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8日訊】我經常在聚會中聽到許多朋友對中國的政治改革發表意見﹐說中國的政治改革要慢慢來﹐要等待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在中國出現。這種消極等待的觀點與我的抗爭觀點是有著根本分歧的。
戈爾巴喬夫模式不是必須模式。東歐幾個共產國家沒有出戈爾巴喬夫﹐共黨政府也倒臺了﹐這是那些國家人民數十年艱苦抗爭的結果﹐不是等待的結果。
在此﹐我要談談中國為什麼不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為什麼人民積極抗爭是必要和唯一之路。
中共內部不會像蘇共一樣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是因為中共和蘇共有兩個根本的不同。
第一個不同是﹐蘇共自斯大林以後的各屆領導人沒有再繼續群體殺人。斯大林以後的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殺人惡行的揭露﹐就已經為蘇共拋掉了群體殺人的歷史包袱。雖然勃列日涅夫上臺後對斯大林殺人惡行進行掩飾並用強化的警察制度來鎮壓異見分子﹐但他也絕不繼續背這個群體殺人的包袱了。到了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時﹐蘇共歷史上由斯大林對人民欠下的血債已不再是他政改的障礙了。他通過開放輿論﹑實行公開化來衝擊舊的僵化的思想體系﹐對冤假錯案的平反促進了社會和諧﹐釐清了歷史責任。
中共則不同﹐毛澤東後的鄧小平不但不汲取毛多次發動政治運動群體殺人的教訓﹐反而認為殺人是必要和正確的﹐並還在世界的關注下製造了六四慘案。江澤民靠著六四鎮壓有功上臺後﹐並沒有放下屠刀﹐他對法輪功進行殘酷鎮壓和群體殺害﹐成為又一個屠夫。胡錦濤上臺伊始就提出要在意識形態上學習古巴和北朝鮮﹐說古巴和北朝鮮經濟落後只是暫時的現象。像這種思想嚴重僵化落伍的人當然不會改變前任鎮壓殺人的慣用手段。所以﹐他對新聞言論的壓制封鎖﹐對民運人士和法輪功的鎮壓殺害比前任江澤民更有甚之。毛澤東後的中共歷屆掌權者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既欠歷史舊帳﹐又背上新一輪鎮壓屠殺人民的新帳。中共到了今天這樣新舊罪孽沉重的地步﹐會變得愈來愈懼怕人民﹐對各種風吹草動也會愈來愈敏感和膽戰心驚。這就是為什麼每年六四﹐清明或其他敏感日期﹐中共都如臨大敵。
中共血債背到今天仍不停止繼續殺人﹐這就註定它根本不能向人民讓步﹐因為它知道﹐一讓步﹐人民就會奮起找它算帳﹐並且是新帳老帳一起算﹐中共經不起這種清算挑戰。這就是為什麼人民的民主訴求一次次地被扼殺﹐連六四這麼大的民主運動也以失敗告終。在這種風聲鶴唳樣的嚴密控制下﹐任何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怎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呢﹖
第二個不同是﹐蘇聯政改時﹐蘇共特權利益階層並沒有形成像中共現在這樣如此鞏固強大的特權既得利益階層。
自六四後﹐中共的經濟改革就已經步入歧途。中共特權階層以經濟改革為名﹐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大肆貪污侵吞人民的財富。企業的當權者肆無忌憚地私分國家企業成為普遍現象﹐致使許多企業開不出工人的工資﹐可企業的頭頭腦腦卻都有汽車洋房和高額存款。中國由此形成了這個蛀蟲式的特權既得利益階層。
另外﹐六四屠殺後﹐中共為了轉移人民的視線﹐大力鼓勵人們不擇手段地賺錢﹐致使腐敗制度化。政府實行的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等甩包袱政策致使學校醫院中的知識分子也加入了不擇手段賺錢的行列中﹐導致眾多從事高尚職業的知識分子由此發財得益轉而附炎趨勢為專制政府說話。經過十六年的經營﹐中共確實達到了它的目的。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的海外經濟學家說六四後中共使經濟改革步入歧途﹐並同時中共成功地收買了知識分子。
更糟的是﹐六四後的幾年中﹐別說特權既得利益階層飛速發展形成並得到鞏固﹐就連中國的黑社會也很有規模了﹐在政府司法機構包括警察機構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現在在中國做生意要買通黑社會﹐黑護商﹐商養黑已是普遍現象。今後﹐中共仍會繼續保護它扶持長大的特權既得利益階層﹐而特權既得利益階層也自然為中共說話做中共的堅強後盾。
明眼人都看得出。中共是利用人性的弱點﹐利用人性惡搞經濟來鞏固它的邪惡政權的。中共致使現在的中國社會全面腐敗﹐社會道德全面低下﹐社會良心難以生存。它所謂的經濟改革是利用它手中的權力對人民進行又一次的掠奪﹐對國家財產進行又一次的瓜分。結果是﹐貧困人數急劇上昇﹐到2004年﹐中國的貧困人數不但沒減少反到又增加了八十萬人。這樣的改革越深入﹐權勢者就越不會實行政治改革。中共及它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反對勢力會拼死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正如政論家胡平所說的﹕”中共很明白這點﹐社會越腐敗﹐它的政權就越鞏固。中共是腐敗的後台。”如此鞏固的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自己的特權怎能容許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出現﹖
另外有兩個主要原因也使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根本不可能在中共政治中產生。
中共官場的殘酷和黑暗是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難以生存的第一原因。趙紫陽﹐胡耀邦就是最好的實例。這兩個人所具備的自由思想比戈爾巴喬夫還差得遠﹐胡耀邦僅有一些開明思想﹐趙紫陽僅有一些民主意識﹐僅僅如此﹐只要剛一表達就被整下去。。正應了陳雲五十年代就一再強調的一句話﹕“我們共產黨要接受國民黨的教訓﹐他們就是給了人民一些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才失敗的。我們要把任何民主訴求都扼殺在搖籃中。”
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難以生存的第二個原因是﹐中共領導層繼承人的安排是封閉式的黑箱作業。這是中共特權利益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採取的方式。所以﹐敢於革新並具備鮮明民主傾向的人物未等他的主張得以推行就會被趕下臺﹐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具有新思維的人不可能接近權力中心﹐過去如此﹐將來更是如此﹐因為將來的特權利益集團更鞏固﹐更會死抓住它的利益不放。
中國人總是在盼望一個救世主﹐過去盼有個清明皇帝﹐現在盼出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這不是公民意識﹐這是地地道道的臣民意識。為什麼我們要等這個救世主﹐而不自己救自己﹖如果這個救世主不出現怎麼辦﹖
看看現在的中國﹐環境嚴重破壞﹐社會道德嚴重破壞﹐人心嚴重破壞﹐而且這些破壞還在繼續發展。可以說中共晚一天倒臺﹐這些破壞就更嚴重一天﹐人民付出的代價就更大一天﹐長久的等待給國家人民造成的巨大代價不可估量。中共早倒臺﹐人民可以早享有新聞自由監督政府的權利﹐腐敗可以早得到遏制﹐社會良心可以早得到復甦。
上面講了中國不可能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的原因和社會背景﹐那麼﹐人民抗爭導致專制政府倒臺就成了必須之路。人民抗爭也是東歐其他諸多共產國家人民走過的路。站出來向專制政府說不的人越多﹐人民參與抗爭的人越多﹐專制政府就越難維持。我們每個人都參與﹐加起來的力量勝過戈爾巴喬夫﹐我們自己就是戈爾巴喬夫。
人們會問﹐面對那麼殘酷的暴政﹐怎麼抗爭﹖在國內﹐每個人從自身做起﹐不與專制政府合作就是最好的抗爭暴政的形式。不為暴政說話﹐保持沉默是一種抗爭形式﹐不參加中共組織的任何活動﹐退出黨組織更是有效的抗爭形式。例如﹐六四後的那一次十一國慶﹐各機關組織人到天安門聯歡﹐如果大家都找個理由不去﹐大家都選擇這種形式的抗爭﹐結果會給中共一個很清楚有力的打擊。遇到這種活動如果人人都不去﹐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不與專制政府合作是使專制政府倒臺的正道。
又有人會問﹐你提倡的這種形式﹐就可以使如此殘酷的中共倒臺﹖當然可以。以海外華人為例﹐如果所有的海外華人都不去參加領館組織的政治活動包括各種聯歡各種慶祝﹐它的會場總是空空如也﹐你想過這效果嗎﹖如果所有的海外媒體都不對中共附炎趨勢﹐人們也不讀它的報紙﹐它如何宣傳﹖如果人人都退出中共﹐它如何操縱﹖如果國內也是這樣﹐形成大勢所趨﹐它如何面對本國人民﹐如何面對世界﹖一個政權是需要權威的﹐到了這種毫無權威的地步﹐就大勢已去了。
“慢慢來論”﹐“等待論”已成為絕大多數國內及海外的中國人掛在嘴邊反覆講的一種套話。經常往返中美兩國做生意的六四綠卡受益者都這麼說﹐國內像我哥哥那些利益集團中的人也說這些相同的觀點﹐當然他們同時都會時髦地表達一下自己對中共專制的反感。殊不知﹐把出現戈爾巴喬夫看成中國制度改變的唯一希望﹐不但是無稽之談﹐並且是中共為維持它的統治而利用並散佈的一個痲痺人民的官樣藉口。
當Thomas Jefferson寫“獨立宣言”時﹐有人提出等待的意見﹐杰佛森當時的回答非常感人﹐他說﹐讓我們這一代來承擔這一切苦難吧﹐不要把苦難留給我們的候代。
在此我想引政論家胡平的“紀念就是抗爭 —- 在紐約地區紀念“六四”十六週年集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作為我的文章的結束語﹐他說﹕“今後的一二十年﹐對於中國是極為關鍵的﹐對於人類也極為關鍵。如果在未來的一二十年﹐中國還未能走上自由民主的康莊大道﹐那麼﹐不但是中國自己﹐還有整個世界﹐必將遭遇巨大的災難。這就要求我們絕不可一味等待﹐而必須奮起抗爭。要等歷史來改變一個專制政權﹐只是一種推遲抗爭和迴避風險﹐要另一代人來抗爭來冒險的做法﹔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抗爭很可能更困難﹐風險很可能更巨大﹐而勝利則很可能來得更艱辛﹑更苦澀。埋葬中共暴政﹐埋葬人類歷史上最後一個專制強權﹐任重道遠﹐我們的抗爭無比艱難﹐也無比神聖﹐無比光榮。對自由的渴望深深地植根於人心之中﹐它永遠不會熄滅。自由民主好比不死的鳳凰﹐它可以失敗一百次一千次﹐但每一次它都會浴火重生。相反﹐共產專制只能輸一次﹐它一旦倒下﹐就再也爬不起來。只要我們不屈不撓﹐堅持抗爭﹐最終的勝利必定屬於我們。”◇
2005 年 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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