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3日訊】對張學良《西安事變》的評價,始終離不開抗日戰爭及當時的中國社會實際情況。我們先看看中共的偽史觀怎麼說的:張學良的《西安事變》促成了國共聯合抗日,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槍口對外,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揭開了歷史的新篇章。好一個“民族英雄”的說詞。我們不能再以一黨之私,只依中共的歷史觀來看待歷史,評價歷史人物,而要以歷史的實際與真實,客觀看待與評說。
從1931年瀋陽《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東北軍閥張祚霖及其子張學良壓根就沒有真正的抗過日,一直推行的是遷讓政策,還不如楊靖宇、趙一曼等人的抗日義舉。同時,張學良還錯誤的理解蔣介石“剿共”的軍事戰略,被中共的政治策略及所倡導的所謂民族情感索迷惑,發生於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的確使中國的命運從此改變。但蔣介石所說“我要抗日,要消滅共產黨”並沒有錯。
中共把張學良定格在“民族英雄”的歷史地位上,顯然是不符歷史事實的,是出於一黨之私,欺騙愚弄人民,儘是違背歷史真實的。中共所有關於張學良與“西安事變”的歷史文獻中,都一直認定是張的“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對日宣戰,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的謊言,並使之編入大、中、小學的偽歷史教材及有關所謂愛國主義材料中。強迫青年人接受中共所篡改和偽造的歷史史觀,使之在國人心中根深柢固。在大陸瘋狂的歲月中,國人就像被打了毒針,黨中央一“抽筋”,全國人民都“發瘋”,由中共政權灌輸給國人傳統思維慣性將足足影響好幾代中國人。
現在我們回頭看看張學良在抗戰前期做了什麼?
(一)不抗戰,只抓蔣,首先,我們必須澄清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抵抗的說法。
張學良先生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復說明: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不抵抗政策。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八人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有關媒體宣傳說:蔣介石下手諭,命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命令,與蔣介石無關”。
關於手諭在於鳳至手裏之說,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學良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界傳說我有蔣介石不抵抗手諭存在於鳳至手中,是扯談,於鳳至不是那種人”。
蔣介石過世後,張學良曾接受了許多媒體及學人的訪問,包括著名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對于不抵抗之說,也有答復,這裏就不一一例舉。
(二)張學良軍事戰略上的無為
一個擁兵20多萬人的東北軍將領,不在東北與日軍周旋,卻逃到西北與共軍合謀逼蔣抗日之策。張學良曾被兩萬日軍打得狼狽逃竄,蜂擁入關。卻被中共宣傳為中央命令不抵抗,推卸責任,實屬小人國賊之尤。為日軍從東北南下,長驅直入,迅速占領整個東北開了方便之門,使東北幾千萬同胞深受日本人鐵蹄糅躪。在軍事指揮與用人上都不足為將材,特別是在軍事戰略上,看不到日本東進之主要目的是要占領整個印度支那,而中國任何一個局布抵抗都會延緩日軍這一進程,特別是東北軍的抵抗,更能為中國軍隊爭取時間作好全面抗戰的準備,張學良作為一個軍人與抗日名將張自忠將軍,孫立人將軍相比,在軍事上就顯得毫無作為,實為一個軍事政治小丑。
(三)澄清蔣介石不抗日,真內戰的愚弄宣傳。
蔣介石先生所領導的中華民國作為美國的盟友,不可能成為德、日戰爭販子的幫凶;也不可能真要坐失大好河山,張學良帶兵入關,實為一己之私。
蔣介石先生早年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二十九歲擔任北閥軍總司令的重任,打倒了滿清王朝,平息割據軍閥,至少在形式上基本統一中國;這樣一位國家統帥,怎麼就會在抗日戰爭中,成了把中國拱手讓給日本,讓給美國,賣國求榮的賣國賊了呢?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對蔣介石來說當考量的理應是清剿共產主義運動,當然抗日也是運籌帷幄之事,對日宣戰只是遲早之事。1937年7月7日,中國國民政府終於在全國軍民忍無可忍之下,正式宣佈對日抗戰,從此全國上下一心,軍民一體,為保衛中國領土,中華民族的存亡,奮起抵抗日軍的侵略長達八年之久。期間的上海、南京、武漢大會戰,支那遠東戰場及戰事,足以証明:成千上萬的國民黨軍人戰死疆場,為國捐軀,特別是張自忠將軍在武漢戰敗,自殺身亡的壯舉,更是憾人肺腑,崔人淚下;孫立人將軍指揮的緬甸《仁羌戰役》震撼世界。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共政權並不把他們當中國人,反為了自己一黨之私,欺騙愚弄人民,篡改歷史,長達半個世紀,不把歷史真象告訴國人,而這些可歌可泣的愛國壯士從來不見諸於愛國主義教唆材料中。
在大陸所有媒體的宣傳與中共欺騙人民的愚民教育中,都把東北淪陷的罪責歸併於蔣介石先生身上,這顯然是不符歷史事實的。蔣介石的抗日方針非常清楚:抗日也必須剿滅共產運動。而張學良由於政治上幼稚不成熟,公然以兵變逼蔣聯共抗日,事實上卻保存了共產黨,使其在西北荒野得以迅速發展軍事力量,從而再借日本人的手消滅國民黨的有生軍事力量,時機成熟,發動內戰,竊取政權。
《西安事變》的確成了中國歷史的交點,它使中國歷史兩種發展趨勢相互倒錯,成為中國歷史命運的轉折點,如此重要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對中國人民的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更是深遠。
如果沒有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幫助中共在西北的窮鄉僻壤利用抗日戰爭得以生存、發展、壯大;再借日本人之手,消滅國民黨軍隊,就不會有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國貧窮國土上的內戰與和平時期的浩劫;更不會有中共幫助蘇俄在亞洲推銷共產主義,建立共產政權的瘋狂歲月,也不會有五十年代史達林、毛澤東這兩個老賊慫恿北韓金日成大舉進犯南韓,使美軍不得不為消滅共產政權,遏制共產運動的漫延而進行反擊;也不會有近一佰萬中國志願軍健兒為了那個無為的政權、無為的領袖而獻出寶貴的生命。
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幫助中共在中國大陸建立了個專制帝國。使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的宏業斷送在張的手裏,至少使中國歷史的發展倒退了四十年(1945年至1985年)。如當時,蔣能消滅中國境內的共產主義運動,1945年後,他將對中國社會進行之資本主義改革,從而使中國真正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中國的綜合國力及人民生活品質早已有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一點從二戰後,由美國幫助發展起來的日本、台灣、南韓、新加坡可以看出。
(四)歷史的走向
如果歷史的發展軌跡,在清剿了中國共產運動,北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得以在美國的幫助下,迅速恢復發展經濟,那麼在亞洲崛起的應該是中國而不是日本;眾所周知,由於有所謂的抗美援朝戰爭;美國三分之二的加工業託付給日本,使日本從戰爭的廢墟中站起來,經濟迅速恢復發展,成為亞洲一霸、世界一強。反觀中共在一九四五年進行了窮凶極惡的內戰,打著為了人民的幸福與自由、民主的旗號,竊取了大陸的統治權;在和平時期,進行了歷次史無前例、慘無人道的浩劫、屠殺、篡改歷史,欺騙人民長達半個世紀,使人民的精神面貌與社會政治生活的建造,正負相減不是零,而為負數,現實的中國與70年前在西安事變的檄文中向蔣介石所要求的都相差甚遠。(註)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共產黨,中國更富強;沒有毛澤東,中國更繁榮。
沒有《西安事變》就不會有六千萬條無辜人民的生命死於內戰及中共建政後的歷次屠殺之中,特別是中國建政後,在其暴君毛澤東的領導下,對中國人民已有的美好道德倫理結構,所進行的摧毀性的破壞革命就會避免,也不會出現整個國人在商品經濟社會的結構中,整個民族都在墮落中沉淪的悲慘史事,當然也就沒有了今天所謂台灣的統一問題。
張學良是抗戰期間,共產主義運動能在中華大地上存活,持續發展的主要幫凶,使其之後,它能肆意橫行中國作出了他罪惡的貢獻。
反思《西安事變》的現實意義:抗日的蔣介石被打倒了,沒有真正抗日的中共確成了領導全國軍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偉大政府”;高叫“抗日”的張學良成了中共玩弄政治權謀的幫凶,一個歷史罪人卻成了“民族英雄”,這真是歷史對中國充滿戲劇性的嘲諷。在現實社會政治生活中,我們要警惕那些天天高喊:“反美帝、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武力統一台灣,不惜與美國一戰”的政治狂人的危險性!
張學良被共產政權所誘惑,鑄成終生大錯,特別是看到他幫助中共建立了專制王朝,任意掠殺人民,更是無顏見江東父老,又有愧于蔣介石,只好在夏威夷眺望大陸也遠俯台灣,抱恨終生,客死異鄉。至於張的歷史地位,隨著大陸共產政權的衰亡,世界共產主義的滅亡,中國人民將自由評說。
﹝註﹞張學良《西安事變》檄文
二00四年九月十八日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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