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逸明: 《新京報》的淪陷標誌著中共對言論的管制不會放鬆

劉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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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日訊】當得知南方報業集團旗下所剩的唯一一家敢於直言的報紙《新京報》的總編楊斌和兩名副總編輯(孫雪東、李多鈺)遭到中共政權整肅的消息後,筆者對當局開放言論的希望便徹底破滅。在當局對言論控制日益加強的今天,此事也同時意味著民間的維權和民主人士對言論自由的爭取會變得更加的艱難。

《新京報》的淪陷只是中國良知媒體命運的一個縮影,在之前,大膽敢言的媒體均受到了強權的壓制,在以後,就算是還有媒體敢不以中共「輿論導向」的馬首是瞻,同樣不會逃脫《新京報》的這種遭遇。和上次《南方都市報》的主要負責人在其報刊被整肅後又被以經濟問題追究刑事責任相比較,這回《新京報》的負責人還算是比較「幸運」的,因為他們不像喻華鋒和程益中那樣被打進大牢。

回顧《新京報》走過的這幾年,雖說在資金投入上,《光明日報》佔有大頭,但主持具體辦報事務的顯然是還《南方都市報》。這一次讓楊斌等人下課,無疑表明《光明日報》想與《南方都市報》徹底攤牌,結束合作。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幾年《光明日報》一直是在利用《南方都市報》。如今尚在《新京報》任職的《南方都市報》人馬寥寥無幾,《新京報》與其說是南方報業集團的下屬單位,倒不如說是《光明日報》的子報,當局的又一衷心喉舌。

中共在沒有取得中國的統治權之時,不遺餘力地在自己的宣傳機構叫囂民主與自由,一旦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便以一種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對中國的老百姓,據一些經歷過國共兩黨統治時期的老年人談他們的感受,都認為當局在獨裁專制和言論控制方面比起當年的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我們在當局拍攝的帶有嚴重傾向性的有關中共在1949年以前的一些電視和電影裡面看到的情景來推斷,也確實如此,因為我們能看到國民黨時期很多中共地下黨員在大街上公開散發傳單,而且無所顧忌。新中國成立之初,很多中國人都對中共滿懷信心和希望,沒想到在現實之中,中共的殘暴和狡詐竟然會演繹得古今中外無出其右。小時候,在中共的愚民教育和謊言誘騙下,我們年輕的一代曾對那些在中共奪取政權途中拋頭顱,灑熱血的所謂「烈士」崇敬無限,今天,當我們充分感受到了當局在中國大地上製造的一系列血雨腥風和紅色恐怖之後,不得不慨歎英雄的血白流了,老百姓的信任白給了!喉舌們一天到晚都在竭盡全力地用謊言粉飾當局的「偉大,光明,正確」,而底下的老百姓(尤其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卻過著貧苦交加的生活,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一些自由知識分子突破網絡封鎖發表一下自己對當局的看法和對社會的見解,都會被扣上這樣或那樣的帽子,這是中共建政之前的人們做夢都無法想像到的。有人說日本人打進中國是中國的不幸,其實更為不幸的恰恰是日本的入侵給了中共以奪取政權的機會。難怪當年日本戰後向中國賠款,毛澤東和周恩來揮手拒絕,還要說「感謝日本皇軍」,因為他們的執政目標不是為了這個民族的進步和國家的民主富強,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翻雲覆雨的權利慾望,滿足自己利益集團的利益需要。

據說遭整肅後的《新京報》編務已由《光明日報》全面接管,可以看出新聞主管部門之所以對《新京報》的高層下手,除了當局意識形態保守和對言論自由的忌諱之外,毫無疑問,也少不了利益的糾葛。因為通過《南方都市報》與《光明日報》短短幾年的合作,《新京報》已經由起初的虧損企業成為了今天社會影響力非常大,受眾率非常高的新聞媒體,每天超大的發行量足以給有權有勢而且貪得無厭的報人帶來滾滾財源。

鄧小平時代雖然告別了毛澤東時代的食不裹腹,衣不遮體,但他那「發展是硬道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跛足改革又將中國人送進了道德淪喪,金錢至上的深淵。腐敗程度的日益加劇終於讓憂國憂民的首都大學生率先以胡耀邦這位中共集體中少有的開明領導人的逝世為契機,發起了轟轟烈烈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義無返顧地提出了民主自由的訴求。或許中共的骨子裡就缺少渴望實現自由民主的基因,於是,在經歷了對文革的「反省」之後又重蹈起暴力鎮壓民眾的血腥之路。難以數計的熱血青年都撲倒在「人民解放軍」那嗜血的槍口下,撲倒在那原以為只用來上前線為戰勝敵人服務的坦克的履帶下。另一位開明領導人趙紫陽因為公開表達對學生的支持而遭到罷黜和無期軟禁,中共官場上良心官員的生存空間也因此而越來越狹小,以至於到今天這種幾乎無官不腐,無官不貪的境地。

中國人的自由民主理想一次次受到強權的武力打擊,「六四」之後,官員的腐敗更是與時俱進,媒體的自由程度更是江河日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更是在地方官吏的橫徵暴斂下變得一年不如一年。在很多人連生活都無法保證的情況下,迫於政治的高壓,大多數人都加入了沉默的隊伍,對一些社會黑暗面視而不見。在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的江澤民時代,面對社會的不公和老百姓岌岌可危的處境,一些諸如《南方週末》式的媒體在良心發現後終於發出了自己肺腑的聲音,對一些敏感事件和弱勢群體給予了積極的輿論關注。但它們的聲音終究和當局所謂的「輿論導向」以及「主旋律」格格不入,對它們的生殺大權也無時無刻不掌握在統治階級的手中,因此,每一個敢於直陳社會黑暗和直陳政治利弊的媒體都會遭到當局不同程度的整肅,從《南方週末》到《新京報》,從《今日名流》到《百姓雜誌》,被迫走官方喉舌的報道路線以及被迫停刊的報紙和雜誌不知有多少,更令人扼腕歎息的是,整肅之後,還有象喻華鋒和程益中那樣被當局以經濟犯罪之名行打擊報復之實的事情發生。

面對嚴酷的社會現實,擺在中國媒體面前的是良心與助紂為虐的兩難抉擇。在一個個試圖衝破中共言論控制鐵幕的媒體被相繼制服之後,相信以後敢於赴《新京報》後塵的媒體將是鳳毛麟角。在馬列思想被證明無比荒謬的今天,我們的最高領導人還要號召人們學習馬列主義,而馬列主義的實質卻是與民主自由背道而弛的,由此可見,輿論自由在現在的中國看來,仍然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2005年12月30日

──原載《議報》第231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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