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5日訊】自十六大之後，中國的改革與中國社會已經來到了一個重大的分水嶺。過去二十年一直占主導地位的漸進改革的發展戰略將無可避免地面臨重大的抉擇。1978年的問題是，中國的改革如何起步？是漸進還是激進？不論是官方、民間的學者，還是海內外的觀察家通常都認為中共的改革是漸進改革的典範。漸進改革的戰略是相對於一步到位的、激進的休克療法而言的。俄國是激進改革的典型。漸進改革從最容易的地方下手，把困難的問題（如大型國企改革、金融自由化、土地私有化、政治體制的民主化等）擱到一邊，從舊體制的外部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不去觸動舊體制的關鍵部位。漸進改革有兩大特點：儘量避免對舊體制傷筋動骨，二是只涉及經濟改革，不啟動政治改革。它具有在社會秩序大體平穩和政治權力框架不發生重大變化的前提下重塑國家、社會與市場關係的特點，基本上是自上而下、上下結合地發生和推動的。
現在的問題是，漸進改革走到盡頭之後怎麼辦？以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標誌，中國已經開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實施之後，漸進改革之路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特別是漸進改革中比較容易的部份都已經完全或大致完成，剩下的都是漸進改革啃不動的「硬骨頭」。由於漸進改革戰略能夠解決的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而漸進改革無法解決的問題卻越積累越多。一旦中國經濟失去了強勁的增長勢頭，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就會日益受到質疑。失去經濟增長勢頭的中國社會也將由於缺乏必要的財政資源來調和日益激烈的矛盾而面臨危機。中國的新任領導人恐怕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和餘地來迴避這些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枝節上的修修補補都已經遠遠不足以應對嚴重的挑戰了，真正要做的是在根本的體制與統治方式上進行實質性的變革以適應新的經濟體制和社會發展的變革。漸進改革，準確地說，是漸進的經濟改革。前二十多年的改革，基本上在靠體制增量部份來推動的。而對體制的存量部份，不論是經濟制度，還是政治制度，都未有根本的觸動。從改革到改制，就是要求把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經濟政治制度轉變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政治制度。
所謂的漸進改革，事實上具有兩種意涵：即速度上的漸進改革（gradual reform）與數量上的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就是說，從速度上看，在中國已經發生的改革是屬於部份的、緩慢的（分步走的）改革，從量的變化的角度看，漸進改革是指在舊體制因阻力較大還改不動時，先在其旁邊或周圍發展起新體制或新的經濟成分（如市場定價制度、各種形式的非國有經濟），隨著這部份經濟成分的發展壯大、經濟結構的不斷變化和體制環境的不斷完善，逐步改革舊體制。為漸進改革辯護的人士認為：相對於蘇聯的改革是從一開始就直接對舊體制進行快速改革，中國的改革則從實際出發，不但採取緩進的改革，同時常常是繞過舊體制，另尋新的生長點，建立新的制度，從而可以避免改革時遭到阻力與困難，使改革順利進行。在漸進改革派看來，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漸進改革不是以削弱國家能力的形式實現，因此國家能主導改革的進行，改革雖然可能會比較緩慢，但卻走得比較穩健。。
漸進改革有多樣的思想來源。其中之一是對激進主義的抵制。漸進改革派認為二十世紀的種種激進主義給中國帶來的只是災難，因此，中國需要的不是激進的改革而是「漸進的改良」。另外一些學者則從國家或社會在政治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來說明政治改革的路徑。同時漸進改革也有濃厚的國家主義背景。漸進改革與以下的觀點十分密切：在過去計劃經濟和集權政治體制向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體制轉型時期，建立強有力的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治權威十分重要，因此只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動中國政治發展，靠樹立國家的意志和權威強制地積累資本、有效地配置資源來加快漸進改革的進程。
然而，漸進改革畢竟是靠迴避制度存量來展開的。只要中國的改革涉及到經濟政治制度的轉型，觸動制度的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迴避的時間越久，付出的代價越大，耽誤的時間越多。不觸動為計劃經濟建立起來的經濟與政治制度就不可建立起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政治制度。而當今的現實是，市場化改革與政體改革首先是自下而上的社會訴求。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在中國的落實要求保障個人自由，阻止國家對市民社會的不受節制的限制與干預，需求限制國家權力，而不是進一步擴大國家權力。況且，不觸及制度存量的漸進改革將加劇已經十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
合法性的重塑
漸進改革的終結帶來的是合法性危機的深化。這裡所說的合法性（Legitimacy，也稱正當性）是民眾對一個政權的統治權利的認可程度，這裡的「法」是指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成文「法」，而非統治者制定的「法」。中國今天所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與總體合法性基礎的不斷瓦解是分不開的。
在中國思想發展的內部脈絡中，當初十分務實的「不爭論」戰略或「只做不說」的實踐方式，已經接近極限。統治的合法性開始在三個領域顯露出危機。首先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合法性危機。正統的意識形態已在早期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和後來席捲中國的市場化浪潮中徹底喪失了感召力。自1978年以降，不論改革的步伐邁得多麼快、多麼大，都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出任何一屆的領導人要放棄正統意識形態作為執政的合法性根本基礎，但是並不拒絕對這一意識形態作局部的修補。「不爭論」的提出證明了意識形態合法性危機的存在，但是「不爭論」只是暫時的迴避，而不是解決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三個代表」的提出，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正統意識形態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機，因為「三個代表」是對正統意識形態的調整。如果正統的意識形態高枕無憂，何必去作重大的調整？
轉型社會與改制的必要性可以從「政體改革」議題的揮之不去中得到證明。一個成熟的、程序合法性健全的社會是不存在大規模的「政體改革」的必要性的。為甚麼朝野都認為中國的政體改革有必要？這意味著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舊制度，的確有問題，不能適應新的需要；同時也意味著，在政治方面改革的工作沒有完成。民間對各個層級的直接選舉的要求、呼籲與嚐試也反映了政治程序上的改革的必要性。
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如果對舊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不做相應的、實質性的改革，這兩個方面的合法性危機就會加劇。這時政績的合法性就成了政治權力的主要依托，因為表現為「發展經濟」的政績合法性可以暫時和局部地緩解意識形態與統治合法性的危機。保持高速的國民經濟增長率與「小康社會」的提出顯然是出自這方面的考慮。
迄今的漸進改革靠的是政府而不是民間來主導經濟增長的，「積極的財政政策」便是一個頗說明問題的註腳。這種模式的弊端在於，它是以民間社會的長期萎縮為代價的。一旦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減弱，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民間社會將難以填補政府留下的空白。反映在經濟上，就是長期而不是短期的衰退。日本陷入這樣的危機已達十年之久。經濟增長越緩慢，政府的合法性就流失得越迅速越徹底。
就算是對政績合法性的追求能夠產生積極的後果，或者說，不論政績的合法性多麼牢固，都不能永久遮蓋和彌補在意識形態與程序合法性方面的根本缺陷。經濟增長不能代替合法性其他方面的缺失，正如人們常說的「經濟體制改革需要政體改革來配套」。
問題的另一方面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實現永遠的高速的經濟增長，能夠迴避一切經濟危機。帶來短期政績合法性的改革雖解決了一些舊問題，但是卻在同時又在累積新問題出。一旦追求政績合法性的努力失靈，其統治的合法性將陷入總體的危機。當合法性的危機是立體的、根本的，那些治表的解決方案是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合法性危機的。感受到合法性危機，不等於就自動找到了重建合法性的辦法。合法性能否重建，關鍵要看其合法性自身是否有重建的可能。
僅靠政績合法性，就可以彌補乃至消除其它方面的合法性危機嗎？顯然不能。經驗與常識都表明，經濟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即使能夠持續，也不能自動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制度瓶頸與難題。建立在政績合法性一條腿上的政權，遠不如建立在三足合法性之上的政權穩定。建立在政績單一合法性基礎之上的政權，一旦政績出現問題，民眾就會質疑這個政權所賴以建立的價值基礎和這個政權在建立過程中所依據的程序。比較政治的研究也表明，當一個政權沒有經過民選的程序合法性，在遭遇經濟衰退時，會遇到更大的社會動盪。經濟衰退是威權政權跨不過去的政治門檻。印尼的蘇哈托政權是最近一個在這道門檻上摔跟頭的。
從改革到改制是一個極其艱難的事情，要不然漸進改革早就退出歷史舞台了。改制畢竟要觸動體制與制度的存量部份。如果改革存量的制度部份是意見輕而易舉的事情，改革的任務早就完成了。當漸進改革走到盡頭的時候，各種試圖延緩改制的理論嚐試也就陸續出爐了。例如，以黨內民主取代總體政治體制改革的「黨內民主論」，以「增量改革代替存量改革」的「增量政改論」，以「吏治改革」代替政制改革的「吏治改革論」，以「政治行政化」代替「政治民主化」的「仁慈威權論」，要法治不要民主的「法治先行論」。所有這些替代論的出現，從相反的方面說明了從改革到改制早就應該提上議事日程了。
聯邦主義的趨向：地方的崛起
從實際狀況來看，中國經濟的增長將從原來的由一兩個政治經濟中心來驅動逐漸演變為由若干個超級都市群來驅動，每個都市群將構成一個經濟圈。這一變化將對中國的政治秩序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與深入，政治權力的重心將不可避免由中央向地方轉移。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不再局限在北京，上海或者其它幾個少數沿海城市。地方對自身的事務將取得更大的支配權。中國未來若想成為超級經濟大國，必須具備若干個人口在千萬以上的超大都市群。現各種各樣的都市中心已經顯現出初步的輪廓。新的經濟中心的出現、地方經濟實力的增加在未來的政治地圖上一定會反映出來。在經濟上，中國各個省市的重要都市中心的發展比人們想像的要好得多。在未來的五至十年內，隨著政治權力重心的結構性下移和新經濟中心的出現，中國的國家體制將會更加偏移有數千年之久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模式。
後漸進改革時代的一個重要特點將是地方的崛起與政治經濟的多中心。漸進改革本身也是一個權力從不斷高度集中的中央向地方轉移的過程，雖然中間有程度不同的反覆。在後漸進改革時代，中國將很可能再次進入一個由上至下的分權的時代。隨著高度一統的中央集權的衰落和地方的崛起，在憲法意義上重塑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將是今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議題之一。聯邦主義話題近來在中國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預示了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多中心時代的到來，這一中國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面臨著政治制度、經濟能力、生態環境和道德規範等各個方面的挑戰。中國是否能夠成功地應付這些挑戰，避免發展的斷裂和偏差,很重要的一點將取決於能否順利地實現從漸進改革到改制的轉變。當漸進改革退場之後，建設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所必需的改制性轉型必然要登上歷史舞台。
轉自《選擇周刊》第64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