在河南洛陽，家裡很窮，父親和母親都在農村，種莊稼、賣菜。我現在還能活下來，有幾口飯吃，真的要多謝錢時東的慷慨。他雖然比我小11歲，但他是個熱誠坦率的人，沒有現在這些城市人的勢利和世故，這符合我的性情。我是個出了名的流浪漢，是搖滾樂真正在內心深處挽救了我，使我看到音樂之中的抗爭和不屈。只要我的生命有了音樂，我就不枉此生。在我的頭腦裡，我幾乎沒有經濟這個概念，能有多少錢就買多少搖滾CD，哪怕長達45分鐘的車程，我也寧願省下車費，徒步前去購買我需要的足以要了我的命的音樂。許多人吃不得苦，所以一事無成，我是過來人，對生活的嚴厲深有感觸，因而對那些磕磕碰碰毫不感到驚訝和煩惱。毫不謙虛地說，習慣了艱苦和磨難之後，我對一切困境都有去克服的準備。
楊：你的發音和一般的中國人不同。你會另外一些語言？
孫：英語，日文。要接觸和理解真正的音樂文化，語言不通是最基本的障礙，所以我到廣東之後，自考了這兩門語種，並獲得文憑，一般的翻譯、口語是沒問題的。也許是因為個性的緣故，我留著長髮，迄今為止沒有找到一份足可享受高等物質待遇的工作。遇到錢時東之後，我幫他發行音樂CD，還算知足。我對部分歐美地下搖滾樂給予極高的評價，那是因為它們可以讓你思索，深究人性和權利，而不是讓你沉迷、享受。有的音樂非常難聽，是徹底的憤怒和斥責，比人的七情六慾更為真實，上升為一種精神。中國大陸的音樂我一般不予置評，很大的緣故是因為體制隔絕我們接觸到它們，這是民族的損失。
楊：對此我很納悶，為什麼如此有意義的工作卻是單單由你這樣的邊緣者去做？
孫：邊緣者做邊緣音樂，主流者做主流音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不奇怪。中國人的自我安慰，是不知進取的國民特徵；中國人的精神空虛，也只是以無度的物質享受和對他人的蔑視來發洩。上一代對下一代的教育及以下一代對下下一代的教育，總是灌輸讓人安於現狀的道理，許多底層者、邊緣者的理想不是去捍衛真理，而是主動靠近乃至成為上層、主流，奴性不改。許多大有希望成為真正音樂人的中國樂隊，到最後不是主動妥協就是被打壓、分化、流失，找不到自己真實的一面，只不過混些功名利祿罷了，是十足的音樂騙子和音樂混子。
楊：我聽說過你的傳奇。據說你曾經騎著單車，從廣州直至洛陽。
孫：那是鍛煉意志，當然也有其它的緣故。比如我當時沒有多餘的錢，但是想瞭解各地風俗民情。沿途而來，看到大多數中國人真的生活得相當之艱難，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官方政策的強硬和新聞媒體的背道而馳，富於人性的空間幾乎只留存於傳統保守的貧困農村。我越來越感到，生活漸漸富裕起來了，但真正富裕的人只是極少數，而且也是最沒有安全感的一群。土地資源被大量開發，它的目的本身是為了提高生活水準，可是為什麼悲劇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那些上訪者，因為拆遷、告官，到最後被搞得一無所有。作為窮人和流浪漢，我想搞清楚這是為什麼。然而就算我知道，我也不敢說，說了也無用。真的，楊先生，太多的中國人一臉茫然，無辜無助。
楊：幸運的是你有所寄托，足以用一生的時間與熱愛的某種精神混為一體。
孫：這是我的追求。音樂也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不僅讓你看到自己的真實內心，也藝術地刻畫了自身之外的形形色色。從音樂之中，我學到了悲憫，學到了懺悔，也學到了反抗。楊先生，讓我來告訴你現實的中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它漸漸失去了悲憫，失去了懺悔，失去了反抗。如果如此寶貴的精神都喪失殆盡，那麼我們的大腦就將被完全洗煉乾淨，人就像從同一台機器裡面生產出來的零件，而人群只是機械的交合和再生產。你知道那句經典的話：「我同情別人，那麼誰來同情我呢？」為什麼有的乞丐成了職業人員？為什麼礦難家屬拿著幾萬塊撫恤金去賭博？為什麼城市裡面的農民工公寓仍然吵架不斷、拉幫結派？我們的社會從什麼時候變成了這樣？那麼多人，讓我們哀其不幸，卻又怒其不爭。這些問題都需要有人去解決，有人去反思。
（二）王熙孔
楊：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是你來接我。看起來，你的年齡和你的外表似乎並不相稱。
王：十個人有九個人都會認為我是「在讀大學生」，可實際上我已經快滿26歲了。很高興也很突然在此見到楊銀波先生，真是久聞大名。在我看來，你天真得讓我難以置信：我需要防備的許多人物和關係，在你身上就什麼都是坦然以待。上次我的兩個朋友去拜訪你，我本來也要同去的，他們回來之後滔滔不絕，話題幾乎從未離開過你，所以我對那次沒有親眼見到你，深以為憾。那時我不敢相信中國還會有你這樣的青年，因為大多數人或許走過的路太短，要麼很快就得手，要麼很快就失手，而你給了我們這些人一股長期堅持坦然面對現實苦難的勇氣和激情，這是我認為今天可以從你身上學到東西的原因之一。
楊：首先我是來向諸位道歉。還是那句話，看得見的正義才是正義，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一定要放在檯面上，這在過去我做得欠差。所以此次造訪在座諸位，對自己有兩點要求
：第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第二，眼見為實，空說無憑。熙孔，先請你介紹一下你自己。
王：我是廣東湛江人，靠海居住。父母辛辛苦苦幹農活把我拉扯到大學，出了大學之後搞工程設計，跟體制官員接觸過一段時間，對建築民工的感情也很深。現在回想起來，大學的時候幾乎沒有任何人可做知己之交，進大學校門的第一天就感覺走錯了方向，此後的幾年大學生活更是令我壓抑不堪。廣東的大學已經嚴重社會化，扭曲地把社會上那一套俗世觀念通通引入大學，而青年本應有的拚搏奮鬥精神卻被徹底埋葬了。微微可觀的是部分不知是真幼稚還是假幼稚的女生，媒體稱之為「後兒童時代」；呆板的是僵硬的所謂知識和毫無新意的活動；空虛的是不知如何打發時間；興奮的是拿到一個好的畢業評語和獎學金，或者搞定一個異性。作為農民的兒子，越念大學就越感到一種刻骨銘心的罪惡，那簡直就是拿父母的血汗錢做無聊的遊戲。
楊：幾千年來，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擺脫不了錢鍾書先生所說的「圍城模式」。進進出出，同樣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同一個問題，就是對所處環境沒有歸屬感。不僅是大陸人，就是連香港人、台灣人也面臨這個問題。這種沒有歸屬感的心態，說到底是不能獨立自主的緣故。不能獨立自主，就必定是受人所制、受他者所制，你是被動的，是被事先安排計劃的，主動權不在自己手中，那麼你的依賴性和惰性就會隨之產生。你只不過是這個既定流程中的一顆螺絲釘，隨時被環境推來推去，而你的真實所想卻是排斥這種現狀的。沒有歸屬感便不由自主地排斥環境，這需要我們改變過去長期被動的歷史。有些人是自甘墮落，主動放棄自我權利，潛意識裡仍然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規則，結果為了能夠生存，自己主動淘汰了自己，甘願成為他者的奴才和奴隸。
王：確實如你所說。我的經歷告訴我，生活在中國，規則就是如此。出了大學，看到的是一個比原來那個小社會更苛刻的大社會。我一個星期起碼和建築商、政府官員吃三頓飯，多則五頓，我厭倦那種場合。我曾經跟許多民工一起聊天，問他們：「你們的工資有沒有得到？」結果說沒有。那麼我問建築商，他們又一次又一次地說已經發了工資。這種現象竟是如此普遍，怪誰？
楊：從頭到尾，真正有力的監督力量何在？能夠對這種監督力量起實際保障作用的力量何在？你就是悲劇的例子之一，無法改變，只能退出，然而悲劇照樣惡性循環。我的最簡單的想法，就是打通交流的渠道，完善層層環節。現在社會事務的走向，不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係，而是委託與被委託的關係，被委託人對委託人負責，所以社會事務越來越傾向於契約化，這一點要做到。一旦出現問題，先是協商，也就是交流。作為底層，因為處於弱勢，所以要杜絕一盤散沙的現象，走向組織化，然後再以組織的力量與之協商。協商不成，通過輿論、行政和法律解決，尊重程序和真實性，報導、檢舉、訴訟。輿論、行政、法律力量不足，那麼就只有靠遊行示威集會等等。這些公民權利要普及下去，官方越強硬，那麼民間就會越反抗。所以聰明的公務員，都是疏通和緩解，而不是堵塞和打壓，否則你這個政府就會完蛋，這是起碼的常識。
王：我的一些同學和朋友也是公務員。在讀大學的時候，就有許多同學要做公務員，希望有個穩定的收入和驕傲的權力。不知你如何看待？
楊：政治是治理公眾之事，有這個理想的青年應是為公眾服務。權力應是授權而來，在沒有民主選舉的情況之下，一個靠考試授權，一個靠民意授權。考試是錄用者的審核，而民意是公眾的審核，後者尤其要公開、透明、具體。在其位不謀其政，那叫行政不作為；在其位謀其私人之政，那叫行政腐敗。要謀政，不一定要在其位，只要為公眾服務，那都是政治。政治不僅是公務員的事情，更是一切公民的事情，所以優秀的政治制度就是民治，而不是官治。真正的政治，不是角逐私人、團伙的權力和利益，而是憑借專業才幹和建設服務渠道，使國家、地方、區域、社區共同進步，使公眾之事暢通無阻。
王：聽得入神。我先去拿幾瓶酒和花生來，呆會兒再請你談武術和電影。
（三）黃廷權
楊：師傅，聽口音你是挨著四川廣安、遂寧的人。
黃：對頭，我是南充人，挨著廣安。我一看你就曉得你是從重慶來的。我們南充一過去，就是你們重慶合川，近得很。兄弟到哪裡？
楊：番禺，一個人，這是地址。好多錢？
黃：都是老鄉嘛，收你50。路程恁個遠，這裡的摩托車司機一般不敢到那邊去，我無所謂，老油條了。
楊：走嘛，老鄉之間不講價。你來廣州好長時間了哦。
黃：那是！1991年就來了，14年呀，廣州的旮旮旯旯都找得到。最開始是到這邊掙下力錢，那個時候我才15歲，一搞建築就是12年。廣州好多公路、欄杆、大廈都是經過我們的手親自建起來的，只不過呢，到這裡反而沒的感覺，現在喝口開水都要小心，還是老家好。只能說這邊的交通、信息搞得好，想做的事情有機會，出來打工的兄弟伙一大把，都還算過得去。但現在消費實在太高了，騎摩托車一年下來弄得到三萬塊錢就算不錯。我的娃兒在這邊讀小學一年級，一學期的學費就是1200多塊，像我們南充那邊頂多就是400來塊錢，真的是水漲船高。所以說，到廣州要想吃個飽飯，有個小錢花花，那沒問題；但是如果想要有番成就，這個本錢掐指一算，就不得了嘍。
楊：還有兩年廣州就要停摩托車了，到時你有啥子打算？
黃：短時的打算是兩個。一是繼續搞建築。反正人手沒問題，包些小工地，搞一下廠房、民居房、出租房，應該劃得著。實在不行的話，還是回老家發展，辦個小廠。畢竟出門在外，學到點經驗，大概曉得生意要咋個做。我們那個地方，現在表面上看起來不錯，但是人才流失太嚴重。我就是一個例子。為啥我要喊我娃兒到這邊來讀書呢？因為我從小教育我娃兒：「你千萬不要再回到南充那個窮地方！」我們在老家看到這些鄉親實在是吃了太多的苦，那苦啊，簡直他媽的受夠了。只不過，話雖然是這樣講，但是畢竟那是家鄉，人又熟，做起事情來很撇脫。老家那些地方，只要交通搞好了，投的本錢比較低，最起碼辦個食品加工廠。要原材料就有原材料，我們也有我們的優勢嘛，只要留得住人，小規模的經濟還是抓得起來的。
楊：沿海、東北、西部都慢慢搞起來了，現在湖南、四川、重慶這些中部地帶，反而形成了一個「中部塌陷」的問題，經濟主要靠外來企業的拉動和民工的打工回寄。我也為你們的將來擔憂。
黃：反正最起碼的，莊稼是不想幹的了。我們在外打工這麼多年，已經形成了習慣，那種靠天吃飯的營生，完全沒搞頭。大家要跟著時代走嘛，如果幾千年都是走那條老路，沒點改變，沒點想法，那活著有啥子意思？像廣州這些地方，我們剛來的時候是啥樣子？還不一樣是普通農村？養魚、種莊稼，到處都是草帽，但是它得到了天時、地利，還加上一個「人精」，是這樣才吸引到外來民工的。就像一個雪球，越滾越大。事情總要有人去做嘛，是不是？當年外出打工的人都算是有膽子的，他們是農民當中的浪頭尖；但現在打工已經不稀奇了，那我們就要走一條自己創造的路。要是大家都往同一條道上擠，都吃老本，不站在時代的前面，那麼你就會被時代拋棄。人總要不斷求變，今天你不往前走，那麼你就要被甩在後面，一輩子都是給別人踏腳的。兄弟，你說我講得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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