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8日訊】*義丐傳奇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四月的一天，山東堂邑縣一位59歲的老人去世，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官紳全體執紼送殯，各縣上万鄉民自動參加葬禮，行列絡繹數里。
這位老人叫武訓。在中國歷史上，以乞丐身份載入正史的，大概武訓先生是第一人了。武訓本沒有大名，因在同輩兄弟中行七，所以一直被叫做武七。武七三歲喪父、七歲喪母，自小行乞為生。目不識丁的武七，卻在心底一直編織著一個不可思議的夢想：他要集資興辦義學，讓貧寒的孩子們都能讀書！
自21歲起，武七到各地去行乞集資。他找机會為人家做工，同時有空就出門乞討。每次討得較好的衣食，他就設法賣掉換錢。而自己則衣衫襤褸，每日僅以兩個粗饃維持生存。他有時還象個江湖雜耍藝人一樣表演錐刺身、刀破頭、扛大鼎等節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頭瓦礫，以換取賞錢。乞討所得的錢積攢到一定數目，他就寄存于大戶人家，以謀得一些利息。逐漸的武七也能夠典買些田地，備作學田。而他自己則仍然“且佣且乞”，在白眼和鄙夷中，他的足跡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
三十年后，在光緒十四年（1888），武七花錢4000余吊，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學校建成后他親自跪請有學問的進士、舉人任教，跪求貧寒人家送子弟上學，當年招生50余人，不取分文。武七自己不識字，但他對老師的敬重几乎超過了神。每次置宴招待老師，他都侍立門外，專候磕頭進菜，等老師吃完自己才吃些殘羹剩飯。平時，他常來義塾探視，對勤于教課的老師，他叩跪感謝；對一時懶惰的老師，他下跪以求警覺。對貪玩、不認真學習的學生，他下跪哭勸。如此，義塾師生，無不用心教學和學習，學有所成者日眾。
此后武七得到寺院、官紳相助，在館陶縣楊二庄和臨清縣御史巷興辦了第二所和第三所義學。武七的義舉很快傳遍鄉里，并傳到朝廷官員耳中，清廷嘉獎并賜名為訓。光緒二十二年（1896）4月，武訓病重。23日，武訓在臨清縣御史巷義塾邊，听著眾學童朗朗讀書聲含笑离世。
*《武訓傳》遭遇党文化
自清末、民國，直至1950年前后，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窮國，并因連年戰爭造成眾多人口缺乏教育的情況下，普及教育自然被認為是關乎民族興衰的大事。因而武訓無私興學的精神在民間、官方都備受推崇，當地百姓甚至尊稱他為“武圣人”。
1950 年12月，電影《武訓傳》公映。電影在全國上下，尤其是在知識分子中几乎好評如潮。然而誰也沒想到，一股暗流也在涌動。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批判武訓“根本不去触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种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承認或者容忍這种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蔑農民革命斗爭，誣蔑中國歷史……”社論雖然不長，可殺气騰騰，字字見血，從此拉開了中共建政后第一場所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序幕。
發動政治運動，自然党員首先帶頭。同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短評《共產党員應該參加關于〈武訓傳〉的批判》。緊接著，一些善于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文人，如周揚、何其芳等，紛紛出面寫批判文章。全國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文教、歷史研究部門以及各界名流都被組織起來召開各种批判會，并紛紛表態。据統計，從5月份的《人民日報》社論開始到8月底的三個月間，全國各類主要報刊上以個人署名的批判類文章就多達800 余篇。
也許僅僅靠煽動和政治威脅還不足以讓部分堅持良知的知識分子完成“思想改造”，另一個“斗爭手段”——欺騙開始粉墨登場了。開展大批判的同時，以江青為首的16人調查組經過數月“調查”，寫出了一篇《武訓歷史調查記》，其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的反動政府賦予特權，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表面看來，《調查記》開列了一百六十余位被訪人的名單，征引了大量史料，似乎言之有据。許多原本尊敬武訓的國人因此真的相信了《調查記》的結論。
然而《調查記》所采用的手段，卻是后來在歷次政治斗爭中慣用的“先定結論后找證据”。當時堂邑縣長說不能否定武圣人，縣委書記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七十多歲的清朝藤甲兵贊揚武訓，村干部告訴他不要再講武訓的好話后，調查組再去訪問他時，他就以耳聾，听不懂話為由，什么也不講了。据當年參与調查者35年后的披露，“被調查人在預先不知道調查團的目的情況下，對武訓的作為都大加贊揚，說他是好人，是圣人。”（《趙國璧同志談當年調查武訓其人其事的一些情況》）
這次以及隨后的政治運動，的确使得中國人徹底“改造了思想”，中華民族几千年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人性中自然的善惡觀，短短几十年中已被徹底顛覆。武訓雖未讀書，但其一生的行為卻恰恰是傳統文化中儒家“仁者愛人”的具體體現。然而在党文化中，衡量好坏善惡只有一個標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党的主旋律”。《武訓傳》大批判的時代，“主旋律”是“階級斗爭”，講的是“暴力革命”、“階級仇恨”，“仁愛”自然成了党文化的截然對立面。一生行乞的武訓也許想不到，如果當年他把乞討得來的錢吃喝嫖賭揮霍殆盡，然后再去富貴之家劫掠，那么他在后來党文化主導的歷史中，或許反而會成為被正面謳歌的“反封建”形象。
在這次《武訓傳》大批判中所運用的手段，此后被大量運用于各种運動中。57年反右、十年文革，無不如此。所不同的僅僅是，由于武訓其人早已亡故，無法直接將肉體迫害加諸其身。不過在后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訓的墳墓到底還是被不甘心的造反學生們掘開，尸骨被焚燒，塑像、匾額、祠堂被毀。几十年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所強加于人們頭腦中的党文化，早已麻木了中國人的靈魂。在高于一切的“主旋律”的光環下，一切罪惡似乎都找到了合理的根据。父子相殘、夫妻反目，是為了划清階級立場；親友互相告發揭秘，成了“大義滅親”。掘墳毀祠這种傳統道德中被視為絕對下作的行為，也成了“愛憎分明”的表現。
*濁世清流
武訓先生去世近 100年后，1993年5月，就在武訓當年興辦義學堂的山東臨清，由臨清市人體科研會在臨清党校禮堂主辦了一期气功學習班。和當時許多其他气功師一場帶功報告動輒收門票几十元乃至上百元相比，市人體科研會這次請來辦班的气功師不但生活儉朴、收費也極其低廉──為期10天的學習班每人收費不到 50元（每人每天收5元），市人體科研會從中提留50%后，所剩無多。學習班有500人參加，學員們參加完學習班后也就默默地回到社會中去了。然而不久，功法就在人群中迅速傳開了。臨清市針織厂有個學員學功之后還教其他職工煉，結果卻改變了整個厂。過去職工經常把厂里的毛巾往家拿。學功以后他卻把以前拿回家的又拿回厂了。其他職工一看，誰也不再往家拿了，還有人把以前拿的都送回厂。人人都在惊嘆這功法改變人心的巨大作用。
漸漸的，越來越多的人知道這門功法叫法輪功，修煉的根本原則是“真、善、忍”。由于法輪功祛病健身的顯著效果和對人們心靈的淨化和對社會道德回升的奇效，法輪功在社會上廣受歡迎。《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7月10日刊載《我站起來了》一文，就介紹了一個叫謝秀芬的農村婦女，曾被301醫院診斷為脊椎損傷半截癱，臥床16 年，修煉法輪功后恢复行走。《大連日報》1997年3月17日登了一篇文章《無名老者默默奉獻》，報導一位名叫盛禮劍的古稀老人，利用一年時間，默默為村民修了4條路，全長約1100米，當人問他是哪個單位、給多少錢時，老人說：“我是學法輪功的，為大伙儿做點好事不要錢”。在1998年 2月上海電視台的一次新聞報道中披露，此時法輪功海內外學員人數已達1億。
*颶風驟起于青萍*
很快，這個對國家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功法，令最高當權者“不放心”了。据說50多年前那場對知識分子毫沒由來的第一次運動，主要起因于“党”對于當時的自由知識分子政治上的不放心。一想到建政之后，党外仍然存在著一批曾致力于在國統區揭露國民党腐敗的自由知識分子，而他們所一貫宣揚的理念卻是与“無產階級專政”党文化截然不合的自由、民主、人權，党的最高領導人畢竟寢食難安，而武訓精神所體現的傳統文化又恰恰和党的斗爭文化格格不入，于是武訓便成了替罪羊，被用來統一知識分子的思想。其實這50年來，“党”又何曾放心過任何一种自由思想！
任何人、任何思想如果在社會上贏得了民心，那就面臨兩條路：要么同化為“党”的一分子；要么被宣布為“党的敵人”。前一种情況的典型例子可以從中國前奧運名將黃曉敏“火線入党”過程中看出來。黃曉敏在2004年12月12日的《退党聲明》中寫道：
“我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上奪得女子200米蛙泳銀牌，實現了中國隊在奧運游泳項目中獎牌零的突破。回國后，組織上讓我‘火線入党’，實際上，做為一名運動員，我當時只知道訓練和比賽，對共產党是什么我一概不知道，也不關心這個，也不想入什么党……在他們看來，我的這些成績應該歸功于共產党，應該是共產党培養的結果。”
如果不可能同化的，那就宣布為“敵人”。即使孔子与其開創的儒家傳統文化也未能逃脫此厄運。很顯然，講究“天命論”、講究“忠恕”、“仁義”，并影響中國兩千年，深入民族靈魂的儒家文化，無論如何是無法同化到格格不入的党文化中的。上世紀70年代，以“梁效為筆名的政治打手寫作班子就在《紅旗》雜志上發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繪成“開歷史倒車的复辟狂”、“虛偽狡詐的政治騙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畫、歌曲接連出世，轟轟烈烈的大批判便開始了。
源自中華傳統修煉文化的法輪功，以真善忍為根本修煉原則，顯然也是与“戰天、斗地、整人”的党文化格格不入的。就在最高當權者開始擔心法輪功“与党爭奪群眾”的同時，一些政治嗅覺敏銳的投机者，已經開始為這場即將到來的政治風暴做鋪墊了。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由《紅旗》雜志推荐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据1998年《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兩栖學者’─何祚庥”的報道，何早年工作于中宣部，親歷了批《武訓傳》、批《紅樓夢》，批胡風等政治運動，并“參与了彭真領導的對梁思成教授‘复古主義’建筑思想的批判。何祚庥認為，這些討論和批判雖然都深刻地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但卻使他逐漸領會到什么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何祚庥等對著名建筑大師梁思成的批斗，此時早已被視為典型的以政治強行介入學術之爭的思想迫害。何某也許早已淡忘，一代大師梁思成正是在批斗中气憤抑郁而死。然而何某此時似乎仍津津樂道于從批斗中領會到的所謂“立場、觀點和方法。”實際上，在“党”需要的時候，“兩栖學者”也可變為“三栖”、“四栖學者”。就在人民日報此文發表前后，熟諳政治風向的何很快就寫出一些針對法輪功或特异功能的批判文章。這其中包括在天津教育學院一家雜志刊載的文章，以不實之詞指責法輪功，并暗喻法輪功將亡党亡國，此文引發了天津市無理關押毆打去編輯部澄清事實的法輪功學員，并最終導致1999年4月25日万人上訪。這時的何某搖身一變，早已從“建筑學家”變為對我國傳統文化──气功修煉深有研究的“科學家”了。
除此之外，1999年6月武漢電視台台長趙致真帶領一班人馬赶赴長春，針對法輪功創始人李先生拍攝了一部片子，即所謂《李洪志其人其事》一片。和當年寫《武訓歷史調查記》不同之處是，這一次象清代藤甲兵那樣遇到壓力就緘口不言的是少數，全國各地有無數法輪功學員主動前去電視台拜訪，陳述自己修煉后身心受益的實情。不過趙某顯然有意無意的把他們遺忘在鏡頭之外了。和《武訓歷史調查記》相似的是，趙致真們這番舉動也可被理解為選擇性的排除不符合結論的事實──因為結論早已存在于調查之先。
批判《武訓傳》的運動能推廣到全國各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極具欺騙性的所謂 “調查記”。此文在《人民日報》上分日連載，并被印發至全國机關單位、學校、部隊，組織討論學習，把思想大批判推向高潮。和1951年不同的是，1999 年的中國政府擁有世界上數量最龐大的軍隊、武警、公安、勞教監獄系統，以及上百家電視台，2000多种報紙、雜志、廣播等宣傳机构。這些宣傳机器此時全力開動，為鎮壓法輪功鳴鑼開道。在1999年7月對法輪功的大規模鎮壓開始后，在短短的半年之間，中共媒體在海內外對法輪功的誣蔑報導和批判文章，竟然高達 30余万篇次，目地只有一個：請你仇恨法輪功！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企業、軍隊系統，人人表態過關。中央電視台根据趙致真們提供的所謂“其人其事”電視片，制作了對法輪功創始人李先生進行人身攻擊的同名電視片。此片不但在全國廣泛播出，而且在隨后的所謂“轉化班”中反复播放，作為對“思想轉化”的主要洗腦武器之一。這部所謂“其人其事”電視片的政治功用絕不亞于批武訓中的《調查記》和批孔子中的《孔丘其人》。
在強大的宣傳攻勢下，轉眼之間，在許多國人眼中，中華數千年修煉文化的核心“真、善、忍”竟成了“欺世斂財”的代名詞。一位网友曾講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她數次從SOHU（搜狐）、SINA（新浪）上發送的求職信都莫名其妙的被服務器退回，她百思不得其解，她的一位朋友是法輪大法弟子，看了她的求職信后，將其中一句話：“具有真誠、善良、堅忍的品德”刪除后，電子郵件才得以“順利”發出。
世界上大多數正統宗教几乎都有戒律，比如佛教最基本的有五戒，即戒殺、盜、淫、妄語、飲酒；圣經中有“摩西十戒”。戒的目的是通過強制的辦法使人遠离惡趣，逐漸的使人道德升華。然而党文化中也有戒忌，其作用卻和一切正教截然相反：中國的网民們都知道大多數聊天室、電子信箱都有過濾禁忌詞。最普遍的比如“真象”、“民主”、“人權”。當一個民族被強制禁戒“真象”、“人權”，甚至“真善忍”的時候，那么這個民族的未來將走向何方？其實每個人睜開眼看一看不難明白，從上世紀末的“假煙、假酒”到今天的“毒米、毒瓜子、毒奶粉”、 “二奶村”，并且這個趨勢絲毫沒有遏制跡象。難怪《九評共產党》第八評的標題是《評中國共產党的邪教本質》。
*良知和道義：主旋律中的“不和諧音”*
遼宁凌源市烏蘭白鄉一個法輪功學員乘公共汽車進城，她發現一位老大娘沒座位站在自己身邊，就招呼老大娘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在老大娘表示感激的時候，法輪功學員輕聲告訴她：“不用謝，我是煉法輪功的，我師父教我們處處做好人，這是我應該做的。”然而就因為這件小事，被她后座的一個鄉里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痞子看到了，他回去后查出此法輪功學員的姓名住址，在十六大前夕帶人去抓捕這位學員。該法輪功學員乘机走脫，派出所封鎖了山道和交通要道，同時到其親屬家搜捕，又雇佣其鄰居監視其家，一經發現立即報告。直到現在這位法輪功學員一直漂泊在外。
在這一次運動中，“党的主旋律”是确保党的領導地位的穩定，即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在衡量一切善惡的標准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幌子下，殘酷打壓毫無政治目的，教人向善并為具有卓越祛病健身功效的法輪功，也似乎成了合情合理的舉動了。而乘車讓座這樣每一個公民應有的舉動，竟然也成了罪名。
鎮壓初期，為了阻止大批親身受益的法輪功學員進京為法輪功、為師父鳴冤上訪，許多地方的車站、碼頭把法輪功創始人的畫像鋪在地上，凡經過者必須踩著畫像走過去，不踩不讓走，甚至要抓去“轉化”。在許多地方，警察甄別法輪功學員的方式，就是盤問行人，讓人說出法輪功創始人的名字，然后在后面罵一句臟話，罵了才放人走，不罵的當場被抓走。罵臟話、侮辱他人是什么樣的行為，問一問三歲的孩子都會知道。然而這一切卻似乎成了理所當然的行為。不過，既然掘墳毀祠都可以坦然行之，還有什么下作行為在党文化中找不到借口呢？
法輪功學員王玉芝曾經是一名成功的企業家，由于堅持信仰受盡迫害后，王從中國輾轉逃到加拿大。王玉芝在記者采訪中曾經回憶這樣一段令人心悸的經歷。那是二 ○○二年一月的一天，王玉芝在哈爾濱万家勞教所万家醫院女病房里听到一個男人變調而絕望的哭聲。原來，他是法輪功學員丁燕紅的丈夫，求盡了人情進來探望妻子。很難想像的是，醫生暢凡、江潮、管教于方麗，當著這個男人的面，強制粗暴灌食、打罵已絕食七十多天的丁燕紅。王玉芝描述：當我听到這個聲音時，挺身走到門前，將兩眼貼近門窗。我看到丁燕紅的丈夫在受到殘酷迫害的妻子面前抱頭痛哭，邊哭邊說：“請你們放過我妻子吧，以后我不會再來看她了。”丁燕紅的丈夫是個身高一米八的大漢。目睹妻子受刑，他崩潰了！王玉芝的眼淚順著眼角流下來。她說：“對于自身所受的折磨，我沒有絲毫怨恨，可是听到這個男人的哭聲，我卻抑制不住淚水。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一天。那天丁燕紅被打得不成樣子之后送進來了，我看見她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從她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剛毅、堅強、不屈，她沒有流下一滴眼淚。”
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殘酷折磨的警察未必個個都是冷血動物，或許他們也有妻子儿女。當深夜獨自一人之時，他們的腦海中未必不會對自己的惡行生出一絲絲忏悔。但是党文化的反复宣傳，此時發揮了作用：不必自責，你是在為“党”工作，這是崇高的事業，總得有人為此付出；此時趙致真們的電視片也在幫忙：不要緊的，難道社會上不都知道了你面對的是愚昧無知的× 教徒么？你在幫他們轉化，是為了他們好，再說完不成上面下達的“轉化率”（注：指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的比率）指標，家人不得喝西北風么。這些直接或間接的暗示、宣傳，對于偶爾受到自己良心譴責的打手們，總以為找到了原諒自己的借口，得到些許安慰。
批判《武訓傳》的時候，武訓的一個“罪證”，是曾接受了封建最高統治者清廷賞賜的黃馬褂，因為朝廷、皇帝都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是應該反對的。這是毛氏理論中所謂“凡是敵人支持的我們就堅決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堅決支持”的一個具體體現。后來學生課本中出現了“宁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又是此原則的另一個翻版。
一個民族失去了歷史文化傳統，便沒了根。党文化摧毀了中華傳統文化之后，人們早已失去了衡量善惡的標准。今天許多“愛國憤青”崇拜殘殺平民的恐怖分子本拉登，難道不是毛氏原則的翻版么：因為美國是敵人，本拉登反美，所以就支持本拉登。人們心中本來應有的基于良知和道德的善惡判斷完全被党文化所泯滅。類似的推理是，因為美國是“敵人”，美國關心中國的人權，所以這一定是不怀好意，是為了抹黑中國；美國國會全票通過188號決議案，支持法輪功學員的人權，因為是“敵人”支持法輪功，所以法輪功“和境外反華勢力勾結”。
不過盡管人們把人權和政治挂上了鉤，盡管人們可以用不關心政治的理由漠視1500多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的事實，人們卻津津樂道于談論伊拉克戰俘的人權 ──這除了人道主義的因素外，其實更主要是政治因素：因為伊拉克戰俘是美國的敵人，敵人反對的自然要支持。對伊拉克戰俘的人道主義關注自然是值得嘉許的善良行為──可是許多人卻忘了，伊拉克戰俘的人權值得關注，中國人的人權不是也同樣值得關注么？中國人難道竟然不如伊拉克戰俘，不該享有人的尊嚴和自由么？
*魔鬼詞典*
共產党通過几十年來的“斗爭”，不但麻木了人們尚存的良知，而且用其党文化几乎取代了人們頭腦中原有的中華傳統文化。人類的各种傳統文化，都有一套符合人性的基本相似的善惡觀。而中共的党文化卻恰恰相反，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個魔鬼詞典：善的就是惡的，白的就是黑的──因為党已經定了性了；說謊造謠是必要的，其原因居然是維護“真理”；殺人是有理的，因為是為了實現“人類的幸福”；對于強奸、酷刑、虐殺可以保持冷漠，因為這才是不關心政治的“清高”態度 ──而這一切推論的大前提，實際上是維護中共統治地位的“絕對穩定”。在這里，沒有道義、沒有良知，只剩下所謂的“党性”。
最近海外《大紀元》新聞社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党》徹底撕開了魔鬼的假面具。當黑白顛倒的底片拿到陽光下沖洗之后，人們會發現原來党文化中的黑与白正好掉了個。如火如荼的退党大潮正表明，當人們丟棄了人們心中的恐懼后，又有机會從新找回道德和勇气。這是一個民族重生的希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