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7日訊】剛才給了我這麼多的評介，不太敢當，到基層來，我會牢牢記住一句話，就是當學生，好好向基層干部群眾學習，這些年來，我一直努力爭取做到這個要求，一直好好向大家學習。所以，應該說對基層情況多多少少來了解一些吧，長期是從事調查研究工作的。我這個學校的教授是去年夏天才轉的，以前我一直是下基層跑調查研究的一個工作人員，大概是因為學校要呼應黨中央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所以成立了這麼一個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我過去是人大的畢業生，校長就找我，讓我來幫助他們來牽個頭，也促進一下學校學風的轉變，更多的強調一下理論聯系實際，所以我才離開機關去了學校，所以我當老師是最近的事，時間還不到一年。因此在這裡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這二三十年的時間裡面從事調查研究的一點體會，其實主要的是地方的經驗，我了解多一點，跟大家作個交流。
我先給你們講一個人的故事，你們可能很多人都會知道，咱們中國的鄉鎮書記中最具有知名度的那個人，叫李昌平，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的黨委書記，後來他寫了一本書，叫《我向總理說實話》。到2003年末，他又寫了一本書，叫《我向百姓說實話》。這樣他就變成了一個“說實話的書記”。是不是大家多數都知道這個人，叫李昌平，知道嗎？他也曾經是《南方周末》的“十大新聞人物”。很多人知道他呢，是因為《我向總理說實話》這本書，這本書據說賣了幾百萬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昌平的經歷是一個悲劇。跟地方的同志們講啊，我想要把李昌平這個悲劇的過程和悲劇意義講清楚，大家在基層從事具體工作嘛，才可能有所借鑒。
為什麼我說李昌平的故事是個悲劇呢，是因為我們從家庭承包這個農村基本制度推行以來，基層縣以下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問題呀似乎都比較復雜。李昌平是碩士研究生畢業的，學歷水平相對比較高，又是監利縣本鄉本土的人，那麼按說呢，不應該有我們所說的基層干部素質不高等等這些問題，也不應該有那種了解當地情況不夠，他就是本地人，學歷是碩士研究生畢業的，應該說水平、了解情況方方面面都不差，但他為什麼最後不得不辭官下海離家出走？為什麼？而且，如果說上級對他的支持，那也應該說是非常之重要或者說是前所未有。當時中央政治局有七個常委，七個常委對李昌平寫的那封信都作了批示，而那個時候大家知道朱镕基總理是一位說一不二、非常有魄力、非常果斷的領導干部，他對李昌平反映的情況又是高度重視，他是兩次作了批示，那就是說你既有中央尚方寶劍，又了解本地情況，怎麼就成了悲劇呢？
你們知道他走的時候是怎麼走的，縣委組織部長找他談話，說李昌平，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經是咱們監利縣最不安定的因素了，咱們縣範圍內的任何一個局由你挑，但你就是不能在這干了。李昌平當時也年輕，三十多歲，說那我就不干了，我辭職。那正巴不得，這樣他就辭職了。辭職了以後就離家出走，南下打工。到了深圳，因為他的這個事情，他被《南方周末》評為“十大新聞人物”之一，那就有一點“品牌”了，就是社會知名度啊。就像我被中央電視臺評為“十大經濟人物”以後，等於也就有了點社會品牌了，大家都知道這個人了。好了，人們都知道李昌平這個人了，那湖北的一個大企業，就是現在出了問題的藍田，藍田的人就找到李昌平說，你與其給別人打工，不如給我們打工，我們可以利用一點你的知名度。藍田把他招到公司，地方的領導干部就找到藍田老總，說怎麼回事，聽說李昌平到了你們藍田了。藍田老總就沒辦法，找李昌平談話，說還是很抱歉。最後李昌平變成在廣州沒有正式職業，給報紙臨時寫點小文章，變成了這麼一個沒有正式職業的人。後來他到北京來找我，我當時正是一個中央的一家媒體的負責人，是《中國改革》雜志的社長總編、法人代表。李昌平找到我，我說我是搞農村調研出身，你是一個農村基層干部，經驗還是很豐富的，那你就到我這兒來吧。這樣才算給他安排了一份工作。當然，外界是不知道，所以李昌平家鄉的老百姓說，中央當時支持李昌平在咱們監利縣搞改革，現在你看，李昌平被提拔了。我給他安排了一個我們農村版的主編，相當於正處級干部，他家鄉的老百姓就說李昌平到了北京，得到了重用，被提拔了。老百姓是不會分析一個基層干部在基層工作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困難，最後演變成一場個人的悲劇。老百姓不會分析，老百姓隻是覺得，他到了北京工作了，還安排了個處級干部，大家可能覺得這還是個好事。但其實要我說，他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了。
在坐各位很多都是基層出身，你們怎麼看待這樣的一個事情，這樣的一個人物？他的悲劇意義在哪兒，他為什麼會形成悲劇？我說他的悲劇意義在於，基層現在的工作，如果真的原原本本地按上級的政策去搞，那很難搞得下去。如果你憑個人的良心、憑你的黨性、憑你的原則，你要想改變基層面貌，哪怕你是黨委書記，是一把手，你面對的是各個部門在基層的利益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等於捆著你的手腳，你干不成，最後呢隻好辭官下海。這悲劇的意義說明什麼呢，說明現在我們基層的矛盾、方方面面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很難破解，說明各個部門在基層的利益已經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哪怕你是一把手，你也改不了。
那好了，我給大家稍微作一點解釋，我得出這個結論呀，第一，基層矛盾錯綜復雜﹔第二，部門利益尾大不掉。哪怕你是一把手，要想做點事情，也很難。我的這個結論，兩句話，十六個字。你們在基層工作同志想想，自己所身處的環境的是不是這樣，李昌平也是這樣，也是這些矛盾解決不了。他怎麼著呢，他一調到這個鄉裡面當了一把手，他的同學呀，親朋好友呀，就找到他，說到這些情況，大家感到很為難，很多人就要走。李昌平說，我下決心把這個鄉搞好，你們先不要走，咱們一起搞。有些人被他感動了，就留下來了。他怎麼搞呢，單他自己是不行的，他就找准了機會，想了一個辦法，這個辦法咱們不用說，他說我這個辦法保証我的這封信到中央首長手裡，他選擇的時機選擇的辦法都非常的巧妙，這個人的素質還是不低的。
果然，他的這封信到了朱镕基總理的手裡。突出反映的就是他後來書裡寫的那三句話吧，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就這三句話。中央接到這封信以後，緊急安排調查研究，中央調查組的組長是我過去比較熟的一個同志，他當時不在北京，在外地，把他緊急召回，讓他帶隊下去作調查。同時，這封信朱镕基已經批轉給了湖北省。這在安徽可以講講湖北的事，就不講安徽的事了。
湖北省當時就安排了一個省的調查組，由省地縣三級干部組成，去調查李昌平寫給中央的這封信反映的情況是否屬實。中央工作組來了以後，沒有說是因為這封信是來調查的，而是了解別的事，到了縣裡邊呢就住在招待所。對接待的同志說，咱們明天去一個地方，地方就在超過李昌平工作的那個鄉的另外一個地方。然後他們早晨就沒有起得太早，旅途疲勞，有點累，起來晚一點，吃飯晚一點，再磨蹭一點，差不多十點鐘才走。走到李昌平所在的那個棋盤鄉吧，就說咱們就在這吃飯吧，就停下了。停下來後說咱們去的那個地方太遠了，咱們就在這吧，就這樣，就留在棋盤鄉了。用這種方式，沒有跟地方各級政府說明情況，就留在棋盤鄉了，就開展了調查。他們調查之前，省地縣三級調查組剛剛走，他們是重新作了調查，結果到省裡兩個調查組碰頭的時候，結論相反。省地縣三級工作組認為基本不屬實，中央暗訪組的結論是沒有基本，隻有兩個字：屬實。
這樣就導致了中央七常委的批示，這就是第二次批示，第一次隻有朱镕基一個批示，第二次呢七個常委都批示了，要求湖北省監利縣要認真地搞好棋盤鄉的改革試點。前所未所，我們你們任何一個鄉黨委書記要是能拿到七常委的批示，也就是尚方寶劍，我想也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少有的事了。你可以放開手腳干事了吧，這時候如果不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負，我說你枉為人生。
李昌平就非常認真地開展推進棋盤鄉的改革，但他遇到的第一個大問題是什麼呢，棋盤鄉歷年累積下來的鄉村公共負債，在鄉這級累積三千萬。我不知道在我們縣鄉這級的負債總量，那他個鄉是三千萬的負債。要想把這個改革搞下去，要想讓鄉村實現和諧社會，那時候還沒這個提法，但是總之要安定基層吧，要理順關系呀，要化解沖突啊，要讓百姓和干部基本滿意啊，那第一個攔路虎就是累積下來的債務，三千萬。好了，那隻有清債。李昌平就說你們這些各個部門，什麼七所八站，你們停罷一年，你們的費用我照給，你們說你們多人頭，多少行政費，多少開支，我照樣給，但是你們不要再下去，不到到村，不要上街，不要擾民。部門利益尾大不掉啊，每個部門都要增加自己的利益，他不下去他怎麼吃拿卡要呢，這就把部門都得罪了。部門你們先不要下去，你們不要管，休養生息，讓老百姓緩一年。政策好不好，好，部門干不干呢，你有七常委批示，你有省地縣各級的支持，部門隻好先把脖子系上，先不去伸手，但是，已經得罪了。第二件事情，清債。組成一個清債小組，一查賬，發現大部份債權人，誰呀，還是部門。搞計生罰款的有錢，派出所罰款的有錢，工商在集上收費有錢，基本是一些權力部門，他們有了錢，他們對政府放貸，這個債呢，利息都比銀行要高很多。部門有權去收錢，收了錢再向政府放貸，放貸再增加一筆利息。那就清債，按照銀行利息。好了，三千萬債務才清掉了一千萬，其實把所有的部門都得罪了。干了一年不到，就導致了所有部門都反對這個鄉黨委書記，那縣委就坐不住了，組織部長隻好跟他談了，說你已經成了監利縣最不安定的因素，你得調離了，你不能在這干了。
這李昌平當然憤怒了，我有七個常委的尚方寶劍，我干的事情又是利民得國的好事，你們怎麼能這樣呢，所以他一怒之下就辭職了，走了。這是個悲劇，以一個人的力量，哪怕你是一把手，你能對付得了部門利益尾大不掉的這樣一個結構嗎？對付不了。這些年來，我想你們如果換位思維一下，就是替別人想想，假如你是哪個部門的領導，無論你是哪個局的負責人，如果你不能想辦法給本部門增加收益，你這個局長當得住嗎？也未必能夠坐得那麼穩，對不對呀。那好了，假如你是部長，如果你不能下各種各樣的文件，制定各種法律，來讓你這個部門的利益不斷加強，權力不斷加強，你這個部長是個好部長嗎？你這個部內的各司長、副部長們乃至各處的處長們對你滿意嗎，大家年底評介打分的時候你能得到高分嗎，你也不能。因此，如果你是部門的干部，你當然願意你這個部門的利益越來越大，你當然願意呀。所以如果我們的政府是這樣一種部門的權力和部門的利益不斷增加的這樣一種結構，那基層的事怎麼能夠辦好，怎麼能夠解決。哪個單位難道不都是想著給自己單位多蓋幾個樓，多幾輛好車。你比如說鄉這級，明明收稅隻能收到百分之七十，但是如果不報個超額完成，上級的財政部門能給他們發工資嗎，你完不成稅收任務不能發工資啊，他怎麼能不買稅、騙稅，你的制度規定他就是這樣啊。而你報你的稅收增加百分之多少，還給你獎勵，讓你買好車，讓你發獎金，這就是現在的制度嘛。因此宏觀上看我們的稅收一片大好，每年增收的幅度都是20%以上，而且稅收佔全國GDP20%以上，如果把稅外的預算外收入打進來，我們稅收連預算外加起來就佔GDP30%了，那是世界上很難有的好現象。但結果呢，事實是什麼，事實是基層大量出現所謂不正之風吧。好收的稅拿走了，難收投的稅留下來了。
李昌平的這個悲劇有這麼多的中央領導支持，省市縣也得服從，但最後他碰釘子，並不碰在中央，而是碰在部門。因此這次來咱們縣啊，在坐的有很多部門的同志，咱們都是共產黨員，我特別提醒一句，李昌平的悲劇告訴我們大家，如果我們永遠從自己本部門的利益出發，那你們縣搞不好，無論你這個書記多有本事，他也受之於你們。我說李昌平這個鄉鎮這個案例是個縮影，它說明一把手其實沒有權力。那怎麼辦呢，那一把手剩下的唯一的權力就是“帽子權”，所以才出事，才出現少數局部的跑官、買官，賣官爵，貪贓枉法就成了現在的一大腐敗，屢禁不絕。
大家也知道，東三省最近的這場風暴，從黑龍江開始利起，一個小小的交通事故造成的，就是一位省級領導的一個親屬開車撞人。因為交通發生了點糾紛，吵起來了，他一怒之下，開車去撞人，引起社會公憤。結果一查，從這個省從領導查起，查出了黑龍江省全省的大案。這個省隻有兩個地委書記沒有拿下來，其他地委書記全拿下來了，一次性地拿掉了5個省級干部，8個廳級干部，560多個處級干部。你們大家都想一想，如果這場風暴因為一個突發事件引起，會有什麼結果。這場風暴從黑龍江接著就往南刮，主要問題就是賣官，拿下的地位書記基本就是賣官爵，好就好在留下的兩個地位書記有一個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認識的人中被抓起來被槍斃的也不少，典型的就是你們省的副省長王懷忠。80年代我就認識他，他當時是亳州小市的市委副書記，他分工的正是我們這行的農村試驗區的工作。我當時在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搞試驗區工作，在各地抓試點，所以下基層跑得多。王懷忠那時很有魄力，後來一級一級當了副省長，最後還是出了事。你們另外一個當時是阜陽市委副書記的肖作新，那時也分工負責這一塊工作。還有包括廣西已槍斃的地委書記當時也是我們一塊工作認識的。我認識許多的處級都是出了問題的，但是也確實有很多不錯的干部。幾十年在機關工作，認識人中肯定有好壞。
我說黑龍江這個事情本身，他表明了中央正在下決心、以極大的力度來抓這件事兒，什麼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總得先有個抓手。我說抓廉政、抓黨風、抓組織建設，這是執政黨加強執政地位、保証執政能力的第一要務。所以，和我們農村工作相結合的是，中央2005年的一號文件強調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很多人說，中國還是一個完善的法制國家，法制不可能絕對化，我們是單一制國家，唯一的執政黨就是中國共產黨。法制必須體現執政黨的意志，執政黨也要在法制的框架下開展工作，便並不意味執政黨的每一個條文都要完全適應。因為法律是按照執政黨的意志修改的，甚至憲法，哪一次修憲都是由中共中央提出修憲意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是黨組織，中央作了決定，黨組織是不講民主，黨組是選舉的，黨委是任命的。黨組織是執行機構，黨委是要講民主的，但中央決定，全國人大黨組必須執行。在本黨執政的條件下，提醒在座的各位黨員，任何時候不要忘了，改革都是為了加強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如果象李昌平那樣的悲劇在全國各地都發生，那就意味著中央七常委的尚方寶劍沒有用。這個悲劇不是李昌平個人，是我們黨的，政令不暢。各地情況千差萬別，但如果沒有政令暢通的保証，真出大問題誰對付不了。新一屆黨中央、新一屆政府產生後，面對的象李昌平這樣的復雜局面，總得有個一個抓手，必須在職全黨一致、政令暢通的情況下，才能抓到位。所以我開始就說他昌平的故事，就是告訴大家，如果各地都出現李昌平這種情況，最後中央無可奈何，李昌平無路可走，按照中央的批示干事都干不成事，豈不要天下大亂？早在江澤民同志沒有退出一線崗位之前，他說談到現在最大問題就是政令不暢。現在，胡錦濤同志成為中央的一把手，不僅是總書記、國家主席，而且是軍委主席，這次人代會開過之後，那就是中央軍委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委主席，中國再次形成了完整的中央權威了。
? ???下一步將要干什麼？當然是要層層級級調班子。怎麼能不調呢？且不說部門利益雷打不掉，哪一級是聽高層的呢？舉個例子，2003年，全國各地反映，農民土地被各地政府和開發商以招商引資為名，大規模圈佔，全國一年土地減少將近2000萬畝。2003年終盡管經濟增長幅度不錯，九點多，但土地面積一年減少了3000萬畝，本來應該在2010年我們的土地保有量是18.85億畝，結果2003年底一算帳，低於18.8億畝，也就是說我們提前七年把國家應該保留的耕面積就突破了。糧食播種面積下降到了14.5億畝。我們都知道，糧食是一個國家的基礎，若整體低於16億畝，國家就沒有經濟安全，因為糧食是基礎產品。糧價一漲，所有的其它價格都跟著漲。2003年秋收的時候，糧食價格本來應該下降，結果即不降，10月份開始上漲，拉動物價指數整體上漲。
盡管中央強調放棄GDP的追求指標，轉變為追求綜合增長，強調五項統籌，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但不管怎麼強調，都是上頭熱，下頭冷，各地仍然以招商引資為第一目標，競相對投資者開出零地價、零地租，倒貼“三通一平”轉讓，發達地區、沿海地區尤甚，象廣東珠江三角州沒地可轉了。廣東、江蘇的這些發達省，互相拼著，說我政府投資來搞“三通一平”，企業不花錢進入，地價你也不用給，然而結果強征老百姓的土地，使得農村因為土地征佔而發生的上訪告狀事件大幅度上升。這時候溫家寶總理作批示，批了四次，要求各地執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要嚴查違規違法征佔，但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對這個批示當真。接著，中央發了四個文件，強調“三嚴”，剛才說的，要執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要嚴肅查處土地違規違法征佔，要嚴厲懲處在土地征佔過程中發生的腐敗案件，我們叫“四道金牌”，發了四個文件，有用嗎？沒用。中央在6月31日，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議，各省書記、省長對著電視攝像頭紛紛表態，擁護中央決定。結果是依然故我。那中央隻好再採取辦法，派出由中央五部委聯合組成10個調查組到各個地區查處這些案件。
查處結果，第一組回來報告違規違法征佔土地10.4萬件，可見已是普遍了。結果據說隻有某省的某個縣的某個土地局長被撤職了。十萬多件的案子隻撤了一個土地局長，而且據說是調查組前腳走，這位土地局長異地做官。你們如果誰換個位置到中央，當一當胡錦濤或溫家寶，面對這種情況你們說怎麼辦？中央調查組匯報的時候，國務院領導聽完了報告，非常不滿，指示召開專家座談會，拿出治本之策。
開會請了四個專家，我是其中之一，上來我先說，我歲數大一些，50多歲，我說，第一，這不是耕地問題，這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要採取政策，我說如果不拿一兩個雞來殺一殺給猴看，問題就解決不，我說恐怕得處理人，不處理人不行。接著在2003年11月份，我們自己開了研討會，就認為新一屆黨中央和新一屆政府成立之後，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是當務之急。我們提的很及時，到了2004年的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加強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就成了會議的中心議題，並且在2004年年初就出了“鐵本事件”（音），4月份出的，2月份我們就已經知道了，但是拿的太小，隻是常州市的領導受了點兒影響，還是動作不大。接著，就是出點黑龍江那個大的，拿了一個省級、端掉了五、六百個處以上干部。
這些辦法表明在以往的經濟發展中間，大家不要隻看增長，看經濟發展勢頭是不錯，也不要說我們現在維持一黨專政如何如何有制度，這麼大的國家，政令不暢，要出大事，它直接的表現，除了我剛才說的，中央下了文件，作了批示，派了工作組都沒用，開電話會也沒用，除了這些以外，還有更為重要的，那就是社會公眾強烈的不滿。平均每天報到中央的大型的群體性治安事件，象包圍政府、堵塞交通、掀翻警車等等，中央平均每天接到兩位數以上，一年這樣的事情大約在六萬起左右。咱們一年才三百六十五天呢。你們算算，如果你是總書記，你是坐得住還是坐不住，各地頻頻出事，這就叫經濟增長？因此中央提出和諧社會，提出科學發展觀。有人說口號提多了，我說不是，隻要換位想想，如果你在中南海呆著，每天都收到這麼多報告，難道你能夠熟視無睹嗎？最嚴重還有四川省委書記被圍出不來，幾萬群眾，整建制地調武警，大家知道武警最大的編制是什麼對吧，怎麼樣呢，你能對群眾開槍嗎，最後還是當地說服一些老黨員、老農民、老人們，進去把省委書記給保出來了。是護送來的，不是武警打出來的。所以和諧社會那裡面有一個根本東西叫做人民內部矛盾，你不能激化人民內部的矛盾，不能用對抗的手段去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昨天在車上和你們縣長和農委主任說了這個事兒，不光是農村出現這樣的問題，要淡化要冷處理，城市裡現在下崗職工下崗上訪，如果沒有安置好，他來包圍政阻斷交通，你怎麼處？必須承認他行為上有些不合適的地方，但你敢說你違法了，我把你抓起來。今天不是昨天，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是因為中央作出了重大戰略調整，以往那種追求招商引資、追求GDP、零地價零地租的轉讓資源，隻要投資者來了就一派叫好，改了，從中央就改了。內外資稅收是一致的，不許任何方面以低價向外轉讓資源。這段時間，相當多的東部民間資本，因為過剩了，開始到中西部來跑馬圈水、跑馬圈地，跑馬圈油、跑馬圈氣、跑馬圈煤，地方高興得很，政府歡迎，來投資啊，投資者是本地的主人啊，如這些投資者來了後，來跟政府要承包礦山，我沒那麼多錢，我先承包一個煤層，然後無証開採，也無通風、也不排瓦斯，然後強制引資單位與其簽生死合同，死一個人兩萬塊錢，等這些事全曝光了，地方政府全裝進去了，因為現在要求是20萬一個人，你說你招商引資征的渺渺一點稅收還沒征到呢，就先賠人家了，一個人20萬，10個人就是200萬，所以各個地方隱瞞礦難，隱瞞死亡人數，甚至直接報失蹤。但結果隻要查出來，有一個算一個，全部處理到位。所以現在的情況，我提醒，無論是部門的，還是地方的領導同志，到了該轉型的時候，跟不上轉型，你就找不著北，就不知道在干什麼，按過去90年代的做法，今天再做做不下去了。
所以我不主張把招商引資的指標量化到各個部門（鼓掌），甚至不太主張出了事就一票否決，這些事都是有問題的。中央也一樣，從2002的中共中央十六大，請問各位中共中央十六大那個關鍵詞是什麼？你們都知道十四大的關鍵詞很簡單，叫市場經濟。十五大的關鍵詞叫資本經濟，十六關鍵詞徹底改了，叫全面小康，真正的矛盾就是90年代在經濟高速增長中間不斷拉大的，象城鄉差別那是首要差別、地區差別、貧富差別，這三大差別拉大必然導致社會不穩，政治動亂，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這個階段都是出問題，要麼是革命，要麼是大動亂。
剛才你們書記說我走過30多個國家，其實開會交流那隻是一般的，都是會開完就走了，下基層了。我到很多發展中國家去，也是下基層的。去年七月份我在巴西，就專門去年大城市的貧民窟，今天我們講城市化，回來後我向領導同志匯報，我就說，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是靠大城市周圍貧民窟來實現的。如果我們現在盲目地說要加快城市化，而沒有其它措施，那中國可能也要靠貧民窟來搞城市化了，我請問這個貧民窟我們是要還是不要，如果你說要，我接下來的第二個問題，貧民窟那就是黃賭毒泛濫，黑社會控制，沒有法制可言，你要還是不要？問題根本不在於你想不想加快城市化，而是城市化經驗過程是什麼，理論上你可以講，大規模動員農民進城，然後把農村的土地私有化賣掉到城裡去，賣土地能賣多少錢，到城裡你還不是貧民嗎，如果我們國家的城市化也象其它國家發展那樣，靠大型貧民窟來加快城市化，其結果就是動亂。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印度的孟買，孟買也是老的殖民城市，也是曾經被稱為東方明珠的大港，現在上海發展那麼快，為什麼孟買落後呢，看上海大拆大建，短短幾年就搞起了浦東，孟買也搞，上哪建，孟買到處是數百萬人規模的貧民窟，而且它土地是私有化，貧民在城市隻能搭棚子臨時棲身，隻能沿鐵路、沿公路或沿公園附近，那是公有土地。所以在孟買街頭，連十字路口警察站的地方，都有沿牆搭的破紙板、破鐵皮的棚子，那叫什麼市容啊，那叫什麼投資環境啊，孟買它也要發展，要把鐵路改成雙軌，要提速，那你動一動兩邊的棚子試試，幾百萬人起來了跟你干，發展下去就意味著動亂，但它不改善基礎設施就沒有投資，這不是兩難局面嗎？結果孟買動用警察去拆棚子，引發了動亂。
我說中國好就好在不象那些發展中國家，但我們就是很快速地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朱老板在臺上把中國的高速公路一扯，就扯到了世界第二，象扯面條一樣，但你知道這高速公路佔多少地嗎？過去一直不批就是因為大量佔用耕地，朱總理這麼一扯就扯出一系列圈地運動，造成今天許多高速公路說是收費還貸，實際連還農民的佔房款都還不起的，矛盾一直扯沿路都發展成了工業帶，第二波圈地運動又起來了。這樣搞沒有印度孟買的那種煩惱，一鬧保不准就是民權組織抗議。中國這樣的事情少得多。但是你過分啊，一年佔3000萬畝耕，連糧食安全都保不住，還在嚷嚷招商引資行嗎？所以中央改了。
每一屆三中全會都是新一屆政府搞政策的會議。一中全會成立決定中央人選，二中全會決定國務院的人選，三中全會就是新政府決定政策。懂政策就要懂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響應十六大，全面奔小康，導向是放棄追求GDP，提出綜合增長，可持續發展和五項統籌。特別是五項統籌立即引起社會各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結構的復雜反映。首先是大多數地方官員不理解，你不是講發展是硬道理，怎麼現在又不提了呢？中央講的是綜合發展，沒說不提﹔再說你改變了GDP指標，理論界也說GDP是個好指標，大部分人不接受，沒有指標，沒有考核，所以一時半時轉不過來，2004年中央宏觀調控時，我到各地去調查，90%以上的干部、知識分子、企業不理解，隻有少數幾個地方跟得很快，甚至對宏觀調控持敵視的反對的態度。
去年七月份我調研了一些地方後，中央召開專家座談會，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們，還有幾個專家坐在中間，兩邊全都是各部委的負責人。請的七個專家，我也是一個。到會的專家至少一半對宏觀調控持否定態度，我直截了當：總理啊，據我在各地調查，不同意見在各地是普遍的。我說我建議一方面加強宏觀調控，一方面對地方的發展要求要採取給出路的政策，不能卡死，卡死就理不順。最後總理講話，說我知道認識不統一，我認為是正常的，我現在有信心了，到兩會的時候，我會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案。他當時還是比較堅定的。果然，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你們年電視可以看得到，臺上溫總理的聲音非常響亮，對於去年的宏觀調控作了許多評價，那邊中央電視把我叫到他們的直播室，搞兩直播，不經過任何領導審查，我說什麼就直接播什麼，搞了一天，就是評價兩會開幕，對今年內的宏觀問題如何分析，對政府報告如何評價。
從這些調查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90年代以來的單純追求GDP的增長，已經被2002年中央十六大以來的一系列重大戰略轉變給改變了，接著我們說三中全會強調的綜合發展、五項統籌到2004年初，就變成了科學發展觀這種新指導思想。科學發展觀提出的同時很多人依然是不理解，普遍不適應。這是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的重要指導思想，因為大家不理解，所以召開了省部級領導干部的研討班，在中央黨校，由曾慶紅同志主持，溫家寶總理作長篇報告，暢述科學發展觀，統一黨的高級干部的思想。
但是經濟發展是有規律的，他不可能是省部長在中央學校一表態各地就跟著轉變了。所以2004年中央的另外一個措施就是加強宏觀調控。在兩會上中央政府提出的具體都有極大的下降。比如說經濟增長，2003年經濟增長是9.6，2004年提出7%，投資增長率和進出口等都有下降，這些表明中心明確地要壓速，領導講話中很清楚，我們要剔除經濟增長中的不健康因素，要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往的經濟增長是粗放型的，造成的社會矛盾太嚴重。
2002年溫家寶就說過，離全面小康這個大目標實現還有整整18年，我看重點難點都在農村。接著2003年一月份，中央召開農村工作會議，胡錦濤總書記就強調“三農”問題是我們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上頭熱，各部委、基層繼續是涼，當時中央擬將公共開支重點下投到縣以下基層，但是中央這個文件各個相關部委不簽字，不同意，最後快要開會了，文件出不來，胡錦濤同志當時帶領在家的常委以示中央重視三農問題，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這個文件不必再討論，我拍板，就這麼定。按說中央總書記一把手拍板的事情，就象李昌平在他所在鄉一把手拍板了，執行嗎？
我半年後安排記者到各部委去調查，四大部沒有一個部委執行這個文件，教育部說他90%以上投資在城市、在大學，農村基礎教育投入多少，隻有百分之七點幾，國家義務教育是有法律的，這個義務是誰的，是政府的，現在轉嫁到農民頭上了，教育收費、跑冒滴露倒很多。國家教委不同意投資轉向農村基層，是因為那些在建的大學校園教學樓，不投資就成了爛尾樓，誰收拾，實際困難可以理解。
衛生部部在2003年發生非典中，中央要求把衛生防疫重點放到縣以下基層，放到農村去，不行，衛生部長撤職了，換吳儀親自兼也執行不了。非典要求建立防治系統，申報了50多億元的投資，還是投到縣以上了。這不能全怪中央，調查的結果，為什麼下不來，是因為鄉以下的衛生院全部私有化了，還有幾個鄉衛生院保留著是為農民服務的，還不都是為掙錢服務呢？村級衛生室也都是個體的了，怎麼投？聽說過把財政公共稅收給私人嗎？違法啊。
同樣道理，文化事業開支它也難投入到鄉以下基層，無論是電影隊還是文化站全都是私有化了，站所的陣地都改成開買賣的、租房子的了，給誰啊？科技站有句話：遠看象要飯的，近看是農技站的，以經營和賣藥為主，也幾乎不起作用了。中央說要改，但基層矛盾確實比較復雜，就象李昌平到棋盤鄉差不多面對的局面。多年來不抓基層，不強調基層基礎的穩固，其結果就是今天這個局面。上面有好的願望優惠的政策但他下不去。
2003年胡錦濤總書記強調“三農”問題是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時還有第二個重要工作也是要給基層拿錢的，也拿不下去，國家以往給基層的投資，也投不下去，都給部門了。要把國家的支農資金投給農民及相關的小項目，請問各級政府各個部門你們能做得到嗎？當然做不到，不怪政府不怪部門，不是說你們思想作風不轉變，而是你們這兒有至少80萬的農業人口，至少得有近20萬戶，至少得有幾百個行政村，自然村恐怕有上千個（不了解情況，估計的），該給誰呢？給這個村不給那個村，他不鬧，一鬧不就出事了嗎？我們多年來不重視基層建設，除了一些收費的熱門部門外，其它的都是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村級經濟組織幾乎沒有，剩下黨政組織也沒有一種健康的良性的組織發展起來，基層一級隻是疲於奔命，中央想把錢下到鄉以下，下不來。
象我們貧困縣，發展缺資金，但要知道，我們國家整體上是缺資金的，但中央是捧著個大燙手的山芋，連財政資金到去年底的時候都是過剩，也不知往哪發。給我們？憑什麼？給縣政府，中央又沒有這個精神。為什麼我們現在上下不信任，是因為我們基層有大塊工作欠缺，就是農民得不到實惠。你說你能，他不信。多年以來，上面許多好的政策設想，都不能落實下去。
這不能怪上面沒有善良的願望，也不是上面沒錢，國家銀行系統至少6萬億元貸不出去，他還得付給人家存款利息，所以銀行系統為了自己少賠一點，壓低存款利息，你還存，我就征你利息稅。我們國家是世界上存款率最高的國家，大約佔百分之四十，我掙一塊錢拿四毛錢存銀行，花隻花六毛錢。百分之四十的存款率，銀行能不著急嗎？貸不出去呀。民間資本也是嚴重過剩的，找不到出路的。我說不要以為今天還是資本稀缺，我們招商引資就要低三下四，錯了，今天誰有資源誰就趾高氣揚。你招商引資隻要你說有多少資源，根本不用發愁資金。
我們工作找不到抓手，是因為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九十年代以來的招商引資，在過去的行為和思維慣性中沒有轉變過來，如果再按八十、九十年代的搞法再搞行不行呢？應該說連發達地區都搞不了。而且越是曾經高度發達的地方轉型越困難。比如廣東，過去吃地租，現在地租沒了，珠江三角洲沒有地了，過去吃勞動力的剩余價值，勞動力的轉移成本他不管。受欺負、少薪水，過分變相的擠壓結果也導致了民工荒，老百姓不來了。全國的勞動力流動總量增加，但那些對勞工待遇太壞的地方，勞工不去。吃勞動者剩余價值的辦法行不通了。
到廣東講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有點兒……它是落後的，是早期的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這是不可能長期延續下去的。因為直接剝奪地租剝奪勞動者剩余價值，是典型的資本主義早期原始積累，這導致了廣東的惡性病根。《天下無賊》中葛優科得好：我最討厭你們這些打劫的，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臺下笑）。廣東就是一點技術含量都沒的，粗放式，其談不上改革開放，隻不過離香港近一些，香港將接受的日本制造業百分之八十五轉移到了珠江三角洲，變成了香港接單，廣東生產，外地人打工，把舊的土地變成了產房，吃地租。這不能說是完全意義上的改革開放。並沒有什麼經驗可循，而我們各地大量組織干部團到廣東考察學習，學什麼？學打劫？（掌）
這種招商引資絕對不符合十六大以來中央的指導思想，這個變化很大。所以我說，我們確實要看到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看到中央正在做出努力改變過去那種粗放增長，我為什麼說一般的招商引資不行了呢，因為他確實過剩了，中國已經出現了一般制造業的過剩。現在一般制造業已經瀕臨破產或者已經倒閉的企業佔多少？60%。往往那些不發達地區來的企業家，很多他在發達地區企業面臨破產，奔不下去，地價高，勞動力待遇不好找不到，迫不得已要向欠發達地區轉移（地價低，勞動力成本低），應該是他來求啊，你不必求他。這種一般制造業在廣東已是市場嚴重飽和。2004年廣東的春季交易會，襯衫是論公斤賣，平均價格是一美元一件，美國市場被中國產品撐到什麼程度？平均每個美國人一年消費七件中國產的襯衣，十二雙中國產的鞋（一個月穿一雙），這不能當飯吃啊，誰能一年穿十二雙鞋，這不是嚴重過剩。
這種情況下，這些一般商品的生產，它還有前途嗎？它隻有拼，比價格，但在廣東不可能再低下去了，以致於有單子來我就生產，就招工，沒單子來，繼續關門，工人的要求什麼都不管，廣東的勞動部門拉著企業老總的招工團紛紛來內地招工，這種人我們能給他嗎，回到家他總會找你算帳的。我們社科院在廣東做過調查，發現90%的地方官員，主觀上不執行勞動法，因為是無記名的調查，他說的是實話，因為如果我執行勞動法，嚴格執行合同，保護勞動者權益，我就無法招商引資，我這個地方產值、稅收都下降。面對復雜局面，不僅是部門利益雷打不掉，甚至是地方利益雷打不掉，比如廣東、珠江三角洲這個集團，這個利益集團就代表著本地的利益。你讓他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他不能代表，所以我們要提高警惕。(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