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天:屠刀是怎樣磨成的

—— 從「納粹醫學」看活摘器官

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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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8日訊】當護士平靜地把一針毒濟注射到殘疾人的體內,結束他的生命的時候,當她任憑智障兒童在啼哭中餓死的時候,她並不認為自己在犯罪,而是在忠實地做著她的工作。當醫生計算出毒氣用量,監督著毒氣室的操作,殺害無數猶太人的時候,他並不認為自己在犯罪,而是在醫治著一個國家。這就是第三帝國醫務人員的心態。然而數年後,他們中的二十三人被送上紐倫堡的戰爭法庭,以反人類罪等罪名被起訴。醫學倫理的警鐘在全世界被敲響。紐倫堡審判首次確立了反人類罪。由此而生的紐倫堡宣言(Nuremberg code)首次明確了人體實驗的倫理規範。

是甚麼使這些本應救治生命的醫生淪為屠殺無辜的工具,讓他們心安理得地幹著全人類所唾棄的罪惡?John J. Michalczyk 製作的記錄片「帝國陰影下的納粹醫學」從科學,法律和政治的角度敘述了納粹醫生如何一步步地在倫理的道路上下滑, 直至淪為種族滅絕屠殺的執行人。分析透徹,全面。然而更加令人驚嘆的是歷史的重蹈復輒。半個多世紀前曾經讓人類刻骨銘心的悲劇正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重新上演。數萬計無辜的法輪功修煉者被活體摘除器官,用以牟取暴利的器官移植。而執行人正是被稱為 「白衣天使」的醫生。

正如當年納粹帝國下的醫生,中國參與活摘器官的醫生也許並不認為自己在犯罪。反而認為他們救治了那些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甚至在執行政府對法輪功政策的同時又為國家創匯。事實上,他們已經不知不覺中滑下了醫學倫理的滑坡,正在協助著人類史上又一場血腥屠殺。讓我們試析中共統治下這一悲劇的形成。

納粹醫學的科學基礎是優生學。當時世界各國都在展開基因方面的研究。按照社會進化論,適者生存,不適基因應被淘汰。科學似乎成為種族優越者的依據。他們把貧窮,犯罪等社會問題歸咎於基因。為了一個健康的社會,為了一個「純淨的歐洲」,應終止「不良基因」的延續。同時,傳媒強烈歧視猶太人,把他們描述成各種罪惡的根源。被這種偏見充斥著頭腦的年輕醫生把「猶太病」視為國家民族的疾病之一。個人的野心也在驅使著他們加入納粹。彼此的需要使他們一拍即合。

中共統治下的醫學翻版又何其相似。在毛澤東「走中西醫結合道路」的政策下,中國古老醫學的精隨逐漸喪失。傳統中醫視人體為整體系統。陰陽平衡,經絡暢通,人體才能健康。而這種理念隨著西醫的逐步強盛走向淡漠。「頭疼治頭。腳疼治腳。」哪個器官壞了換個好的。邯鄲學步的中國醫學急於趕上世界醫學的潮流。在一黨專制下,醫療,司法,執法系統的密切配合保障了源源不斷的器官供體。至少在器官移植數量上中國已成為世界領先大國。正如加入國家社會黨是當時德國醫生唯一的晉升途徑,在當今的中國,又有哪個醫學界的「精英」不是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的呢?

思想觀念上的改造更加徹底。行醫者本應尊重生命–神的創造,而共產黨推行無神論,「人定勝天」,「與天鬥,與地鬥,與人斗」。經過中共幾十年的思想改造和其挑起的殘酷鬥爭,中國人對生命的尊重已經跌入低谷。中共統治造成的八百萬非正常死亡在中國人心目中顯得正常。政治上的異己也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對象,已不被當成平等的生命看待,何況被摘取器官的是被判了死刑的囚犯和被扣上「瘋子」,「反黨」,「斂財」,「害命」等無數高帽的法輪功修煉者?當今社會,不乏醫院因病人沒錢,眼睜睜看著病人死去而不救治的例子。當我們發出悲歎時,是否想到這不是一個醫生,一個醫院的個案,而是反映出醫療界整體已喪失了對生命的尊重和愛惜?

參與屠殺的納粹醫生辯解說他們是奉命做事。的確,納粹不僅給他們提供法律依據,而且一步步把他們帶到種族滅絕的罪行上。1933年的絕育法每年使五萬殘疾人失去生育權。開始只限於精神病人,然後範圍迅速擴大到其他遺傳病人。幾年後,它便演化成更殘酷的法律:既然這些人已經失去了任何價值,他們活著只是在消耗社會資源,法律便賜他們安樂死。同樣由醫務人員執行。經過這步步升級,當猶太人從疾病蔓延,骯髒,悲慘的貧民窟被運到集中營殺害的時候,醫生們自然接受了。他們認為是在治療一個國家的疾病。他們計算毒氣室的毒氣用量,監督毒氣室操作,甚至充分利用這些反正也要死去的人殘忍地做人體實驗,收集科學數據。令人法指的罪惡就這樣在十年的步步升級中釀成。

同樣,被大衛喬高稱為「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並非一朝一夕釀成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更加漫長,更加隱蔽的過程。一向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中共也會匆匆制定禁止器官買賣的法令作遮羞布,但它從來沒有因為缺乏法律依據收斂過任何荒唐的罪惡。「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的計劃生育政策,「打死算自殺」迫害法輪功政策雖然見不得人,卻都比法律更嚴格地層層落實。一邊在電視上用「春風化雨」的鏡頭製造挽救迷失者的假象,一邊用暴力逼迫法輪功修煉者放棄信仰。當暴力無法使這些人屈服時,肉體上的消滅就是最簡單的辦法。

中國的醫務人員並沒有參與抓捕,監禁,但他們直接參與驗血,配型和手術。他們非常清楚法輪功學員身體健康,是搶手的器官供體,但他們的醫學倫理已經在幾十年的服從黨的安排中消失或淡忘了。黨安排他們強行絕育,強行墮胎,給政治犯強制精神病治療,他們都照做了。服從黨對他們這種職業的安排已經成為自然。更何況器官移植既救了接受移植的病人,又大幅增加收入和資歷。這種無風險,無成本的買賣又是在國家機器的保護下進行的。既然從死刑犯身上摘器官已經做了,從那些絕不可能被釋放的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又能怎樣?何況死刑犯還有家屬要屍身,而善良的法輪功學員為了不連累別人,大多上訪時不報姓名。他們的安危無人過問。就這樣,手術刀被一步步磨成了屠刀。雖然有些醫生剛開始並不知情,但他們一旦捲入,就難以退出了。

偏見的灌輸,國家政策的縱容和一步步的前奏引導終於升級成令人髮指的罪惡。當醫生們拋棄醫學倫理和人性倫理,對無辜的同胞犯罪時,他們仍然覺得自己是安全的,因為獨裁統治的陰影既壓抑著他們,也庇護著他們。他們並沒想到當這把保護傘消失的時候,他們將被暴露於正義之下,以個人的身份承擔他們的罪行。

在舉世聞名的紐倫堡審判中,納粹醫生遭到懲罰,不僅是因為戰爭罪行,也因為他們對本國人民犯下的罪行,無論這些罪行是否違反了他們本國的法律,無論是戰時還是和平時期。

正如羅伯特 傑克遜大法官所說,「我們所譴責和懲罰的罪惡是如此精心策劃,如此惡毒,如此具有毀滅性,以至於文明不能容忍它被忘卻,因為文明無法承受它的重蹈復輒。」1

「The wrong which se seek to condemn and punish have been so calculated, so malignant, and so devastating that civilization cannot tolerate their being ignored because it cannot survive their being repeated.」

— Justice Robert J. Jackson

當歷史的悲劇又一次重演,當罪惡又一次嘲弄地挑釁文明,人類的每一個成員都肩負著一個使命:揭露它,譴責它,制止它!@

參考資料:

1. Nazi Medicine in the Shadow of the Reich — By John J. Michalczyk (1997, First Fun Features)(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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