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6日讯】（编按：张荣丰教授现任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系前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研究中国经济二十多年。本文由大纪元编辑李谊整理自2004.12.06台北《九评共产党》座谈录音）
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我大概分几个部分来谈，包括改革开放、民主化条件、周遭国家所受影响，以及台湾生存发展之道。
改革进展不大 开放流血输出
邓小平在1978年以后提出改革跟开放，其实，他改革方面的进展不是很大，但在开放方面的进展就比较大、比较积极，也就是说国外的部门进展比较大。
改革方面可以从几点来看：第一，市场机制仍然不健全。从1950年代建立计划经济以来，一直施行到1978年，以经济学来讲，就是很多市场都失灵了。到目前为止，虽然沿海地区有很多市场的建立，但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市场并不健全，尤其是很多的资讯不对等，最重要的是，全国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市场，所以乌鲁木齐的物资波动跟上海是没有关系的。
一个国家的市场机能其实应是一体化，但形成市场一体化并不是这么容易，还有很多硬体设备要建立，譬如很多交通条件等等，像美国在六、七○年代大量建造公路。
第二，所有制方面仍然没有很大的进展，所以它的很多企业虽然已经采股份制等，但其实背后还是公有制在主导，所以还是受到预算的软约束，也就是说投资的成败不完全由自己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1949年建立政权以来，一直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过一阵子就投资膨胀，尤其是在地方。
为了压下那些过度膨胀的投资，从1978年改革以来一直到现在，中国已经发生了五次的宏观调控：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1993－1996年，最近的一次是2003年。可能比较令人有印象的是1993年下半年朱镕基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上海等一些地方的房地产。其后，2004年下半年以来，主要是针对一些过度使用原材料，像钢铁、能源等产业。每一次宏观调控的市场都不一样，表示市场失衡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市场出现，国内的改革还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
在国外部门比较积极开放，吸引大量外资涌入，包括台湾的商人。它采取二个办法，可用“流血输出”来形容，一是人民币币值的低估，二是使用大量民工。所谓民工，就是从内地来的农民，他们到珠江三角洲或到沿海做加工出口工作，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取得城市居民的资格。中国城市居民的待遇跟农民差异很大，假如取得城市居民的资格，包括配给、教育等跟农民是完全不一样的系统。民工是以农民的待遇做工人的工作，待遇很低。在很多开发中国家其实也有这种现象，譬如墨西哥、菲律宾在城市边缘设了很多贫民窟，这些贫民窟的人基本上就是拿农村的待遇做工人的工作。
所得税不普及 民主化条件未成熟
至于政治的部分，中国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则还没有成熟。
观察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可分几个角度来看。最早出现的大概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会起来主张民主化等等。在东亚国家也许是这样，可是知识分子在里面是最没有力量的，所以他们是最早被镇压的一群。在台湾也发生过，很多被送到绿岛，很多被枪毙了。
第二个力量则是中小企业。一开始中小企业对于政府的贪污腐败，基本上是不在乎的，因为他们把它列为营运成本，可是长年下去，营运成本会越来越高，他们可能开始提出异议。假如执政者无法无视于贪污腐败的横行，就会发动一些肃贪的运动，像台湾蒋经国时代的“十项革新”，还有东亚很多国家在肃贪。不过，通常肃贪都失败，因为这是与虎谋皮，自己是执政者自己又肃贪。失败以后，这些企业家开始会失望，他们就会暗中支持民主运动，不过还是没有办法形成一股大的力量。
第三个力量最重要，就是中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就是有缴直接税的人，缴所得税的人。一个国家的所得税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中产阶级的力量就会慢慢形成。因为当政府从你口袋把钱拿走以后，你当然就会去关心：政府拿走我这么多钱，到底是拿去哪里用？就开始会关心政治。
只有这三股力量汇合的时候，才会有民主政治成熟的必要条件。可是还没有充份条件，充份条件是另外一回事。不过，中国虽然有所得税，并不普及。城市部门大概很少人适用所得税，适用的大概都是一些外资企业，而负担直接税最重的反而是农民，是经过摊派的方式，让农民去负担这些直接税。因为所得税的不普及，所以看不到民主化有成熟的条件。
对外开放 周遭国家受严重影响
中国尽管改革缓慢，可是因为它对外的开放非常有进展，所以对周遭国家就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个影响可以分二大部分。
一、透过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造成影响
它是透过经济学中所谓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原理，来影响周遭国家。假如两个国家生产技术差不多，它们使用的生产要素，譬如土地、劳动、原料、能源等等，通过大量的自由贸易，最后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都会拉平。
过去四小龙加工出口的现象非常明显，因为四小龙的规模太小，而且四小龙跟周遭国家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可是中国投入世界舞台以后，由于它跟周遭国家的差距非常大，而且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周遭国家都被影响了。
（1）工资没办法再继续上涨，就是工人阶级的所得不会再上涨，尤其是跟中国生产基础一样的产业更明显，甚至有往下拉的力量。可是，工资是不可能往下拉的，因为有基本工资的保障等各种规定跟因素，所以最后就会以失业的面貌出现。日本、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中国的周遭国家，失业率都非常的高。台湾的失业率原来不到2个百分点，现在大概在5个百分点左右。韩国也是，香港更多，多于8%。
（2）中国大量使用原材料，于是价格就开始飙涨，譬如这几年来重要的金属价格，在台湾发生很荒谬的事情，就是连水沟盖、铁门都被偷走，全部运到中国去了。能源也是，油价上涨。还有比较可以流动的像资金跟技术，就大量的流入中国。所以，中国现在是全世界使用外资最多的国家。这些是初步的影响，看起来都是不好的影响。
（3）对周遭国家也有一些看起来好的影响，但其实是蛮悲惨的。第一，就是污染的输出。很多污染的产业大概都输出到中国，所以中国号称是世界的制造工厂，可能也是世界最大的污染厂，也是世界最大的垃圾场。第二，周遭国家会想用到一些比较低廉但是品质不佳的消费品，像台湾大卖场的脚踏车大概一千元就可以买到，很多旅行箱也是很便宜，可是常常盖不拢。
（4）再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跟周遭很多的国家产生贸易磨擦。因为他们加入WTO以后，欧盟已经对中国发起了一百多次的反倾销控告。美国也发起了很多控告，最近的一个控告就是它国内对半导体产业等等的17% 的家庭退税。
二、透过外部性效果造成影响
第二个影响我把它称为经济的“外部性效果”。所谓经济的外部性，就是经济行为者的经济行为所引起的后果不是完全由自己来负担。
最典型的外部性因素的例子就是污染，例如你家开一间洗衣店，隔壁开一个工厂，每次工厂开工，就把你家的衣服污染了，它生产行为的后果没有完全由它自己负担，而由你来负担它的污染。这就是所谓的外部成本。也有一种叫做外部利益，就是你家是种果园的，隔壁是养蜜峰的，则相互得利。
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外部效果如下。
（1）人口移动的外部效果
毛泽东时代是把农民牢牢的钉在土地上，可是邓小平的改革就让这些农村的农民可以流动。它现在的流动人口大概占百分之十。
人口的流动又发生几个问题：其一，疾病的感染，像SARS，还有禽流感，还有狂犬病。中国农村的卫生条件并不很理想，人常常跟动物杂居在一起，其实早期的台湾也是这样。人口流动以后病毒就开始流动到城市部门，并随着人民商务的旅行或观光，就将之带到境外。所以其实台湾、日本已经变成防疫的第一线。
其二，治安，很多中国的偷渡客，不只在台湾，日本很多的黑社会都是偷渡，因为他没有办法正常融入社会。
其三，社会整合问题，比如说，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配偶的问题，还有服兵役的问题等等，还有一个在台湾比较特殊的政治渗透。因为有台湾主权的主张，所以这种经济的来往就会衍生成政治的渗透，就像我们看到对台商的收买，或者是代言人的重现，或者是从事间谍活动等等。
（2）军队扩张的外部效果
中国为了保护能源和将来的生命线，所以建议远洋海军和空军的建立。中国的国防预算每年都以二个数字的百分点在成长，这在东亚国家非常少见。
有一次我将这个故事讲给李光耀先生听，他听了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台湾还算不错，台湾还有高科技产业，新加坡也有，但东南亚很多国家除了卖一点热带水果以外，什么都没有。
面对中国 台湾生存发展之道
我以前在国家安全会议，让我每天晚上睡不着的问题，就是台湾面对这样一个对手，或者是一个邻居，怎么活下去？最后的结论大概朝几个方向，目标大概是台湾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做呢？
（1）政治上必须民主化
民主化过程中间的艰辛，是我当李登辉十年幕僚最睡不着的地方，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遭受既得利益的打击。但是我想还是台湾有幸，毕竟是民主化，虽然大家不满意，不过总算走出了民主化的第一步。其实一定有人批评，说前总统李登辉修宪修了六次，修得乱七八糟。其实他修宪是有一定的逻辑，而且其实很简单。
第一次修宪是要把国会的选举权还给民众，所以最先终结万年国会。第二次，要把行政首长的选举权还给民众，所以允许省长可以选举，而以前在国民党时代，只允许选到县市长。第三次，就让总统可以直接选举出来，第四次就要调整这些民选出来的国会和总统和行政部门的关系。第五次，为了追求更多的效率，所以就调整行政的级别，就是把省冻结起来。台湾是个很小的地方，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人口也是，日本是一亿多，我们是两千万，可是我们有自己的政府，日本是模仿秦朝只有三级的政府。第六次，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没有完成，就是要跟中国明确的定位，就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可是没有成功。
（2）外交上要务实
李登辉总统抛弃过去汉贼不两立的所谓的正名，他务实的走入了国际，就是进行务实的外交。现在民进党是封锁外交，而李总统走遍了东南亚，走遍了约旦、中东、南非，包括美国都去过，他不用封锁外交，他是用务实外交。
（3）军事上建立吓阻能力
调整陆军的重要性，而以海空军为主，因为台湾是个海岛型的国家，所以第一决战的一定是海空军，让对方的海空军没有办法越过台湾海峡，就没办法登陆。
（4）经济上分散风险 积极发展自己的产业
经济方面主要是“戒急用忍”，就是分散风险。台商到中国是不可阻扰的，没有办法阻挡的，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散风险。“戒急用忍”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文宣失败的政策，不过，它是一个经济上也许是成功的政策。
“戒急用忍”分三级管制，第一，利用中国廉价劳动，然后出口到美国的产业基本上是不管的，所以五千万美元以下的投资，基本上是不管的。第二，以中国的市场为导向的产业要专案审核，所以五千万美金以上的项目要由经济部专案审核。第三，投资比较长时间的基础建设，如铁路、电厂、医院等等，因涉及中国的法律和各地的规定，所以风险大，回收期又长，所以被禁止。
“戒急用忍”内容是值得赞美的，但文宣是失败的，大家听说戒急用忍就以为都不能去了。听说，那位幕僚去了热河，看到康熙写给雍正的“戒急用忍”，就建议用这个名词。但我学经济，我是不太赞成的。
其实，经济不能只是消极的分散风险，最重要的积极面还是要发展自己的产业，就是拉开跟中国技术的差距，所以从当时一直到现在都在发展的科学园区，有新竹、台中跟台南，其实都是经过规划的，背后都有一个或两个研究机构在支持。比如新竹主要是靠清华跟交大，台中主要是中兴大学，台南是成功大学。还有另外两个科学园区南港跟汐止，主要是中研院跟台大在支援。
另外还有一个李总统还没有做到的，就是服务业方面的改善，整个发展跟国际接轨的服务业，比如跟国际接轨的医疗系统、教育系统跟金融系统。当然要全台湾发展可能资源有限，所以会先从科学园区开始发展，这样来改善台湾的经济体系。
还有一点，外部性的效果其实也做很多，比方针对防疫的问题，还有政治渗透等等，那是中国政策的另外一个重点。中国政策可能比各位想像的还要复杂一点，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的概念。
（5）两岸关系明确定位、求同存异
一九九一年四月三十日台湾终止动员勘乱时期之前，台湾是把中国定位成敌国，直接称它为共匪，所以法律中有所谓的资匪罪，就是要到中国投资会被判刑。可是终止动员勘乱以后，台湾跟中国定位不清楚，是敌是友不清楚，是外国是本国也不清楚。
两岸关系适合修宪把它定位清楚，这是一种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所谓特殊是因为血缘和文化上的共同地方，但是在政治的民主、在其他方面有很多的区别。但是定位方面基本上失败了。
其实，两岸关系的处理也很简单，就是所谓的求同存异，就是承认自己是华裔，自己是中国文化等等。其实台湾不只拥有中国文化，我常常开玩笑说，台湾是约翰米太郎的社会。什么意思呢，台湾是个海岛，所以接受各国的文化，约翰代表美国，米代表中国，太郎就是日本。其实还不止，台湾接收了很多的文化，所以跟中国其实是有些区别，但是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民主和对等。
回想一九九八年辜振甫第二次访问中国，他所有的基点只有两个，一个是对等，一个是民主，所以他和江泽民讲民主化的问题、选举的问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