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中共一貫標榜自己是人民的代表，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時至今日，相信這個謊話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但由於中共多年的欺騙宣傳，即使在這部分人當中，仍有一些人誤以為，今天的中共雖然已經成了人民的對立面，但當年的中共，比如1949年之前的中共，還是代表人民的。其實，歷史上的中共與今天的中共一樣，也根本不是什麼人民的代表。大量的歷史事實為此提供了確鑿的證明。本文只想從幾個歷史側面來談談對這個問題的初淺認識，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1.早期中共靠搶劫人民的錢財養活自己
作為共產國際一手扶植的中國支部，從建黨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產國際劃撥的經費維持，直到1927年所謂「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失敗後，這個經費來源才基本斷了。從那時起到「長征」，中共養活自己的經費基本上來源於一個字：「搶」。簡單說就是先搶有錢人的財富，再搶窮人的財富，直至把所有人的財富全部搶光。
從城市敗退逃入鄉村後，既沒有了共產國際的撥款，又進不了城，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中共隨機應變，打起了鄉村財富的主意。
當時的鄉村主要有三大塊財富，一塊是鄉村富戶們正在享用的東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這一塊很容易發現，也不難拿到手。第二塊是鄉村中被藏匿起來的積蓄，富戶，貧戶都有。由於治安和災荒等原因，鄉村積蓄總是被農民用各種方式貯藏。這是第二塊。第三大塊，是鄉村當期收成及當期消耗的生產資料，如種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塊是鄉村的再生產，它有農時和農技的要求。例如青苗雖然是財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來當糧，它要有個時間，到收穫時才能算作有效的財富。中國傳統鄉村主要就是這三塊財富。其他類型的鄉村財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計。
中共進入鄉村後，為了維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塊財富，用的是古往今來土匪的老辦法，就是拿槍頂住富戶的腰眼，直接搶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術語就是所謂「打土豪」。所以井岡山時期，中共的部隊每到一處，都要「打土豪」，也就是搶富戶的財富。有歷史學家把井岡山時期中共的這種經費模式稱只為「井岡山方式」。
這種一陣風式的搶劫儘管有用，但所得財富畢竟有限，又無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來的財產以維持「紅軍」大隊，只能維持土匪式的生存，而農村中的第二塊財富其規模則比第一塊要大的多。於是到了瑞金時期，中共為了擴展自己的財政基礎，在「打土豪」的基礎上，又漸漸的把目光轉到了這一塊財富上。有資料介紹，中共當年搶劫這部分財富的手段著實讓人咋舌，有專門的指導文件教下級們如何搶。由於這部分財產一般都有比較好的保護措施以應匪盜，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轉過來盯住還拿不到手，還得想辦法，一是如何知道這些財產藏在何處，二是如何拿到手裡。為此，中共甚至專門發明了一個很形象的詞，把搶劫這部分財富叫作「挖浮財」。一個「挖」字，可謂活靈活現。不過鄉村中的浮財也是不可能無限制的挖下去的，浮財既是存量，當然就是有限的，挖到後來存量自然越來越少。如果說起初中共還只是「挖」富人的浮財，那麼到後來中共則連中農和貧農的浮財也一併都挖了。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搶富人的，也搶窮人的。在一些歷史學家的筆下，瑞金時期中共的這種經費模式被稱之為 「瑞金方式」。
因為浮財已經挖到貧農那裡了，「蘇區」民間的全部歷史積蓄漸漸的都挖光了，這種「經費模式」延續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頭，此時，不但農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經費也快要斷了。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決定「戰略轉移」。為此，他們分別於1934年6月2日決定徵糧24萬擔；7初又決定搞「借谷運動」，借谷60萬擔。這表明，在浮財被搶盡的情況下，中共又轉而打鄉村財富中的第三塊資源的主意了——直接從當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糧食，但卻美其名曰是什麼「借谷」。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盤算的很精明，從他們決定長征到出發，這段時間正好是兩季水稻收穫的時節。早、晚都不行，必須在6~9月這個時段裡，拿到兩期的谷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農民拿回家給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時拿，才拿得到手。所以，這個長征的時間就有這樣一個確定的緣由，同水稻的收穫季節有關。「借谷」到手之後，10月上旬，一支近九萬人的大隊就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共帶走了約100萬擔糧食。這些糧食大部分是農民的血汗和用來活命的，就這樣被白白的搶走了。喪失了這些活命糧，有些農家當然也就斷炊了，那可是個剛收穫的季節啊！
中共口口聲聲稱自己是什麼人民的代表，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但事實上，為了自己的生存，到了緊要關頭，他們就是這樣冷酷無情的置農民的生死於不顧。由此不難看出，其實在中共的內心深處，真正看重的從來都只是他們的政黨利益，人民的死活根本就不曾真正放在過心上。所以1934年夏天，他們才會如此心狠手辣，把百姓活命的糧食搶的精光。
為此，一位歷史學者感歎說，「在1934年夏天，在一個沒有文獻記載，卻是可以想像的雞飛狗跳的場景下，鄉民們木然的看著那些眼睛近視的外鄉人，奔走呼號，糧食部長陳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著腳催運谷子。鄉民們怎麼想呢？為秋後的食物犯愁？為這些不期而至的外鄉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後一隊紅軍渡過於都河南下後，鄉民們是如釋重負長吁一口氣？有沒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這些都沒有記載，以後也沒有見到回憶資料。我們只能去想像，去猜測了。」
其實，在中共領導人的眼裡，農民們怎樣想並不重要了。說到底，他們怎樣想曾經重要過嗎？從來就沒有。
2.中共吹噓自己打敗國民黨反映了「人心向背」純屬站不住腳的謊言
在1946年至1949年之間國共兩黨的那場決戰中，中共最終贏了國民黨。對此，中共自己的一個解釋是這個結果體現了「民心向背」。按照這種說法，中共當時之所以能夠成為贏家，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持，是因為民意當時是向著中共的。但事實果真如此嗎？這就需要我們對當時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與各階層的社會意向做一番具體分析。
構成當時中國社會結構頂層的，是國共兩黨的核心人員，這個層次上的這兩部分人，政治傾向自然是完全相反的。他們人數不多，但也是「民」的一個組成部分。
接下來的第二個部分，是城市裡的高級知識分子。這些人主要是當時各類正規的社會機構如大學、報刊、研究機關等等的工作人員，通常都過著不錯的日子，所以他們的想法一般都比較溫和。但其中有一部分人，不甘於知識分子的本份，喜歡參政。他們參政的方式是發表文章，演講，說自己的政治觀點，然後向國共兩黨兜售，搞政治投機。這部分知識分子就相對不那麼安分，這批人主要是通過辦刊物來進行政治活動的。但他們辦的刊物，不是真正意義的媒體，而是一種同仁論壇，是宣傳自己的聲音的，不是那種反映社會事物內部信息，從而起到監督制衡作用的西方式的輿論傳媒，所以這種刊物上講的東西反映不了民意。這批人離底層社會較遠，他們反映的只是自己的「民意」。這個層次的人，總體數量不多，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裡，他們只在自己的那個小圈子裡瞎嚷嚷。他們比較左傾，在政府那裡沒有什麼得意的安排，有失落感，希望中共沖一衝政府，也好有機會投機一把。所以，這部分人的民意倒是向著中共的。除開這部分左傾高級知識分子，還有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同政府合作，如胡適，還有傅斯年、羅家倫之類的五四時期成名後成長起來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是右傾的，當然不會向著中共。沒有人統計過這些左、右傾知識分子人數的對比，但兩者的數量顯然不會太懸殊。
這之後就是一般有文化的城市職員隊伍。這些人數當然要多一些，但當時佔人口的比例還是很低很低的，有個1%不得了。這部分人對國民黨政府肯定不滿，但也沒有什麼證據表明這些人是向著中共的，他們大多象沙子一樣的生活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裡，辛苦謀生，只求安穩，多數是安定派。所以這部分人的「民意」 至少肯定地講，不能放在中共這邊。
再下來，就是城市中下層百姓了。這些人沒有任何組織來表達他們的意向，而且，他們到底有什麼意向也不難推測，無非是過好一點的日子。他們當然對現狀不滿，但他們也未必知道什麼是更好的狀況。至少他們大部分肯定不知道中共的主張是什麼，即便知道，也無法同自己的境況改善相聯繫起來，何況中共的政策主張裡，具體地講，就沒有什麼針對他們的主張。所以這些城市貧民階層對中共沒有什麼傾向性。事實上，抗戰結束後到1949年期間，城市裡並沒有大規模的動亂，就說明了這一點。也沒有什麼可值得一提的裡應外合，讓中共攻城更容易一點。長春圍了那麼久，也根本沒有貧民起義。這都很說明這部分人的態度。
那青年學生呢？在中國近代史上，一般講，青年學生都是傾向於激進的，當時的學生多數也確實比較左傾。但他們人數很少，也不可能持久的影響城市中下層居民的思想。其實，從抗戰結束後到1949年整個期間，也沒有什麼真正持久的學運。不多的幾次學運，持續時間都很短，影響力也沒多大，而且有證據證明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中共操縱的。
再剩下一塊就是農村居民了。他們又可以分成所謂「國統區「和」解放區」兩塊。國統區農民，沒有什麼好講的，談不上支持政府，但也絕對沒有對抗政府，一些零散發生的鄉村衝突，任何時代都有，與「民心向背」沒有什麼關係。至於「解放區」的農民，核心問題不是他們自己有什麼傾向，而是中共用強力與種種欺騙手段在不同程度上動員並控制了他們的意向，這才是中共所謂「民心向背」的秘密所在。你控制住了，你就有了一個數量足夠大的「取樣」，然後你就可以一下子用這個「樣本」代替全部。這個「樣本」被控制住了，樣本的數據你就可以掌握在手。你可以根據情況來調整，這樣，從事後去看這段歷史的時候，你就可以拿 「解放區」的那個「民意」來代替全國的民意，而且不經意的就跳過了必要的邏輯環節，一下子，把結論放在這裡了。這也就是說，所謂「解放區」農民的「民意」，實際上只不過是被中共動員、控制的 「民意」而已，它根本就不能代替全國意義上的「民意」。
換個角度看，當時中國農村識字率很低，你通過什麼方式讓這些人認識國共之爭的含義，從而還給出傾向性的選擇呢？不可能有這樣的事。設想一個平靜的山村，突然來了個外人，說警察在追我，我是共產黨，來救窮人的，立馬三刻，農民就把他藏起來了，有這樣的事嗎？這個山村的村民倒很可能因為同情憐憫之心，而收藏這個共產黨員，但絕對不可能在你氣喘吁吁地講你是來救我們村民的，所以我就藏起你來，那怎麼可能呢？這是常識可以判斷的嘛。可是中共卻正是用這樣虛構的事例來解說佐證所謂 「民心向背」的。
可見，中共一向吹噓自己打敗國民黨反映了 「人心向背」，這純屬站不住腳的謊言。
3.中共把成千上萬戰士的生命僅僅當作奪得江山的工具
抗戰結束後至1949年期間，中共之所以能在軍事上取得對國民黨的勝利，按照中共自己的解釋，還是因為它的作戰戰略與策略要高出對手一籌。但有歷史學家通過研究發現，中共軍事勝利的真實秘密其實不過是無所顧忌的犧牲戰士的生命。
打仗總是要死人的，犧牲在戰場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在對待犧牲的態度上，國共雙方統帥部的心態是不一樣的。相比之下，國軍不敢犧牲，共軍則敢於犧牲，不是戰士們敢於犧牲，而是戰役指揮官敢於犧牲戰士，大規模的、成建制的犧牲戰士的生命，這就是中共軍事勝利的秘密。
當年，國軍的戰略是救來救去，共軍是圍點打援，這就有個心態在裡頭。國軍是國民政府之軍，蔣介石不能夠隨意犧牲，它一旦被圍，就必須去救。而中共則不同，犧牲就犧牲了，為了所謂全局可以不去救。大到當時重慶談判的時候，劉少奇催促山東部隊進東北時，講即便丟掉了華東，只要有東北，也可以最終獲勝。劉鄧進軍大別山的時候，鄧小平說就是全犧牲了，別的地區解放軍也可以解放全中國。劉、鄧一氣衝殺，死傷大半，沒有任何兄弟部隊進行救援策應。
在孟良崮戰役中，中共俘獲一萬多人，其中有7000人整體在一條山溝裡被俘，是整建制，隊伍很整齊，軍械完整，就是沒有子彈了，他們靜靜的投降了。這個事實很重要，張靈甫在沒有了子彈的情況下，並沒有要求部隊全部投入最後的戰鬥，他只能要求自己犧牲。而中共則不同，他一定會要求最後一名戰士投入戰鬥的，不論你有槍沒有槍。淮海戰役時，圍殲杜聿明的時候，共軍要部隊跑步前進，吃飯也是跑動中吃，後來跑不動了，乾脆讓戰士把槍都丟掉，也往前跑。你看看，槍都丟掉了，也要跑到位置上去，去幹什麼呢？那只能以血肉之軀相拼了。劉、鄧過黃泛區的時候，也是丟掉了大部分裝備。這個張靈甫做不到，那7000人整編製，換給粟裕，肯定是沒有槍也要向前衝，用手，用石塊，用身體，也要向前衝。但是張靈甫做不到。濟南戰役時，到關鍵時，殺紅了眼，白天也攻城，死傷慘重，照樣攻。王耀武抗日時，曾經打得日軍沒有辦法，結果守濟南卻輸了，關鍵也在這裡。宋時輪、許世友這些人，不斷的把部隊投入，壓上去，屍體填滿了河溝向前衝，王耀武就架不住了。中原野戰軍圍住黃維兵團時，對付火焰噴射器，也是拿部隊壓上去。鄧小平給毛澤東打電報，一天就拿下黃兵團，結果碰上火焰噴射器，仗打的不理想，一方面打電報講要十天拿下，另一方面就命令部隊一定壓上去，直到黃兵團沒有汽油了，火焰噴射器打不響了，部隊就衝上去了，那個死人很慘。有些回憶文章都提到這一點。但只是錯誤的認為是戰士勇於犧牲，沒有認識到那是將領們敢於犧牲戰士的生命。
這個軍事勝利的秘密，其實也不是什麼秘密。國共兩邊的人都提到了。在朝鮮戰爭中，美國人也注意到了。還是那個宋時輪，當時率領九兵團入朝作戰，冬裝都來不及換，十二個師單衣單褲單鞋就進到朝鮮東海岸設伏，凍死凍傷好幾萬人，讓美國人嚇一大跳，所以就命之謂「人海戰術」。至於說戰士不怕死，那就根本沒有這回事，國共兩邊都有不怕死的士兵，那終歸是少數，多數都怕死。但怕死是一回事，戰役中注定要送死又是另一回事。中共將領在此問題上是從不含糊的，不論林彪、粟裕、彭德懷還是鄧小平，當年在這個關頭上，都是「英雄本色」呀。
在這種敢於無所顧忌的犧牲戰士生命的心態下，中共的戰略騰挪空間自然也就隨之放大了。本來，戰略上國軍的優勢占80%，共軍占20%，這種心態下國軍的優勢自然就減少了，大體上變成了55%對中共45%。在戰役進行時，共軍的犧牲，又把這個對比給倒過來了，共軍佔優。這就是戰場的決戰態勢。於是，最終敢於大膽無顧忌的投入年輕戰士生命的那一方，也就是中共勝出了。
事隔半個多世紀我們再來回顧當年的這場決戰，中共雖然靠「人海戰術」贏得了勝利，但這個勝利分明卻是建立在成千上萬戰士的屍骨上的，而這些戰士每個人不都是人民中的一分子麼。為了奪得自己朝思暮想的江山，如願的坐上龍庭，中共竟至於無所顧忌毫不吝惜的犧牲他們的生命，這樣的政黨能說是人民的代表嗎？！這樣的所做所為能說是在為人民謀利益嗎？
說穿了，在中共眼裡，戰士的生命並不值錢，充其量不過是他們奪得江山的工具而已。
（註：本文大量引用了近年來大陸網絡上廣為流傳的《中國革命史探謎：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一文中的有關內容，但筆者對個別地方略為做了編輯與加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