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6日訊】（編按：張榮豐教授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係前國家安全會議副祕書長，研究中國經濟二十多年。本文由大紀元編輯李誼整理自2004.12.06台北《九評共產黨》座談錄音）
對中國經濟的看法，我大概分幾個部分來談，包括改革開放、民主化條件、周遭國家所受影響，以及台灣生存發展之道。
改革進展不大 開放流血輸出
鄧小平在1978年以後提出改革跟開放，其實，他改革方面的進展不是很大，但在開放方面的進展就比較大、比較積極，也就是說國外的部門進展比較大。
改革方面可以從幾點來看：第一，市場機制仍然不健全。從1950年代建立計劃經濟以來，一直施行到1978年，以經濟學來講，就是很多市場都失靈了。到目前為止，雖然沿海地區有很多市場的建立，但還是可以看到很多市場並不健全，尤其是很多的資訊不對等，最重要的是，全國沒有形成一個一致的市場，所以烏魯木齊的物資波動跟上海是沒有關係的。
一個國家的市場機能其實應是一體化，但形成市場一體化並不是這麼容易，還有很多硬體設備要建立，譬如很多交通條件等等，像美國在六、七○年代大量建造公路。
第二，所有制方面仍然沒有很大的進展，所以它的很多企業雖然已經採股份制等，但其實背後還是公有制在主導，所以還是受到預算的軟約束，也就是說投資的成敗不完全由自己負擔。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從1949年建立政權以來，一直都面臨一個問題，就是過一陣子就投資膨脹，尤其是在地方。
為了壓下那些過度膨脹的投資，從1978年改革以來一直到現在，中國已經發生了五次的宏觀調控：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1993－1996年，最近的一次是2003年。可能比較令人有印象的是1993年下半年朱鎔基的宏觀調控，主要是針對上海等一些地方的房地產。其後，2004年下半年以來，主要是針對一些過度使用原材料，像鋼鐵、能源等產業。每一次宏觀調控的市場都不一樣，表示市場失衡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市場出現，國內的改革還存在很多很多的問題。
在國外部門比較積極開放，吸引大量外資湧入，包括台灣的商人。它採取二個辦法，可用「流血輸出」來形容，一是人民幣幣值的低估，二是使用大量民工。所謂民工，就是從內地來的農民，他們到珠江三角洲或到沿海做加工出口工作，可是他們沒有辦法取得城市居民的資格。中國城市居民的待遇跟農民差異很大，假如取得城市居民的資格，包括配給、教育等跟農民是完全不一樣的系統。民工是以農民的待遇做工人的工作，待遇很低。在很多開發中國家其實也有這種現象，譬如墨西哥、菲律賓在城市邊緣設了很多貧民窟，這些貧民窟的人基本上就是拿農村的待遇做工人的工作。
所得稅不普及 民主化條件未成熟
至於政治的部份，中國民主化的必要條件則還沒有成熟。
觀察一個國家的民主化，可分幾個角度來看。最早出現的大概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會起來主張民主化等等。在東亞國家也許是這樣，可是知識分子在裡面是最沒有力量的，所以他們是最早被鎮壓的一群。在台灣也發生過，很多被送到綠島，很多被槍斃了。
第二個力量則是中小企業。一開始中小企業對於政府的貪污腐敗，基本上是不在乎的，因為他們把它列為營運成本，可是長年下去，營運成本會越來越高，他們可能開始提出異議。假如執政者無法無視於貪污腐敗的橫行，就會發動一些肅貪的運動，像台灣蔣經國時代的「十項革新」，還有東亞很多國家在肅貪。不過，通常肅貪都失敗，因為這是與虎謀皮，自己是執政者自己又肅貪。失敗以後，這些企業家開始會失望，他們就會暗中支持民主運動，不過還是沒有辦法形成一股大的力量。
第三個力量最重要，就是中產階級。所謂中產階級，就是有繳直接稅的人，繳所得稅的人。一個國家的所得稅佔的比重越來越高，中產階級的力量就會慢慢形成。因為當政府從你口袋把錢拿走以後，你當然就會去關心：政府拿走我這麼多錢，到底是拿去哪裡用？就開始會關心政治。
只有這三股力量匯合的時候，才會有民主政治成熟的必要條件。可是還沒有充份條件，充份條件是另外一回事。不過，中國雖然有所得稅，並不普及。城市部門大概很少人適用所得稅，適用的大概都是一些外資企業，而負擔直接稅最重的反而是農民，是經過攤派的方式，讓農民去負擔這些直接稅。因為所得稅的不普及，所以看不到民主化有成熟的條件。
對外開放 周遭國家受嚴重影響
中國儘管改革緩慢，可是因為它對外的開放非常有進展，所以對周遭國家就產生一系列的影響。這個影響可以分二大部分。
一、透過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造成影響
它是透過經濟學中所謂的「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原理，來影響周遭國家。假如兩個國家生產技術差不多，它們使用的生產要素，譬如土地、勞動、原料、能源等等，通過大量的自由貿易，最後這些生產要素的價格都會拉平。
過去四小龍加工出口的現象非常明顯，因為四小龍的規模太小，而且四小龍跟周遭國家的差距沒有那麼大，可是中國投入世界舞台以後，由於它跟周遭國家的差距非常大，而且實在是太大了，所以周遭國家都被影響了。
（1）工資沒辦法再繼續上漲，就是工人階級的所得不會再上漲，尤其是跟中國生產基礎一樣的產業更明顯，甚至有往下拉的力量。可是，工資是不可能往下拉的，因為有基本工資的保障等各種規定跟因素，所以最後就會以失業的面貌出現。日本、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這些中國的周遭國家，失業率都非常的高。台灣的失業率原來不到2個百分點，現在大概在5個百分點左右。韓國也是，香港更多，多於8%。
（2）中國大量使用原材料，於是價格就開始飆漲，譬如這幾年來重要的金屬價格，在台灣發生很荒謬的事情，就是連水溝蓋、鐵門都被偷走，全部運到中國去了。能源也是，油價上漲。還有比較可以流動的像資金跟技術，就大量的流入中國。所以，中國現在是全世界使用外資最多的國家。這些是初步的影響，看起來都是不好的影響。
（3）對周遭國家也有一些看起來好的影響，但其實是蠻悲慘的。第一，就是污染的輸出。很多污染的產業大概都輸出到中國，所以中國號稱是世界的製造工廠，可能也是世界最大的污染廠，也是世界最大的垃圾場。第二，周遭國家會想用到一些比較低廉但是品質不佳的消費品，像台灣大賣場的腳踏車大概一千元就可以買到，很多旅行箱也是很便宜，可是常常蓋不攏。
（4）再另外一個現象就是，跟周遭很多的國家產生貿易磨擦。因為他們加入WTO以後，歐盟已經對中國發起了一百多次的反傾銷控告。美國也發起了很多控告，最近的一個控告就是它國內對半導體產業等等的17% 的家庭退稅。
二、透過外部性效果造成影響
第二個影響我把它稱為經濟的「外部性效果」。所謂經濟的外部性，就是經濟行為者的經濟行為所引起的後果不是完全由自己來負擔。
最典型的外部性因素的例子就是污染，例如你家開一間洗衣店，隔壁開一個工廠，每次工廠開工，就把你家的衣服污染了，它生產行為的後果沒有完全由它自己負擔，而由你來負擔它的污染。這就是所謂的外部成本。也有一種叫做外部利益，就是你家是種果園的，隔壁是養蜜峰的，則相互得利。
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外部效果如下。
（1）人口移動的外部效果
毛澤東時代是把農民牢牢的釘在土地上，可是鄧小平的改革就讓這些農村的農民可以流動。它現在的流動人口大概占百分之十。
人口的流動又發生幾個問題：其一，疾病的感染，像SARS，還有禽流感，還有狂犬病。中國農村的衛生條件並不很理想，人常常跟動物雜居在一起，其實早期的台灣也是這樣。人口流動以後病毒就開始流動到城市部門，並隨著人民商務的旅行或觀光，就將之帶到境外。所以其實台灣、日本已經變成防疫的第一線。
其二，治安，很多中國的偷渡客，不只在台灣，日本很多的黑社會都是偷渡，因為他沒有辦法正常融入社會。
其三，社會整合問題，比如說，在台灣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配偶的問題，還有服兵役的問題等等，還有一個在台灣比較特殊的政治滲透。因為有台灣主權的主張，所以這種經濟的來往就會衍生成政治的滲透，就像我們看到對台商的收買，或者是代言人的重現，或者是從事間諜活動等等。
（2）軍隊擴張的外部效果
中國為了保護能源和將來的生命線，所以建議遠洋海軍和空軍的建立。中國的國防預算每年都以二個數字的百分點在成長，這在東亞國家非常少見。
有一次我將這個故事講給李光耀先生聽，他聽了印象非常深刻。他說，台灣還算不錯，台灣還有高科技產業，新加坡也有，但東南亞很多國家除了賣一點熱帶水果以外，什麼都沒有。
面對中國 台灣生存發展之道
我以前在國家安全會議，讓我每天晚上睡不著的問題，就是台灣面對這樣一個對手，或者是一個鄰居，怎麼活下去？最後的結論大概朝幾個方向，目標大概是台灣要生存和發展，怎麼做呢？
（1）政治上必須民主化
民主化過程中間的艱辛，是我當李登輝十年幕僚最睡不著的地方，就是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斷遭受既得利益的打擊。但是我想還是台灣有幸，畢竟是民主化，雖然大家不滿意，不過總算走出了民主化的第一步。其實一定有人批評，說前總統李登輝修憲修了六次，修得亂七八糟。其實他修憲是有一定的邏輯，而且其實很簡單。
第一次修憲是要把國會的選舉權還給民眾，所以最先終結萬年國會。第二次，要把行政首長的選舉權還給民眾，所以允許省長可以選舉，而以前在國民黨時代，只允許選到縣市長。第三次，就讓總統可以直接選舉出來，第四次就要調整這些民選出來的國會和總統和行政部門的關係。第五次，為了追求更多的效率，所以就調整行政的級別，就是把省凍結起來。台灣是個很小的地方，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人口也是，日本是一億多，我們是兩千萬，可是我們有自己的政府，日本是模仿秦朝只有三級的政府。第六次，是很重要的一點，但是沒有完成，就是要跟中國明確的定位，就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可是沒有成功。
（2）外交上要務實
李登輝總統拋棄過去漢賊不兩立的所謂的正名，他務實的走入了國際，就是進行務實的外交。現在民進黨是封鎖外交，而李總統走遍了東南亞，走遍了約旦、中東、南非，包括美國都去過，他不用封鎖外交，他是用務實外交。
（3）軍事上建立嚇阻能力
調整陸軍的重要性，而以海空軍為主，因為台灣是個海島型的國家，所以第一決戰的一定是海空軍，讓對方的海空軍沒有辦法越過台灣海峽，就沒辦法登陸。
（4）經濟上分散風險 積極發展自己的產業
經濟方面主要是「戒急用忍」，就是分散風險。台商到中國是不可阻擾的，沒有辦法阻擋的，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分散風險。「戒急用忍」我個人認為是一個文宣失敗的政策，不過，它是一個經濟上也許是成功的政策。
「戒急用忍」分三級管制，第一，利用中國廉價勞動，然後出口到美國的產業基本上是不管的，所以五千萬美元以下的投資，基本上是不管的。第二，以中國的市場為導向的產業要專案審核，所以五千萬美金以上的項目要由經濟部專案審核。第三，投資比較長時間的基礎建設，如鐵路、電廠、醫院等等，因涉及中國的法律和各地的規定，所以風險大，回收期又長，所以被禁止。
「戒急用忍」內容是值得讚美的，但文宣是失敗的，大家聽說戒急用忍就以為都不能去了。聽說，那位幕僚去了熱河，看到康熙寫給雍正的「戒急用忍」，就建議用這個名詞。但我學經濟，我是不太贊成的。
其實，經濟不能只是消極的分散風險，最重要的積極面還是要發展自己的產業，就是拉開跟中國技術的差距，所以從當時一直到現在都在發展的科學園區，有新竹、台中跟台南，其實都是經過規劃的，背後都有一個或兩個研究機構在支持。比如新竹主要是靠清華跟交大，台中主要是中興大學，台南是成功大學。還有另外兩個科學園區南港跟汐止，主要是中研院跟台大在支援。
另外還有一個李總統還沒有做到的，就是服務業方面的改善，整個發展跟國際接軌的服務業，比如跟國際接軌的醫療系統、教育系統跟金融系統。當然要全台灣發展可能資源有限，所以會先從科學園區開始發展，這樣來改善台灣的經濟體系。
還有一點，外部性的效果其實也做很多，比方針對防疫的問題，還有政治滲透等等，那是中國政策的另外一個重點。中國政策可能比各位想像的還要複雜一點，是一個很複雜的工程的概念。
（5）兩岸關係明確定位、求同存異
一九九一年四月三十日台灣終止動員勘亂時期之前，台灣是把中國定位成敵國，直接稱它為共匪，所以法律中有所謂的資匪罪，就是要到中國投資會被判刑。可是終止動員勘亂以後，台灣跟中國定位不清楚，是敵是友不清楚，是外國是本國也不清楚。
兩岸關係適合修憲把它定位清楚，這是一種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所謂特殊是因為血緣和文化上的共同地方，但是在政治的民主、在其他方面有很多的區別。但是定位方面基本上失敗了。
其實，兩岸關係的處理也很簡單，就是所謂的求同存異，就是承認自己是華裔，自己是中國文化等等。其實台灣不只擁有中國文化，我常常開玩笑說，台灣是約翰米太郎的社會。什麼意思呢，台灣是個海島，所以接受各國的文化，約翰代表美國，米代表中國，太郎就是日本。其實還不止，台灣接收了很多的文化，所以跟中國其實是有些區別，但是最重要的區別就是民主和對等。
回想一九九八年辜振甫第二次訪問中國，他所有的基點只有兩個，一個是對等，一個是民主，所以他和江澤民講民主化的問題、選舉的問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