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0日訊】孫豐先生的宏文《呼籲解放軍將土起義書》，實際上也是呼籲全國人民進行全民起義的起義書。中國人必須拋掉對中共不切實際的幻想。立足於自己，以自己的努力，來結束中共一黨專制。
準備全民起義，就是選擇立足於自己，結束中共一黨專制的正確道路。如果中共在全民起義的革命壓下力，被迫進行改革，那麼，這種道路，也同樣是選擇立足於自己，依靠人民力量，迫使中共改革的道路。這是拋掉幻想、拋掉糊塗夢囈般的「告別革命」的假改良主義道路的清醒道路，這種假改良主義幫助中共解除革命壓力，穩定政局，使中共有持無恐，維持「長治久安」，堅持一黨專制，這是沒有血性的懦夫道路或欺騙道路。
一
過去許多人存在的糊塗認識和幻想，就是以為中共進行了經濟改革，而經濟改革將導致政治改革，幻想中共主動進行政治改革。
其實，中共不僅始終頑固拒絕政治改革，而且始終不是經濟改革的正面的或正向的力量，而是經濟改革的負面力量或阻力，或把經濟改革引向歧途，甚至引向反動方向而不是進步方向的力量。中共拒絕政治改革，當然更加拒絕政治改革先行，政治改革為經濟改革開路，指導經濟改革，保證經濟改革正確方向和社會公正的正確改革順序和道路。
中共的所謂經濟改革，不過是中共官僚，貪官和太子黨，利用自己的專制權力，對國家和人民進行瘋狂的掠奪。這不僅不是真正的改革，相反，某種程度上恰恰成為對歷史的反動。他們使中國的改革，完全走入了歧途。這種經濟改革，不僅沒有促進政治改革，相反，這種「改革」越深入，既得利益的官僚越是害怕和反對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阻力就越大，漸進的政治改革也就越困難。這種情況發展到現在，餘下的政治改革途徑，幾乎只剩下全民起義一條道路。未來民主政府面對中共這種「改革」留下的爛攤子，要收拾殘局，糾正錯誤，需要花費巨大的力氣。在某種程度上，其難度，遠遠超過從沒有進行改革的基礎上，全新起步的難度。
由於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由於中共的社會主義非常不得人心，大陸老百姓一直強烈要求改變，也就是改革。中共則始終作為反對改革的阻力而存在。只有他們在阻擋不住，迫不得已時，才不得不一定程度接受老百姓的要求，或被迫承認老百姓自發進行的改革。例如中國農民始終強力反對中共的合作化，和中共專制的「集體經濟」，不斷進行「大包乾」「分田單幹」試驗。中共領導，包括鄧小平在本人，開始時是全力反對，後來則是強力限制，例如鄧小平曾經強力規定大包幹範圍不得超過10%。後來阻擋不住了，並且大包乾的效果人人都無法否定，無法抹殺了，最後才被迫承認農村大包乾。
又如私有經濟，中共原來一直是「割資本主義尾巴」，「打擊投機倒把」，動用包括沒收，批鬥，逮捕，監禁。判刑，槍斃等等各種殘忍手段來進行壓制，企圖根絕商品經濟和私有經濟，但始終無法根絕。在老百姓的衝擊下，並且由於中共做法造成巨大的經濟困難，最後才不得不放開私營經濟和商品經濟，但仍然施加大量不合理限制。
由於老百姓的反對和客觀實際的懲罰，中共不敢再堅持毛澤東捆住人民手腳，不讓他們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和聰明才智，創造社會財富的做法，不敢再堅持毛澤東三天兩頭心血來潮，任意製造混亂，毀壞社會財富的做法。不得不一定程度放開老百姓的經濟自由。中國老百姓利用這點可憐的自由，充分發揮華人突出的勤勞和智慧，醫治經濟創傷，創造經濟奇跡。而中共則把華人，把中國老百姓這種功勞，攫為己有。事實上，中共官僚和太子黨在這中間的作用，只是對國家財產，對人民創造的財富，進行掠奪，並且依靠犧牲民眾利益，製造巨大的貧富差別，使自己一夕暴富，使民眾陷於貧窮和被支配地位，從而創造出空前的腐敗和畸形的繁榮。
除了老百姓主動進行或主動要求，中共被迫允許的改革以外，中共自己主動進行的所謂「改革」，完全不是真正的改革。而是官僚和太子黨以「私有化」，商品化「產業化」等等各種名義，對國家和人民的搶劫。而偽改良主義、偽自由主義鼓吹的理論，從「告別革命」，到「中產階級」理論，到全盤私有化、全盤商業化等等的各種各樣的理論，為官僚、太子黨解除革命壓力，穩定政局，為他們的大掠奪大搶劫鳴鑼開道，成為官僚太子黨的真正喉舌。官僚太子黨們自己，則需要掩掩遮遮，打起「社會主義」的遮羞布，因為他們的行為實在太見不得人。這樣就產生了中國改革中似乎是奇特的現象：大肆侵佔掠奪的人，避談侵佔掠奪，官僚太子黨的喉舌不是他們自己；他們的喉舌，恰恰是表面上開明，甚至表面上反對官僚專制的偽改良主義、偽自由主義者。這些偽改良主義、偽自由主義者，留在體制內的，得一點官僚太子黨的殘羹剩飯；在體制外以異議人士等面目出現的，往往是在中共長期專制統治下失去血性，變得頗為溫和，期望進入體制內，幻想中共開恩，走沒有風險的爬行改革道路。充其量是一些偽精英。
因此，中國的官僚和太子黨非常舒服，他們既可以掛出「社會主義」招牌，保住面子，同時應付堅持馬列原教旨的保守頑固派，或者「左派」書呆子；又有偽改良主義為他們進行掠奪實現私利鳴鑼開道，為他們承擔風險，充當代言人。他們既沒有革命壓力，也沒有保守壓力。他們不需要承擔兩方面的風險。
二
以不同的理論為指導，就會產生不同的改革道路和順序。
以馬克思主義或者其他形式的經濟決定論為指導，必然是先搞經濟改革，後搞政治改革。這種理論的順序是：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社會——政治。他們一般的都反對革命道路，主張告別革命，不顧客觀條件，不顧中共態度，宣稱要走改良道路。尤其是其中占絕大多數的庸俗馬克思主義，或者庸俗經濟唯物主義者，偽改良主義者。
而主張以人為本，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思想，則改革的一般順序，應該是先搞政治改革，再搞一般社會改革，後搞經濟改革。這種順序與經濟決定論恰恰相反，其順序是：政治——社會——經濟——生產關係——生產力。
人類歷史上，以資本主義為例，在英國，是先有政治革命，即清教革命和光榮革命，然後才逐步產生適應後來資本主義的自由社會和自由經濟關係，然後在解放思想，空前思想自由的條件下，發展科學，幾十年以後，產生牛頓力學。牛頓力學逐步轉為技術，再過一百年，產生工業革命，然後才產生現代產業和現代生產力，產生現代工人階級。這與經濟決定論先有生產力，後有生產關係，再有其他經濟關係或「經濟基礎」，最後才產生政治革命的教條是完全相反的。
就美國說來，美國革命（獨立戰爭）比英國清教革命遲了一百幾十年，但當時全世界產業革命還沒有開始，或者僅僅是萌芽，美國全國都是農民，沒有產業工人，同時還有奴隸制度，生產力仍然不比中國鴉片戰爭時期先進。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關係，以及產業革命和產業工人，是在獨立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後逐步發展起來的。其中奴隸制度到南北戰爭時才廢除。
幾乎所有的歷史事實，包括下文將要論及的蘇聯東歐變革，都說明，先有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後有經濟變革，然後才產生相應的階級（如產業工人，中產階級等等）。
三
去年我在紐約見到從「四五」運動開始，長期研究中國民運的國際人權人士羅賓先生，民主牆時期他在中國。他告訴我，當時他對中國民運最注意的是兩個人，一個是筆者，一個是天津的一個老先生。
天津這位老先生，是一位頗有思想深度和獨到見解的老人，也是當時民運中年紀最大，很受尊敬的一個。可惜1980年就去世了。
但我與這位老先生，恰恰代表了民運中對於改革問題的兩種不同的思路。
由於改革首先是由民主牆和民辦刊物異議人士鼓吹的，兩種不同的改革思路，也是首先在民運中開始的。
由於時間太久，我只是比較模糊地記得這位老先生的一部分理論。記得他的理論是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觀，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不足，沒有成熟，搞社會主義革命是太超前，走得太快，因而要搞資本主義補課。並提出「人民資本主義」的概念。由於當時全中國的理論界，都受馬克思主義的束縛，包括絕大多數異議人士，因此這種理論，很快為絕大多數異議人士和有自由獨立傾向的知識份子，自由主義人士所接受（包括後來的李慎之先生等），成為大多數異議人士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思想基礎，後來也成為官方一部分改革派的思想基礎。後來偽改良主義的一系列理論，例如救亡壓倒啟蒙，革命壓倒改良，革命只能產生專制，改良才能產生民主，反對革命，「告別革命」的理論；必須先搞經濟改革，後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必然導致政治改革的理論；必須發展「中產階級」，依靠中產階級，才能實現民主的「中產階級」理論；及到全盤私有化，全盤商業化的理論，包括所謂的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等等，都是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除了把政治專製造成的問題歸咎於經濟的理論以外，還有把專製造成的問題歸罪於中國文化的理論，例如完全違背歷史的無稽之談黃色文明和藍色文明之類。它們的共同特點是開脫中共專制的罪責。有的是有意開脫罪責，有的是避免歸罪中共專制，以減輕自己理論的風險，有的是故作驚人之論，嘩眾取寵出風頭。此外，等而下之的還有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等等。這些，都是上述理論的畸形發展。不過，其理論水平和檔次，都要比那位老先生低得多。如果老先生在世，大約會反對其中很多理論和謬論。僅僅這位老先生的「人民資本主義」，就要比後來偽改良主義和官僚太子黨鬧起來的「權貴資本主義」，要高明得多。
中共官方全力打壓民運異議人士，但他們的改革理論，往往是從異議人士那裏剽竊過去的。官方自己的理論，僅僅是鄧小平沒有理論的「理論」。包括向納粹民族或國家社會主義靠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表現官方無知無能，違反當代系統科學、違反古人「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古訓的、低俗實用主義「模論」，「貓論」等等。此外還有「讓包字進城」等等可笑東西。
筆者當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馬克思主義的束縛。但是，由於筆者在1970年代形成了一個與前人不同的獨立的理論體系，認為社會結構和科學體系是一個運動著的立體的或者多維的結構，認為馬克思主義及其三個組成部分，僅僅涉及這個體系的很小一部分。筆者著重研究了其中基礎理論的三個部分，即：哲學，意識科學，社會科學。自我感覺，覺得取得進展和成果最大的是意識科學（包括思維科學等等，我在這個部分的理論迄今仍然沒有命名）。但後來因為實際需要，講得最多的，卻是社會科學。這種社會科學是以人為本，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的一個理論體系。後來我把這種理論命名為「新人本主義」。這個名稱，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表達了這個社會科學理論的本質；缺點是容易使人與過去類似命名的理論混淆起來。雖然當時筆者還企圖調和這些理論（包括三個基礎部分）與馬克思主義的矛盾，但是，由於筆者以自己的理論作指導來分析問題，因此筆者始終主張政治改革先行，以政治改革帶動和指導社會和經濟改革，保證社會和經濟改革的正確和公平。並且始終反對偽改良主義的上述種種謬論。
所以，筆者自1970年代初投入民主運動，一開始就是集中談政治制度的改革，講反對特權制，官僚制，等級制，專制制，實現自由民主制度。民主牆時期的許多文章，也都堅持政治改革優先的思想。後來農村搞大包乾，我曾經寫文章認為，這是中共拒絕政治改革的條件下，農民唯一可能的選擇；但如果有政治改革開路，農村的改革本來應該搞得更好。1984，1985年我寫文章批判「讓包字進城」，認為這不可能解決城市問題，主張以政治改革來解決城市問題。及到1997年底發表的《中國改革簡綱》，主張除應急措施外，暫停經濟、金融改革，先搞政治改革，以五年時間開放自由，以五年時間實現民主。待政治改革進行到一定程度，再開始經濟改革。這裏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防止經濟改革變成官僚掠奪侵吞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我們之所以一再堅持政治改革優先，一是為了創造進行經濟改革的政治條件；二是為了保證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正確道路和正確策略，三是為了保證社會公正。在專制條件下，經濟改革，尤其是私有化，可能變成官僚對國家和人民的掠奪，這是我們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一再預先預見，並指出了的。
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的反動逆流。中國及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前進步伐超前，前進步伐太大，恰恰相反，是反動倒退太大。這裏不是補課的問題，而是根本否定過去的方向，回到正確方向的問題。
四
東歐蘇聯菲律賓印尼等等的變化，尤其是蘇聯東歐的變化，進一步使偽改良主義的種種謬論，為當代的現實所否定，使這些理論遭到徹底破產。它們走的是革命道路，不過不是英國，美國的武裝革命道路，但他們與英國美國一樣，走上了民主道路。也就是說，革命，往往走向民主，而不是必然導致專制；改良，不一定導致民主，有時也往往導致專制，例如偽改良主義津津樂道的日本改良，導致的是君主專制的軍國主義，還有希特勒，馬科斯的改革，也是導致專制。蘇聯東歐革命初步實現民主改革後，經濟改革才在政治改革指導下開始，而中共的偽「經濟改革」進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阻力越來越大，經濟改革必然導致政治改革的正確性又在那裏？蘇聯東歐民主改革時，中產階級又在那裏？中國有了中產階級，可是他們又對政治改革起過什麼作用？中產階級的理論有什麼根據？全盤私有化商業化被吹得那麼好，吹成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連廢紙一張的私產入憲，也被捧到天上，結果卻變成官僚太子黨對國家對人民的瘋狂掠奪，偽改良主義簡單化思維，又起了什麼樣的反人民反歷史的破壞作用？
偽自由主義，偽改良主義者的理論，是完全違背歷史和現實的客觀事實，閉著眼睛說瞎話。
中國改革走到現在，由於中共頑固拒絕政治改革，走了歧路，彎路，甚至反方向倒退的路，並且在歧路上越走越遠。當今之計，就是要盡快結束歧路，轉回正確軌道。而要這樣做，必須儘快進行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先行，以政治改革為先導，帶動社會和經濟改革。由於中共出於一黨專制的私利，頑固拒絕政治改革，中國人民只能拋掉幻想，全民覺醒，全民起義，結束中共專制，建立民主中國。
2004-9-13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