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6日讯】最近，一则题为《河北青年因强奸杀人案被处决，10年后真凶落网》的消息在互联网广为流传。据媒体报导：“今年1月18日，河南荥阳警方抓获一名可疑男子，经审讯该男子交代了曾在河北广平等地奸杀4名妇女的犯罪事实。1月19日，河北广平警方将这个名叫王书金的男子押回，之后押解其到石家庄市郊区作案现场指认时，却从受害者同事口中得知，王书金犯下的凶案，案发当年已被当地警方侦破，强奸杀人犯聂树斌10年前已被执行了死刑。”（《新浪网》2005 年3月15日）这条骇人听闻的消息再次将绝望中的我推向了绝望的境地：对生命的如此脆弱感到绝望，对不公正的司法感到绝望。但绝望不是心灵最后的庇护之地，聂树斌的冤魂似乎在敦促我应该写点什么。
聂树斌的悲剧，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辛普森案。辛普森如果生活在中国，必死无疑。有杀妻嫌疑的辛普森之所以最终被法庭宣布无罪释放，就是因为警方为其定罪的证据不仅是疑点颇多，而且是破绽百出。何况警方在取证的过程中，有非法搜查等违反正当程序之嫌。美国司法制度对确凿证据和程序公正的重视程度，远超过寻求案情真相和把罪犯绳之以法。而中国的一些警察在上级部门“限期破案”的压力下，为了追求所谓的办案效率，不惜违反正当程序，甚至不惜通过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来获取口供。聂树斌一案中警方就有罔顾程序和刑讯逼供之嫌。据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回忆，儿子的律师在一次会见儿子后告诉她，聂树斌已全部招认，但他说是被殴打后受不了各种各样的审讯方法才招认的。参与此案办案的一位名叫焦辉广的刑警在一篇题为《青纱帐迷案》的通讯中也这样写道：“干警们巧妙运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这个凶残的犯罪分子终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转自《石家庄日报》 1994年10月26日第2版）“巧妙运用攻心战术”，这不不打自招有诱供嫌疑吗？
辛普森案的重要意义，就是体现了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也就没有实质正义。在追求实质正义的过程中，如果程序正义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最终则可能损害公民的权利。有了程序正义，才会有真正的法治，否则就是随心所欲或反复无常的人治。程序正义之所以在现代司法中被强调到很高的地位，归根到底就是为了限制公权、尤其是限制警察滥用权力和胡作非为。因为，政府的滥权和警察的胡来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要超过了一般刑事犯罪分子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及深刻警惕，一直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传统。比如对美国制宪先贤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就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恶”。这种“恶”如不受到限制，就是“祸害”，就必然会侵犯公民的权利。正是处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美国，才会有辛普森案这样捍卫程序正义的经典判例，也会有更早一些的由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关于“不自证其罪”的条款而引申出来的核心是保护嫌犯沉默权的“米兰达警告”。
反观中国的传统，政府和警察天然被粉饰成圣人和正义的化身，他们似乎永远不会出错。既然他们永远正确，他们的权利就不需要被制衡和监督，因而，在中国的权力系统中，制衡和监督机制几乎缺失。在这样一种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夫妻看黄碟案、处女卖淫案、夫妻嫖娼案等一连串警察侵权事件的频发，就不足为奇。中国要走向法治社会，看来进行自由主义常识的启蒙是必不可少的。聂树斌的悲剧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明白：依法治国，首先应当是依法治官而不是依法治民；真正的现代民主，就是制衡政府的权力以及保障公民的权利。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一个官权弱、民权强的社会。但愿聂树斌不会白死，就像孙志刚没有白死一样。其实，聂树斌案的意义比孙志刚案的意义可能更为重大。如果说，人们为孙志刚的冤魂呼吁呐喊，捍卫的只是某一个特定的弱势群体（进城农民）的权利的话；那么，人们为聂树斌的冤魂呼吁呐喊，捍卫的则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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