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附錄一：丁抒：人禍(第十章摘錄)
從一九六一年起，中共又將蘇聯「修正主義者」的破壞說成是造成中國經濟困難的一條主要原因。因此，對於蘇聯政府撕毀合同、中止援助、撤走專家並進而逼債（一九五○至五三年朝鮮戰爭的軍火債與提供工業設備的費用）與中國當時的困難有何關係，也需要敍述一下。中蘇交惡，主要起因於意識形態的紛爭，所謂「蘇共要當老子，中共不願當兒子」倒在其次，領土爭端構不成主要原因。中國人固然希望收回被沙俄奪去的國土，但兩國並未因此而交惡。相反，五七年凡是就此發表「反蘇言論」的人，都一律被中共扣上「右派」帽子送去勞改營，可見毛澤東並不打算因此而同蘇聯撕破臉皮決裂。
導致兩黨決裂的主因是中共認爲赫魯曉夫改變了共產黨的基本路線。按照馬克思、列寧的教義，共產黨要實現其主張，唯有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一途，毛澤東對此堅信不移。而赫魯雪夫則致力於結束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代之以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政策。中共局限於自己的經驗，又因爲美國是其解放臺灣、統一國家的主要障礙，拒絕接受這一方針。
一九五七年底，毛在莫斯科十二個執政的共產黨代表會議上就批判了和平共處的方針。不過當時爲尋求蘇聯的援助，毛仍然提議由蘇共作「社會主義陣營」的「頭」。赫魯雪夫雖對毛反對與美國諒解的方針感到不快，但對毛推舉他爲「頭」的做法卻頗爲滿意。作爲回報，赫魯雪夫對援華也頗積極。
一九五八年夏天，臺灣海峽局勢緊張，金門、廈門整日炮戰。由於中共無轟炸機，赫魯雪夫於九月十六日告訴中共駐蘇大使，說蘇聯可派攜帶火箭的圖——十六圖轟炸機到中國助戰。中共不願外國軍隊來華，表示不接受助戰，但想自行製造轟炸機，希望蘇聯幫助。赫立即同意。五九年一月，兩架樣機以及另外兩架的散裝件和有關圖紙已運到中國，使中共從組裝開始進行仿製，從此有了自己的轟炸機。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從臺灣出發的美制Ｕ－２型高空偵察機在北京近郊通縣上空被擊落，令世人瞠目結舌，美台更是不明所以。毛澤東以他慣有的幽默對外國來客說：Ｕ－２飛機是被我們用竹竿捅下來的．．．．如今真相已披露：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蘇制薩姆——二地空空道彈運抵滿洲里，前後共六套發射器、六十二枚導彈運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蘇聯派來專家及一個導彈營的官兵前來一對一的教練。三十年後，中方的學員仍然認爲，「蘇聯人授課是嚴謹、認真實意幫助中國人儘早掌握技術。」（注１７：傅振國《昨天的秘密》，見《海南紀實》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中國人有理由記住：那架Ｕ－２偵察機是歷史上美國第一架被對方以導彈擊落的飛機。
三十年來，所有中國人寫的論述中蘇關係的文章都把一九五八年四月蘇聯要求在中國建「長波電臺」共同使用，以及一九五八年七月要求與中國合建「聯合艦隊」這兩件事，說成是蘇共想控制中共海軍，覬覦中國主權，從政治上控制中國的證據。這種說法根據是不充份的。在兩項要求均被中共斷拒絕之後，赫魯雪夫仍然送來了轟炸機、導彈、潛艇，並沒有用斷絕援助爲要脅逼中共就範。這歷史事實不是幾篇論文就能說清的。
當然，要說蘇聯援華毫無保留，那也不是事實。不過世上本無「無私援助」，人家留一手也在意料之中。如給了潛艇，卻不肯給其他重要裝置。但這並不構成嚴重問題。中蘇分裂，可以說是當時中共反對蘇共和平共處方針的必然結果。當然，這和一九五八年以後中共的異常表現也不無關係。蘇共對中共一九五八年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做法，曾經提出「同志式」的意見，但毛澤東正在興致勃勃地指揮躍進，而且內心並不認爲蘇共真的就是什麽「頭」，自然不買蘇共的賬。赫魯雪夫大約在那時就看出毛是個一意孤行的蠻幹家。一年前，毛在莫斯科作演講：「有人說中國人愛和平。我們說不對！我們中國人好鬥。依我們的意見，犧牲世界半數人口，消滅資本主義，換來社會主義．．．．」用常規武器是打不掉半數人口的，毛顯然指的是用核武器打掉半個世界，轟掉資本主義。主張與資本主義世界對著幹的人民公社和隨後的大煉鋼鐵運動，中共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瘋癲，赫魯雪夫可能便已作出判斷，不應繼續幫助中共設計製造核武哭器了。但直到五九年五月，他宣佈要在全世界面前樹立和平形象，爲和平作出新姿態之後，才作此決定。可以說，這是蘇聯向美國遞出的一枝橄欖枝。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收到蘇共的通知：「提前中止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蘇中雙方在莫斯科簽定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中斷若干援助專案，不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産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不過，遲至六○年八月，蘇聯才將在中國核工業部門及其研究院的專家、圖紙撤走。
在這件事上，受損害的是中國，惹禍的卻是毛澤東。他一向說「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事業」，可是如果社會主義要用世界半數人的生命來換取，這個「社會主義」就決不可能是正義的。可能世上沒有一個政治家會願意協助持有這種主張的人得到核武器，儘管中共在一九六四年十月擁有核武器之後，毛沒再重復其「犧牲世界半數人口，消滅資本主義」的論調。
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國餓死了兩千萬人的情況下，蘇聯單方面中止執行幾百個援華合同，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後中國的困難，延長了中國人民的痛苦，滯緩了以後的經濟復興。這好比在中國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但卻不是出現傷口的原因。中共至今將這說成是「我們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損失」的原因之一，是不妥當的。看看時間表就一目了然了。
對於「蘇聯逼債」給中國造成的影響，也被當時中共的宣傳機器誇大了。由於韓戰蘇聯提供軍火，外加經濟建設提供的設備，中國共欠蘇聯債務七十七點五億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還掉四十七億。（注１８：《黨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二十八頁。）這個數位同大煉鋼鐵中浪費的千億元相比本是小數，同三年躍進中計劃外的基本建設投資二百四十五億相比也是小數。（注１９：《黨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十三頁。）那二百四十五億元額外投資大都未取得應有的效益，白白被糟塌掉了；若用它還債，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債還清了。
這些投資之所以白白浪費，多半是因開工前未經專家論證。譬如甘肅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個實例。按毛澤東的說法，「甘肅洮河引水上山，那麽大的工程，就是靠黨的領導人和人民的共産主義精神搞起來的。」（注２０：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戴河會議。）該工程是毛推行大躍進的樣板，規模是不小，幾百里的渠道，沿線調集十萬民工，從一九五八年一直幹到六一年。結果，餓死、累死、打死萬人不說，整個工程完全報廢，一滴水也沒引上山，浪費的金錢難以計數。僅僅在一九六一年之內，全國報廢工程就折合人民幣一百五十億元。（注２１：引自成都《天府新論》一九八九年一月號中共四川省委黨校韓西林的文章。）這剛好是中國對蘇債務的一倍。
假如中共以困難爲由推遲償還那四十七億元，改用以進口糧食，按一九六○年國際市場小麥價格每噸六十多美元計，可購買約三千萬噸糧食，即六百億斤，拿去救災當然是夠了，但卻不能這樣計算。我們只能算六○年內還給蘇聯的是多少，因爲只有那一年才能以困難爲由要求推遲償還債務，而只有在那一年這個要求被拒絕之後才能說人家「逼債」、「趁火打劫」。這個數位目前無從得知，但離十億元不會相差很遠，這同自己的浪費相比，更是微不足道了。再說，在六○年蘇聯「逼債」之前，千萬農民已經餓死了。「逼債」固然不義，但確實不是餓死人的原因。
中國不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即大批人餓死之前，而是遲至六○年底即無數農民已經餓死之後才決定進口糧食，並非因爲向蘇聯還債而手頭無錢，而是由於在「反右傾」、整肅一千萬人的政治氣氛中人人自危，不敢說真話，饑饉真相被掩蓋，致使周恩來無法下決心。據當時的外貿部副部長林海雲說：「一九六○年．．．．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們在國際市場上抛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一九七○年。」（注２２：《不盡的思念》一書中林海雲的文章。）
從林海雲的話中我們無法判斷周恩來何時決定購買黃金，是在決定進口小麥之前還是之後。由於到了一九六○年十二月底才決定進口糧食，我們可以這樣作個小結：一九五九年本是歉收年，中南海卻認爲是豐收，於是在六○年出口了二百六十五萬噸糧食，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而人民則餓死了兩千萬。
這筆當年買黃金的錢雖然只能用來買十幾億斤糧食，可是如果廬山會議後緊急動員，立即用這筆錢進口糧食，運到缺糧最嚴重的幾個省去，在農民餓死之前運到，救活一兩百萬人還是可能的。國家儲備黃金應當是爲了救急。當時要是動用儲備金，各省再及時開倉放糧，或者緊急中止糧食出口，撇開廬山會議少量餓死的人不算，那兩千萬人一個都不餓死，也是可能的。
全國範圍的死人始於一九五九年十一、十二月間，七、八月裏召開的廬山會議是阻遏災難發生的最後機會。「反右傾鬥爭」使毛澤東鞏固了他的統治，也葬送了那最後的機會，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饑饉就無聲無息的席捲了全中國。
(2005年7月完稿)
附錄二：諫黨(摘錄)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毛澤東主席同志：
我，陳世忠，懷著無比真摯的感情，從獄中給你們寫這封信。在自己生死未蔔的關鍵時刻，毅然抛開個人的安危得失，向你們最後一次提出最懇切的忠告。
…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或個人迷信。對您老人家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是中國共產黨一切錯誤和不幸的總根子，它已經並將繼續給我們黨和國家帶來極其嚴重、難以估量的後果。
…作爲一位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您不能不看到，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長達兩三千年，封建傳統流毒很深的國家。長期以來，很大一部分人民群衆實際上（即使是無意識地）是把您當作皇帝來擁戴的。因此，我們的中央領導同志，尤其是您本人更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被人民的讚頌、資產階級的捧場以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過分諛詞沖昏了頭腦，幹出種種錯事來。您們口口聲聲自封爲「一貫正確」、「絕對正確」……如果真是這樣，當然是值得高興的。但令人擔心的是，近年來你已經越來越多地幹出這類不聰明的錯事而不自知哩！要求全黨全國人民在一切問題上都「絕對信任」、「堅決支援」你們，這不是「自以爲是」、「文過飾非」又是什麽呢？
蘇聯共產黨批判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你們不贊成，說赫魯雪夫是別有用心，是搞陰謀。理由之一就是爲什麽史達林生前他不說，等到史達林逝世之後才說。我不想替赫魯雪夫辯護，但是請你們心平氣和地想一想，史達林到底有沒有個人崇拜？該不該批判？再想一想，史達林在世的時候，人們敢說嗎？誰說了誰就會遭殃，這樣的例子難道還少嗎？而這個根子還是在史達林身上。依我看，在今日之中國，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比起蘇聯當年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來，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人民齊聲高呼活著的人萬歲萬萬歲，你聽了以後心安理得，既不批評，也不制止；家家戶戶貼一張毛主席的像，就好比舊社會信男信女們家裏都貼竈王爺畫像一樣的虔誠；大會會場正中必須高挂你的肖像，你本人在主席臺上就坐在自己的巨幅畫像前面安然自得……這一切都是極不正常的現象，爲無產階級政黨所不取。但是上面所說的這些畢竟是次要的，僅僅是表現形式而已，更爲嚴重的是你老人家實質上不允許別人批評你的缺點錯誤，有時候對於一些雞毛蒜皮的枝節問題（例如，除四害中該不該打麻雀的問題）提出批評還勉強可以容忍，而對於稍微尖銳一些的原則批評，就馬上翻臉，進行殘酷鬥爭和打擊。這樣下去，誰還敢於說真話呢？長此以往，你又怎麽聽得見反面意見呢？俗話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一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之所以英明偉大，首先就在於他謙虛謹慎，一時一刻也不脫離群衆。可是你呢？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你把自己淩駕在黨中央之上，嚴重地削弱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黨章規定，黨的代表大會每五年召開一次，從八大到現在，多少年沒開了？最近好像也沒有打算召開的迹象。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名存實亡，什麽都是你一個人說了算，你的每句話，甚至每個字，都是絕對真理，只能贊成，不准反對。誰若膽敢稍有異議，就被說成是反對你毛主席，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是反黨，就是反革命，這是多麽荒謬的邏輯！這不是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都推給別人又是什麽呢？舊社會流傳一句俗話：「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現在變成了「天下無不是的黨。」黨始終是正確的，是永遠不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的。什麽南斯拉夫、蘇聯、波蘭、匈牙利、法國、義大利、美國、印度……那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會犯錯誤，唯獨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例外，把自己關進了「紅色保險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絕對不會犯錯誤！但由於你就是黨的化身，所以誰膽敢對您的意見提出哪怕一點點異議甚至僅僅是懷疑，馬上就要倒楣，這不是「朕即國家」又是什麽呢？長此以往，您哪里還能聽得見忠心耿耿的逆耳之言呢？於是在你的耳邊只剩下一片讚揚聲，一片擁護聲，歌舞昇平，粉飾太平，報喜不報憂，從而使你更加耳不聰、目不明，內心美不滋的，忘乎所以起來，以爲自己真的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天才完人，從而使你可能真的犯下一個比一個更爲嚴重的錯誤來。因爲在一切錯誤中最可怕的莫過於自以爲永遠不會犯錯誤。
你口口聲聲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爲二的。在我看來，這話說得不全對，起碼毛澤東思想就是唯一的例外。誰也沒有聽說過您老人家有什麽缺點錯誤，更沒有誰聽說過，毛澤東思想有什麽需要完善與改進的地方。即使要發展，也只能由您本人發展。你口口聲聲說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但事實恰恰相反，遠的不說，1957年到現在，哪一個「批評」毛澤東思想的人有過什麽好的結局呢？所以說：「事實勝於雄辯。」
之所以形成這種極不正常的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毛主席的個人品質有缺點，正是你本人的欣賞、鼓勵與默許，對你的個人崇拜才得以泛濫成災的。當你們聽到我的這番見解時，很可能認爲我大逆不道，荒誕不經。請你們暫息雷霆之怒，聽我把話說完。你們回憶一下列寧《給聯共(布)中央的遺書》，在這個文件裏列寧提到了好幾位聯共(布)中央領導人。他在評論史達林時是這樣說的：「史達林太粗暴，太任性，不能容人……這些缺點和錯誤如果說對於一般人和普通黨員來說是完全可以容忍的，那麽對於無產階級和黨的領袖來說，則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正是這樣，我在這裏指的也正是這個意思，我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個人品質，而是指您作爲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品質。我認爲我們黨內、國內之所以形成這種空前絕後的個人崇拜，最根本的就在於你毛主席本人喜歡聽好聽的話，感到順耳，你欣賞和默許這些對自己的過分的（也許你根本不認爲這是「過分」的）謳歌。因此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也就投你所好，揀你愛聽的話說，一味的歌功頌德，甚至把缺點也當作成績來讚頌，不斷擡高你的形象，使你根本聽不到反面意見，更加誤以爲自己真的是一貫正確、絕對正確，久而久之，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在錯誤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誰如果膽敢對你提出苦口婆心的勸諫，就馬上會遭到殘酷打擊，就會被斥爲蘇修的應聲蟲，這到底有幾分真實性呢？我憑切身體會可以誠懇地告訴你，我之所以認爲對你的個人崇拜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最大禍害，完全是我根據客觀存在的嚴酷現實，自己獨立思考得出的結論。所以我勸你一句誠懇的話：還是讓我們的討論回到真實的限度來爲好。希望你不要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錯事來。
言歸正傳，根據這些年的事態發展，我滿心憂慮地預感到，照這樣發展下去，或遲或早，總有一天，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董必武、彭真、劉伯承、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賀龍、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陸定一、陳伯達、薄一波、羅瑞卿、王稼祥、楊尚昆等等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可能被打成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你們讀到這裏，可能又會勃然大怒：這小子狗膽包天，照你這麽說，豈不是把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網打盡」了嗎？你們要耐心地讓我把話說完。因爲在革命征途上他們不可能在每一個問題上都和你完全一致。當革命發展到一定的轉捩點的時刻，他們中間總會有一部分人不同意你的主張，而又要堅持自己的意見，不願拿原則作交易，於是就成爲你推行自己路線、政策的障礙，就變成了「反黨分子」。過去我們黨內許多嚴重的事情就是這樣造成的。請不要認爲我是在危言聳聽，言予不信，拭目以待。但願我的預言不過是杞人憂天罷了，決不要不幸而言中才好！果真如此，國家幸甚，人民幸甚！
說到這裏，我還想幫助你分析一下造成這種狀況的客觀因素（當然，外因還得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我認爲人民群衆也好，黨中央領導內部也好，不外乎三種人。一種是在真正理解的基礎上真心實意地支援你的意見的人，這種人是少數；一種是隨聲附和、人云亦云的人，這種人是大多數。另一種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人，也是少數，儘管內心不同意，但是出於某種原因（主要是考慮個人安危得失），不敢向你提出異議。這中間還包括一些爲數不算太少的別有用心的人，恰恰是這一部分人恐怕才是最危險的。
其實，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永遠不犯錯誤的人。列寧說過：「聰明人不是不犯錯誤的人，聰明人是不犯嚴重錯誤而且能夠迅速發現和糾正錯誤的人。」這些道理你當然不會不懂。但是多少年來一系列的順利與成功使你沖昏了頭腦，你把自己看成是唯一的例外。你在口頭上雖然不便否認這些馬克思主義的論斷，但在實際上卻認爲自己是永遠不會犯錯誤，尤其是不會犯嚴重錯誤的人。誰膽敢說你毛主席也犯了或會犯什麽錯誤，馬上就會遭到極大的不幸，這就爲你今後可能犯下更加嚴重的錯誤埋下了禍根，而且一旦你犯了錯誤卻又沒有人能夠幫助你糾正。久而久之，在你的周圍只剩下一群吹牛拍馬、阿諛奉承、一味察言觀色、看風使舵、迎合你的口味的小人得寵了。這中間還可能有一部分貨真價實的野心家、陰謀家。想到這裏，我爲黨和國家的命運擔心極了。時至今日，我以最懇切的親人般的感情以死相諫，希望你遠小人而近君子，希望你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雄才大略慧眼識人：口口聲聲擁護你的未必都是你的親人；而反對你的某些錯誤主張的人也未必就是你的敵人。有史達林的前車之鑒，你千萬不要重蹈覆轍。你要看到，今天把你捧到天上的人，很可能也正是明天企圖把你打翻在地、踩在腳下的一夥人，到那時你就悔之晚矣！
記得當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二大閉幕式上說過：「如果沒有全黨、全體蘇聯人民的支援，我是一事無成的。至於我個人，是微不足道的（大意如此）。」你們說，這是赫魯雪夫在僞善地收買人心。且不說赫魯雪夫是真謙虛，還是僞善，起碼人家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上是這樣說了。可是什麽時候人們聽到你毛主席也表示過你個人是「微不足道」的呢？又有什麽時候人們聽到過你毛主席也像列寧那樣無情地斥責那些對他進行哪怕是極其微小的阿諛奉承呢？
人們一提「個人崇拜」，你就敏感地把自己和史達林聯繫在一起，就認爲人家企圖像赫魯雪夫反對史達林那樣來反對你，並且企圖以此來封住人家的嘴。爲了替自己洗刷辨白，你們舉出了一個「證據」，那就是你曾經主動向黨內提出的「約法三章」：不准給党的領導人祝壽過生日；不准以党的領導人的名字爲城市、街道、企業命名；不准給領導人發賀電，寫致敬信等等。這些措施當然是很好很對的。但是你們的意思是，好像只要做到了這三點，就不再存在個人崇拜了。
事實上，如果不是爲辯論而辯論，如果不是爲了堵住別人的嘴，而是冷靜地觀察一下今天的中國，那麽不難看到，從形式到內容，從現象到本質，整個社會處處充斥著對你本人的過分謳歌，遠遠超過了你所規定的那三條限制。在嚴酷無情的現實面前，您的「約法三章」顯得多麽無力，多麽惱人的軟弱無力！那就好比宣佈，今後親友見面不准握手、鞠躬，但是卻允許……擁抱、接吻！
「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可以不客氣地說一句，在今天的中國，你老人家連放個屁也是香的。不信你就試試看：
你不是批判蘇聯和南斯拉夫搞修正主義嗎？全國上下也都跟著你罵蘇聯和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如果有一天你改口宣佈蘇聯不是修正主義，南斯拉夫也不是修正主義；你再看看，全黨全國照樣又會跟著你承認蘇聯不是修正主義，南斯拉夫也不是修正主義了。
同樣，你不是宣佈彭德懷是右傾、是機會主義、是反黨嗎？大家也都這樣相信。如果有一天，你宣佈彭德懷既不右傾也不反黨。你再看看，全黨上下、全國上下又會跟著你一道轉彎子的。不信你就試試看。
這就是說，不論在國內外一切重大問題上，你的權力和威望已經在黨中央占絕對優勢，其結果是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你總是對的，永遠不會犯錯誤的。這不是一個人說了算又是什麽呢？這不是自封爲「絕對正確」又是什麽呢？這哪里有一點點共產黨人自我批評的味道呢？
你們這樣做還孕育著另一個嚴重的後果。退一萬步說，即使你自己真的不會犯錯誤，那麽又會怎麽樣呢？至少你的這一套做法開創了一個十分惡劣的先例。有朝一日在你老人家百年之後，另一位接替你的領導人在聰明才智與領導威望方面也許遠遠不如你，但是也要效仿你的榜樣，大搞其個人崇拜，硬要全黨全國人民服從他的個人意志，不許反對，只許贊成。那樣的話，中國的前途就更加不堪設想。想到這裏我的憂愁就變得更加深沈！我爲祖國的命運一哭！
…
陳世忠1964年2月29日(閏年閏月的最後一天)
(作者按：讀者們會注意到，這是我在42年前，作爲一名未決犯，從監獄裏遞交給中共中央的幾十份材料之一，後來查明，中共中央辦公廳收到了這份材料。今天看來，它有著其相當的)時代局限性)，敬請諒解。)
附錄三：馮建輝：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思想史」
(《炎黃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７期)
我曾翻閱多種《詞典》、《辭海》、《辭源》之類的工具書，竟然找不到「個人崇拜」這個詞，令我大吃一驚。個人崇拜，不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都曾是風靡全黨、全國，且曾綿延一二十年之久的重要歷史現象。其直接後果，導致蘇聯發生肅反擴大化和中國的十年浩劫。特別是在蘇聯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後不久，中國也興起個人崇拜，這段歷史給予人們的啓示，是不應該忘掉的。
一石激起千層浪
５０年代的蘇聯，是中國人心目中的理想國。那時流行「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口號。１９５６年傳來令全中國震驚的消息：蘇聯開始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從此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流行著一個新的政治辭彙：反對個人崇拜。
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一石激起千層浪，在世界引起強烈的反響。在蘇聯，一位前蘇共高級官員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年輕的讀者難以理解，對我們這一代蘇聯人來說，對那些青少年時代在可怕的世界大戰和史達林個人迷信期間度過的人來說，赫魯雪夫的名字和赫魯雪夫時代意味著什麽。你想象一下，千千萬萬的人彙成人群，面對被崇拜的雕像，跪倒在地，匍匐在地。可突然出現一個人，他說：「你們看，這只不過是一個你們自己塑造、你們自己將其扶到高座上的銅偶像而已」。他說畢，就把鐵索套到偶像脖子上，用推土機和坦克把它拉下了底座」。接著，他作了如下評論：「赫魯雪夫在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分析和結論是不夠的。他譴責了獨裁，但未觸及專橫的權力。他抛棄了個人崇拜，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産生個人崇拜的體制。至於鞭撻史達林的個人品質和他的霸道性格，這實際上是政治思考的幼兒水平」。在東歐，波蘭、匈牙利等國家，長期以來照抄蘇聯模式進行革命和建設，處處按史達林的意志行事，脫離本國的實際。這些國家的群衆對本國政府和蘇聯的控制平時就不滿，得知蘇聯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一下子幾十萬人上街遊行，釀成著名的「波匈事件」。波、匈等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表示：要「保衛民主與社會主義事業，這種事業的實現不該憑藉盲目地摹仿外國樣板，而應當通過與我國經濟和歷史特點相適應的途徑」，並著手對本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某些改革。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也受到巨大衝擊。在義大利，「許多曾爲党增光的優秀知識份子紛紛退黨。党對工人的吸引力也遠不如從前了。戰後初期，２４％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產黨，現在已不足１４％」。意共党的領導人及時總結教訓表示：「莫斯科不再是共産主義的中心，我們將繼續走我們義大利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在美國，「退黨人數最多的一次是在赫魯雪夫發表關於史達林的專門報告以後」。美國共產黨也發生了分裂，一部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領導者說：「我們有責任自己進行思考，再沒有任何領導人可以靠自稱萬能和永遠不犯錯誤而使別人立即效忠於他了」。
在中國，同樣引起不小的波動。一些知識份子和大學生們要求公開《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並對史達林個人崇拜問題紛紛發表評論。如認爲「史達林錯誤應該從社會制度中去找根源」，「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是史達林錯誤的根源」，「權力的高度集中是極大的危險」，「史達林錯誤的原因和三害的根源是由於把民主看成是手段的緣故，而民主只應該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有的人熱衷「大民主」，主張「大民主好，效果好，波匈事件大民主不是改正許多缺點嗎？」甚至有個別黨員藉口「獨立思考」，表示：「黨內沒有批判馬列主義的自由，故只好退出黨」。
究竟應該怎樣認識和對待激起千層波浪的這塊「石頭」呢？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本人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並且日漸在毛澤東的心中鬱結成一塊含義頗爲複雜的「赫魯雪夫情結」。
毛澤東的「赫魯雪夫情結」
參加蘇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團朱德、鄧小平等回國以後，於１９５６年３月１７日由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議題是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報告。毛澤東作了主調發言，他說：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婁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史達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婁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當時毛澤東處於「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矛盾之中。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以積極的態度，支援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不是偶然的。我們党在建國以後曾多次採取措施，反對過分突出領袖個人。如１９４９年３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了反對突出個人的決定，禁止給党的領導人祝壽，禁止用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禁止歌功頌德，保持艱苦奮鬥作風。
１９５０年５月，瀋陽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爲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決定在市中心區修建開國紀念塔，塔上鑄毛澤東銅像。毛澤東於５月２０日批示：「鑄銅像影響不好」，「只有諷刺意義」。１９５３年５月２４日，毛澤東在軍委報送的內務條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爲‘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７日，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重申：「嚴格遵守集體領導的原則，……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反對不適當地過分強調個人的作用，反對驕傲情緒和個人崇拜」。
這裏還應該提及張聞天的歷史功績。５０年代張聞天作爲中國駐蘇大使，在史達林去世以後，敏銳地觀察到蘇聯政治思想動態的變化，以肯定贊成的態度向中央及時通報了蘇聯在反對史達林個人崇拜方面所做的工作。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７日報送中共中央辦公廳的《蘇聯宣傳中對史達林提法的改變》材料指出：這種改變從１９５３年４月已有些端倪，到７月後便已十分明顯。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過去對於史達林的功績提得過高，有些個人崇拜的偏向，目前宣傳蘇聯各方面的成就，多強調群衆的功績，強調黨的功績，強調黨中央委員會的集體領導；二是過去往往把史達林和列寧相提並論，甚至比列寧提得還多些，現在有所糾正。毛澤東及時批閱，並認爲是個「重要文件」。１９５４年４月，中國駐蘇大使館研究室還整理了《蘇聯糾正反世界主義鬥爭中的某些偏向》一文，及時傳遞了蘇聯糾正過去對歷史遺産和現代外國科學技術成就持全盤否定的錯誤傾向的資訊。指出其表現是，拒絕接受外國科學技術成就，否認各民族間精神上的交往和互相影響。毛澤東認爲：「此件值得一看」，由中共中央轉發各地。
這一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本人，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歷史教訓都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並聯繫中國的實際作了研究，胡喬木談到毛澤東時講：「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條比蘇聯好的路子來」。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代表黨中央作《關於修改党的章程的報告》，專門有一部分談「領袖對黨的作用」，指出：「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麽嚴重的惡果」，表示「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毛澤東對反個人崇拜的態度是從什麽時候開始變化的，又爲什麽會發生變化呢？
蘇共二十大以後，東歐出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國各地也發生了些小的亂子，特別是中共領導人內部，對農業合作化是快些好，還是穩妥一些好，以及要不要「反冒進」等問題上出現了不同意見，這些事使得毛澤東對「反對個人崇拜」問題的思考重點有了轉移。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提到蘇共二十大時，口氣明顯發生了變化。他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史達林。現在，史達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同年１１月３０日，毛澤東接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時，進一步明確表示：「史達林執政時期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１１月１３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他提出：所謂「非史達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
毛澤東逐漸形成了兩點明確的看法：一是史達林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批判史達林就是搞修正主義；二是東歐出現波匈事件是因爲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這期間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９日）一文，正式提出「反對修正主義」問題，並對修正主義從內容上作了如下界定：「藉口反對照抄蘇聯經驗，而否認蘇聯的基本經驗」，「藉口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藉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企圖削弱或者否定無産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對「反對照抄蘇聯經驗」、「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等口號，採取了否定的態度。
此後，毛澤東多次在黨的會議上以「反史達林」爲話題，對黨內某些現象提出批評。如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８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指責「蘇共‘二十大’以來，有些從前擁護史達林非常積極的人，這時候也反得很積極」，「缺乏革命道德」，是「理由一點不講，忽然轉這麽一百八十度」，「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麽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史達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雪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甚至激動地說，赫魯雪夫打死史達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爲了想別人崇拜自己。
上述情況表明，在毛澤東心目中，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成了萬惡之源。在以後的年代裏，「蘇聯出了赫魯雪夫」，中國會不會也「出赫魯雪夫」，成爲毛澤東念念不忘的話題。毛澤東的這一「赫魯雪夫情結」癥結在於，過分看重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言辭過激的一面，而忽視了這一批判觸及蘇聯高度集權體制問題的重大意義；只看到赫魯雪夫是個改革失敗者，而對其失敗原因缺乏具體的歷史的分析，過分歸罪於赫魯雪夫個人。
１９５８年成都會議提出「兩種個人崇拜」
毛澤東由反對個人崇拜到維護個人崇拜不是偶然的。一位老同志講，毛澤東反對崇拜史達林，但不反對崇拜自己，這話有一定道理。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６日接見美國友人斯諾時，毛澤東曾說：「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但僅此認識不夠，我們還要注意毛澤東與斯諾談話的另一段。斯諾說：「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來作爲這一切的標誌，直到勝利的終止。」毛澤東說：「這是爲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爲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爲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這表明，毛澤東不只欣賞個人崇拜，更重要的是把個人崇拜作爲解決矛盾和開展鬥爭的一種手段。這在毛澤東１９５８年提出的「兩種個人崇拜」中，表現得更加明顯。
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兩種個人崇拜的觀點，爲全黨進一步推行個人崇拜，在理論上開了綠燈。其主要內容是：
１９５６年史達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爲什麽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爲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
今天回過頭來看這段話，使我們大惑不解的是，作爲偉大理論家的毛澤東，爲什麽會講出理論上如此不通的話呢？個人崇拜是一種蒙昧主義的認識和態度，它把領袖個人神化，強調人民群衆對領袖必須絕對忠誠，無條件的服從，有什麽「正確」可言呢？對待真理，「崇拜」並不是科學的態度，這也是毛澤東過去一貫的主張，只有認真學習，努力實踐，並「把實踐作爲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才是正確的。更不能因爲有時候真理在少數人手裏，就否定集體領導的原則和制度。不管誰搞獨裁都是不正確的，因爲「獨裁」作爲一種制度，早已爲歷史所否定。我想，只能把這段話作爲鬥爭需要和鬥爭手段去理解。
在成都會議上聽到毛澤東的「兩種個人崇拜」觀點，許多人立即檢討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不少人表示：「應當相信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很多重大問題都是主席提出來的，我們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個別人如當時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甚至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在這種濃烈的氣氛中，即使是周恩來和薄一波，也不得不一再檢討。周恩來在發言中專門談了「向毛主席學習」的問題，他說：「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薄一波也表示：「我們有了毛主席這樣的舵手，有了這樣英明的領導，我們只要老老實實地向他學習，老老實實地按照他的指示辦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進’那樣的錯誤，在經濟建設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許多幹部的這一表態，僅僅用毛澤東的「崇高威望」來解釋是不夠的，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從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歷史上看，第一個掌握國家政權的俄國共產黨，沒有能正確解決領袖與政黨、領袖與群衆的關係問題。在貫徹民主集中制中，往往過分強調集中而忽視民主。形成權力過分集中，缺乏有效的民衆監督，以至出現斯大林的個人專斷與個人崇拜。另一方面在理論上，無產階級政黨一直遵循的列寧關於群衆、階級、政黨、領袖關係的論述，今天看起來也存在明顯的缺陷。「列寧在這裏著重講了領袖的重要地位這一面，強調了領袖與政黨、階級的一致性，而沒有講到另一面，即党的領袖必須置身于黨員群衆之中，不能站在黨之上，領袖同樣必須受到黨的組織和黨員群衆的監督。領袖與黨、與階級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會有矛盾的一面。」
中國」共產黨由於受蘇共建黨思想和模式的影響，再加上革命和建設中取得種種輝煌的勝利，使得我們党在建國初期，對領袖的宣傳也出現了某些不正確的傾向。如在高度評價領袖的作用時，很少科學地說明在何種歷史條件下領袖才能正確地發揮作用；越來越把領袖說成只是一個人，不講領袖是一個集體；把革命理論的形成說成只是個人的貢獻，不講或少講集體的智慧；把一切成就歸功於個人，不講或少講黨和人民的作用；把領袖說成絕對正確，不講他也會有缺點，也會犯錯誤，並且不允許對領袖人物進行批評。這種傾向影響我們黨在５０年代末至六七十年代，當領袖內部出現矛盾時，不能按民主集中制的正確原則給予解決，而是採取了進一步突出個人、樹立個人絕對權威的辦法。
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在全黨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就大躍進問題向毛澤東提出意見，本來是很正常的事。不料毛澤東聽了大爲惱火，認爲彭德懷「從打擊史達林後，服從赫魯雪夫」，「要鞭我的活屍」。甚至說：「如果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跑到農村去」，「另外組織解放軍」。一下子把他和彭德懷之間的分歧，推到勢不兩立的地步。廬山會議的參加者們，也一下子被推到這樣一種境地：在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必須選其一。由於毛澤東在全黨的巨大威望和無上權威，絕大多數人自然選擇了毛澤東。於是，廬山會議成了全黨動員，維護和樹立毛澤東個人「絕對權威」的會議。
一些老革命家在「三面紅旗」問題上，並不都同意毛澤東的主張，對彭德懷的認識和處理上，也並不認爲毛澤東的做法很妥當。但是在權力高度集中於某一個領袖的情況下，無條件地維護領袖的「形象」和權威，便成爲全黨頭等重要的大事，即一人身系天下安危。於是，他們都頗爲理性地、自覺地站在維護毛澤東的立場上，宣揚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如劉少奇發言，指出彭德懷「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麽‘史達林晚年’，……要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的運動」，這樣做「要麽是散佈糊塗觀念，要麽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的事業」。周恩來的發言，指責彭德懷「犯上」，表示「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彭德懷反對個人崇拜，是「感情問題」（即缺乏或沒有無產階級感情），是「沒有領袖觀點」，「沒有俯首甘爲孺子牛的精神」。朱德的發言，希望彭德懷「永不反水」，「永遠跟著毛主席」。
上述幾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的言論，大體上代表了全黨絕大多數幹部當時的認識狀況。他們確實是出以公心，從黨和革命事業的大局出發，來對待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發生的這場爭論的。可惜，認識並不正確。因爲把對無產階級政權的重視變爲對掌握最高權力個人的無條件維護，便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
廬山會議上還有些幹部，以封建主義的思想來看待無產階級領袖問題。「朕即國家」，對待領袖要絕對忠誠，無條件服從，認爲這就是「黨性」。如有的指責彭德懷「有魏延的反骨」，有的表示要做「歌德派」。中共中央中南局一位領導人更是直截了當地說：「共產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否則便不能稱爲‘貞節’之婦。」他把無產階級的政治操守，完全等同于封建道德所要求的好女不嫁二男。基於這種認識，他指責彭德懷、張聞天：「口口聲聲是擁護毛澤東同志的，但爲什麽不滿，甚至刺兒毛澤東同志？」在他看來，擁護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即使領袖錯了也不許「不滿」，更不許提意見。
在廬山會議上和廬山會議以後，林彪的表演，對於全黨進一步掀起個人崇拜之風起了特殊的作用。林彪在拼命向彭德懷頭上潑髒水的同時，別有用心地以最高的調子歌頌毛澤東主席。他激昂慷慨地說：「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指彭德懷）覺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林彪講的是什麽「規律」呢？真正的英雄世界上只能有一個，不能有兩個。毛澤東是真正的大英雄，所以別人只能處於惟命是聽的地位，誰要是給英雄提意見，誰就是也想當英雄，我們必須打倒他。林彪正是用「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帝王理論，取代了「無產階級領袖是個集體」、領袖內部關係要遵循民主集中制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赤裸裸地宣揚了封建主義。
廬山會議以後，軍委總政治部發佈《爲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７日）的學習文件，其中專門講「階級、政黨與領袖的關係，領袖的作用和意義」的部分，問題就很多：
–文件說「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藉口反對所謂個人崇拜，來否認革命領袖的作用，實質上是企圖破壞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威信，妄想由他們自己竊取領袖的地位，從而破壞社會主義建設」。這無疑是把反對個人崇拜視爲十惡不赦的罪行。–文件說「毛澤東同志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是最好、最正確的領導」，「是我們黨和全國人民的最大幸福」，「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認爲毛澤東對缺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這完全是造謠誣衊」。這實際上是把黨的領導完全說成是毛澤東個人的領導，對毛澤東的「左」的錯誤，不能作任何批評，只能歌功頌德。
–文件說「革命領袖的威信，和黨的、階級的威信是不可分離的」，「所謂‘反對領袖不等於就是反黨’的謬論，是反黨野心家別有用心的胡說」。這段話顯然是歪曲了領袖與政黨、階級的關係，混淆正常批評與反黨的界限，其結果必然是把給領袖提意見的人，「名正言順」地打成「反黨分子」。軍委總政治部的這一文件，由中共中央轉發全國「縣以上幹部閱讀」，從而在全黨、全國範圍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後來，陰謀家林彪看准風向搞投機，利用他手中的權勢，進一步把個人崇拜從理論上、內容上、表現形式上推向荒謬絕倫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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