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李佳報導)5月19日大紀元記者采訪了《江澤民和他的十五年》一書的作者任不寐先生。以下是記者和任不寐先生的采訪錄。
○記者:請簡單介紹一下您寫這本書的初衷
●任不寐:首先我是作為“六四”的幸存者寫這本書的。江澤民統治的十五年是“六四”之後的十五年，也是壓制自由的十五年。作為1989年民主運動的經歷者，不僅應該記憶那場民主運動，更應該研究“六四”之後的中國政治史。這十五年是“六四”悲劇之後又一個悲劇，它的災難性影響更為嚴重。當然，也可以說，這十五年不過是1989年5月19日戒嚴體制建立起來的延續。其次，作為一名自稱關注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首先應該把自己身處的時代對象化，而不是僅僅通過研究歷史或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對中國的黑暗進行反諷。有一句話說，遲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我們也可以說，隱喻的正義就是非正義。最後，這本書能夠現在出版，也是因為多年來我在北京寫的一些文章有了一定的積累，這些文章加以充實就構成了本書的基本內容。也就是說，這本書絕大部分內容是在國內完成的，其中有些篇章曾發表過。此外，這本書能出版，除了21世紀基金會及宋永毅先生的支持之外，國內一些朋友、特別是一些長者和前輩，也給了很大的鼓勵。我們都感到，如果等江澤民去世後再拋出研究他的著作，這在道德上是令人遺憾的。
○記者:江澤民統治時代他是通過什麼來影響年青一代人的思想，世界觀，及價值觀的？
●任不寐:這個問題很好。“江澤民主義”對青年的影響至少包括兩方面內容：以機會主義為底色的民族主義，和以災民理性為底色的犬儒主義。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談。第一是積極的影響，就是江通過意識形態的管制和灌輸，把民族主義情緒灌輸給學生，同時把80年代的啟蒙思潮徹底從大學中清理出去。結果，義和團精神和民間宗教及各種氣功意識從兩個方向上進入了社會生活，新左派或毛派以及復古思潮也從兩個方向上進入意識形態。第二，就是通過江自己及整個官僚體系的示范，使整個社會把犬儒主義作為道德目標。政治權力對社會有巨大的示范效應，一個道德敗壞並以恥為榮的政權，整個社會也必然是道德敗壞並以恥為榮。結果有江一代黑社會原則上升為公開政策，腐敗成為政治合法性。
○記者:您的《江澤民和他的15年》與美國人庫恩的《江澤民傳—- 他改變了中國》在同一時期出版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任不寐:事實上我的書寫作過程中還不知道庫恩與中國當局的合作。不過這種巧合一方面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自由派知識分子和中國當局、特別是江本人，都希望在江下台的時候對這個時代有一個總結，並因為擔心對方“歪曲”而都想撰文以正視聽。其實有這種想法的人很多。但另一方面，這種對比是非常有趣的，至少給讀者一個選擇的自由，究竟哪一個江澤民是真的，有比較才有鑒別。不過很遺憾，中國當局肯定不允許比較和鑒別的，因此，我的書不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版。這想來也很可笑，中國政府只能允許選一個美國人來誇自己的領導人，而一個中國人評論中國領導人的書卻無法出版。這說明了什麼問題，這個問題可能更為重要。中國到底是不是一個文明國家，從這兩本書的不同命運就可以看出來。江澤民幾乎發動了所有中國媒體為庫恩促銷，整個國家被劫持做他的市場。而我的書不能進入中國大陸，而21世紀基金會對此書出版的支持，幾乎是我們“省吃簡用”才完成的。不過正因為如此，我有理由為這本書驕傲。有一件特別感人的事，一位與我素不相識的中國電腦工程師，他來幫我修電腦，聽說我在寫“江澤民傳”，他非常激動，他說這個人太無恥了，什麼正經事都不干，太需要有人寫寫他了，因此他願意盡其所能無償幫助我盡快修復電腦。我相信這位工程師的想法很有代表性。你想想看，在江的統治下人性和尊嚴倍受侮辱，而江離開後還要通過庫恩繼續侮辱人們，這種反感是非常強烈的。我希望我的書成功地代表了這種情緒，並把它限制在理性的范疇之內。
○記者:從您的書中感到您對神學有一定研究，請問您是如何看待無神論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的？
●任不寐:無神論是中國的一種文化傳統，它造成了對整個民族災難性的影響。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主義，都是無神論思想在政治上的總結。無神論對於知識分子最大的影響，就是他們到現在為止還意識不到這種影響。再沒有比這一點更可悲的了。無論如何，歸根到底，中國的災難就是無神論的災難，所謂專制主義僅僅是無神論文化在政治上的體現而已。因為我們知道，自由主義在信仰的范疇之內，適度地確立了人的尊嚴和人的局限性－－人有尊嚴，因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因此，其他人不能奴役我；我有局限性，因為人畢竟是被造的，因此，我無權奴役別人。這些道理本來是常識，但五四以來，繼續深化了中國歷史上對人的無知。如果說，人的智慧分兩部分，就是認識神（或真理）和認識人，那麼無神論最大問題就是愚蠢，它本身就是無智慧，因為它不僅不認識神，並因為不認識神而不可能認識人。它對人唯一的知識就是把人視為神，或者把人視為動物。問題的關鍵是，人不是神，但也不是豬－－他只比天使小一點，是上帝的兒子，也可能是魔鬼的奴僕。如果你不清楚知識分子或中國人是如何被魔鬼奴役的，你看看他們爭吵就知道了，那種愚蠢和陰暗完全展示了被魔鬼控制後享受魔鬼宴席的那種“喜樂”。相關的，我覺得江澤民主義不是江自己的問題，這些年中國社會的黑暗，每個人都有“貢獻”，都有責任。我們都在其中。
○記者:有人認為江澤民對中國的發展是有一定貢獻的，比如上海的變化，現代人只要有錢就行，生存是第一位的，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只是個相對論的問題。請問您的看法？
●任不寐:對於中國這些年的“經濟發展”，我在書中專有一章討論，這一章也可能是我與庫恩的書交鋒的地方，因為他的全部論據建立在“中國經濟奇跡”和“社會穩定”上。簡單地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最大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GDP中心主義的發展模式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斷裂和貧富分化，是“投資-投機”型的畸形發展；二是以掠奪和破壞能源、資源為代價。考慮這兩個因素，這十五年的發展，長期來看，對國家和國際社會都是一場災難，而未來的人們，也許就是我們，將承擔這些災難。江澤民很快就會死去，上海經濟的虛假繁榮很快就崩潰，而我們，將長期生活在一個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並能看見人民將重新揭竿而起。
○記者:您的書中談到了中國老百姓普遍喜歡的小品演員趙本山，從他的表演中反映了中國農民及社會文化精神領域的一些現狀。請您談一談它們之間關系。
●任不寐:我在書中並不想批評趙本山這個人，這個很勤奮也很聰明的農民。我主要思考的是“趙本山現象”。這種現象令人憂慮在兩個方面，第一，他的搞笑是在六四悲劇之後、而其他悲劇連續不斷上演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他幾乎一直在屍體上做鬼臉，而這種表演恰恰是六四血跡中上台的江政權特別需要的。第二、趙本山成為明星代表了整個民族的精神缺陷。首先這是一個沒有悲劇感的民族，他們可以在戒嚴體制下繼續嘻皮笑臉；其次，由於文化上的局限，他們只能欣賞這種民俗藝術，他們無法理解也沒有興趣關注文化本身。這種狀況也可以解釋中國這些年的來各類演義明星和氣功明星，他們受到崇拜和追捧主要是因為“人民”的無知。所以說，江澤民也好，其他什麼知名人士也好，自由派知識分子也好，不過是另外一類趙本山而已。換言之，“趙本山現象”是江澤民主義的大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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