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6日訊】最近，一則題為《河北青年因強姦殺人案被處決，10年後真凶落網》的消息在互聯網廣為流傳。據媒體報導：「今年1月18日，河南滎陽警方抓獲一名可疑男子，經審訊該男子交代了曾在河北廣平等地奸殺4名婦女的犯罪事實。1月19日，河北廣平警方將這個名叫王書金的男子押回，之後押解其到石家莊市郊區作案現場指認時，卻從受害者同事口中得知，王書金犯下的凶案，案發當年已被當地警方偵破，強姦殺人犯聶樹斌10年前已被執行了死刑。」（《新浪網》2005 年3月15日）這條駭人聽聞的消息再次將絕望中的我推向了絕望的境地：對生命的如此脆弱感到絕望，對不公正的司法感到絕望。但絕望不是心靈最後的庇護之地，聶樹斌的冤魂似乎在敦促我應該寫點什麼。
聶樹斌的悲劇，讓我很自然地想起了辛普森案。辛普森如果生活在中國，必死無疑。有殺妻嫌疑的辛普森之所以最終被法庭宣佈無罪釋放，就是因為警方為其定罪的證據不僅是疑點頗多，而且是破綻百出。何況警方在取證的過程中，有非法搜查等違反正當程序之嫌。美國司法制度對確鑿證據和程序公正的重視程度，遠超過尋求案情真相和把罪犯繩之以法。而中國的一些警察在上級部門「限期破案」的壓力下，為了追求所謂的辦案效率，不惜違反正當程序，甚至不惜通過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來獲取口供。聶樹斌一案中警方就有罔顧程序和刑訊逼供之嫌。據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回憶，兒子的律師在一次會見兒子後告訴她，聶樹斌已全部招認，但他說是被毆打後受不了各種各樣的審訊方法才招認的。參與此案辦案的一位名叫焦輝廣的刑警在一篇題為《青紗帳迷案》的通訊中也這樣寫道：「幹警們巧妙運用攻心戰術和證據，經過一個星期的突審，這個凶殘的犯罪分子終於在9月29日供述了攔路強姦殺人的罪行。」（轉自《石家莊日報》 1994年10月26日第2版）「巧妙運用攻心戰術」，這不不打自招有誘供嫌疑嗎？
辛普森案的重要意義，就是體現了程序正義。沒有程序正義，也就沒有實質正義。在追求實質正義的過程中，如果程序正義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最終則可能損害公民的權利。有了程序正義，才會有真正的法治，否則就是隨心所欲或反覆無常的人治。程序正義之所以在現代司法中被強調到很高的地位，歸根到底就是為了限制公權、尤其是限制警察濫用權力和胡作非為。因為，政府的濫權和警察的胡來對整個社會所造成的危害，遠遠要超過了一般刑事犯罪分子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對政府的極度不信任及深刻警惕，一直是西方自由主義政治文化的傳統。比如對美國制憲先賢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洛克，就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惡」。這種「惡」如不受到限制，就是「禍害」，就必然會侵犯公民的權利。正是處在這樣一種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美國，才會有辛普森案這樣捍衛程序正義的經典判例，也會有更早一些的由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關於「不自證其罪」的條款而引申出來的核心是保護嫌犯沈默權的「米蘭達警告」。
反觀中國的傳統，政府和警察天然被粉飾成聖人和正義的化身，他們似乎永遠不會出錯。既然他們永遠正確，他們的權利就不需要被制衡和監督，因而，在中國的權力系統中，制衡和監督機制幾乎缺失。在這樣一種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夫妻看黃碟案、處女賣淫案、夫妻嫖娼案等一連串警察侵權事件的頻發，就不足為奇。中國要走向法治社會，看來進行自由主義常識的啟蒙是必不可少的。聶樹斌的悲劇應該讓每一個中國人明白：依法治國，首先應當是依法治官而不是依法治民；真正的現代民主，就是制衡政府的權力以及保障公民的權利。一個「和諧」的社會，應當是一個官權弱、民權強的社會。但願聶樹斌不會白死，就像孫志剛沒有白死一樣。其實，聶樹斌案的意義比孫志剛案的意義可能更為重大。如果說，人們為孫志剛的冤魂呼籲吶喊，捍衛的只是某一個特定的弱勢群體（進城農民）的權利的話；那麼，人們為聶樹斌的冤魂呼籲吶喊，捍衛的則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潛在的罪犯。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