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王珍採訪報導）為甚麼看起來不像魔鬼的尋常人家，卻在那種群體的瘋狂中墮落到連禽獸都不如？為了要探究文革發生在廣西的大規模屠殺與人吃人恐怖事件，知名作家鄭義兩次深入廣西調查，完成《紅色紀念碑》一書。該書公開出版十多年來，沒人敢說「不」字，連共產黨也一句話不敢多說。
1986年夏，鄭義第一次到廣西省調查「人吃人事件」，他查閱檔案，察勘現場，採訪相關官員、在押犯人、當年兇手、被害者遺屬、目擊證人，蒐集了大量檔案材料與證人證詞。1988春第二次赴廣西省調查，補充了第一次調查的遺缺。
1989年春夏，鄭義因參與1989年六四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被中共公安部列為首要分子，受到全國通緝。在近三年的逃亡時間裏，完成了《紅色紀念碑》（Scarlet Memorial）這本重要著作，在全世界引起轟動。
《紅色紀念碑》
《紅色紀念碑》由兩個部份組成：調查廣西省範圍內的檔案卷宗和採訪倖存者、兇犯、受難者遺屬。鄭義調查並採訪了發生過大規模屠殺與人吃人恐怖事件的五個縣。僅僅賓陽縣，在1968年7、8月的「紅色風暴」期間，共有3,681人被槍殺、戳死、勒死、叉死、溺死、砸死，甚至活埋。
在武宣縣境內，滋事者從活人身體內割下心臟和肝臟，然後煮而食之。 「當受難者被推上街頭遊行批鬥時，老太太們會提著菜籃子守候。一當受害者被處死，眾人蜂擁而上。那些衝在前面的人將會得到一塊好肉。」一個老太太養成了專挖眼睛的習慣，認為吃了它們會增進她自己的視力。另一個年青女幹部，一旦可能，要消受的是男性生殖器。在一個中學裡，學生吃掉了他們的老師。
【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說，關於廣西吃人事件。鄭義將其分為三個階段：
1. 開始階段：其特點是偷偷摸摸，恐怖陰森。某縣一案卷記錄了一個典型場面：深夜，殺人兇手們摸到殺人現場破腹取心肝。由於恐怖慌亂，加之尚無經驗，割回來一看竟是肺。只有戰戰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來酒，有人找來佐料，就著灶口將熄的火光，幾個人悄悄地搶食，誰也不說一句話。……
2. 高潮階段：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此時，活取心肝已積累了相當經驗，加之吃過人肉的老游擊隊員傳授，技術已臻於完善。譬如活人開膛，只須在軟肋下用刀拉一 「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綁在樹上，則用膝蓋往肚子上一頂──）心與肚便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餘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
3. 群眾性瘋狂階段：其特點可以一句話概括：吃人的群眾運動。如在武宣，像大疫橫行之際吃屍吃紅了眼的狗群，人們終於吃狂吃瘋了。動不動拖出一排人「批鬥」，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掣出事先準備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塊肉便割哪塊肉。……至此，一般群眾都捲入了吃人狂潮。那殘存的一點罪惡感與人性已被「階級鬥爭的十二級颱風」刮得一乾二淨。吃人的大瘟疫席捲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極之形式是毫無誇張的「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燴、煎，製作成豐盛菜餚，喝酒猜拳，論功行賞。吃人之極盛時期，連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的食堂裡都煮過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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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中國著名作家鄭義先生近照。 |
以下是大紀元就廣西人吃人調查專訪鄭義先生。
到廣西調查人吃人
記者：您到廣西調查人吃人事件，直接揭露共產黨社會最可怕的一面，當局允許嗎？當時是甚麼樣的一個背景？
鄭義：很多事情是在一些縫隙之中做到的。文化大革命最後發展成為全面內鬥，和老百姓對共產黨壓迫的反抗是有關係的。所以，共產黨不願意提文革的歷史，直到今天，對文革的題材仍然加以限制。如果共產黨一開始就知道我要寫這麼一本書，他們肯定不會同意，一定會加以阻撓。
文革時廣西屠殺人和吃人的事情鬧得太大了，很多年以來，受害者一直在喊冤；而且一半以上的人都受到過迫害，廣西的局勢一直穩定不下來。胡耀邦主政後，就開始了對廣西文革歷史的一次複查。參與殺人和吃人的一方，或者受到刑事處分，或者從權力的位置上退下來了。
我去調查的時候，剛好是「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運動剛剛結束，廣西當時很多官員是通過「處遺」運動剛剛恢復了權力，他們對這段歷史是非常憤恨的。另外，廣西一些正直的官員和群眾多年來也一直在收集這方面的材料，他們給了我很多支持。
當時我沒有跟當局說，我要寫這段血腥的歷史，來證明共產黨統治的慘無人道。我對廣西當局說，我想研究文革期間，這些殘暴現象背後的心理：為甚麼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別人看起來不是魔鬼的人，在那種群體瘋狂中，會墮落到連野獸都不如的地步。這確實也是我要研究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廣西人談論文革殺人吃人的事情已經談論得很多了，所以我去調查這個事情，是碰上了比較有利的時機，這是一個大的形勢。
但是具體到基層，還是有一些參與屠殺的人在掌權，所以也受到一些刁難和阻撓，包括威脅。比如，廣西武宣縣，也是吃人最多的縣，那個縣的縣委對我基本上是採取圍追堵截，處處刁難我，連一次車都不給我派，把我困在那兒。我完全是靠民間的力量，一些受害者長時間堅持揭發這種罪惡。
調查報告完全是真實的
記者：就是說，您這是調查報告，完全是以事實為基礎？
鄭義：當然是調查報告，每句話都必須要有出處的，是以事實為依據的。為了把情況調查清楚，我到基層時，有幾方面的人，我都儘量要見的：
第一，是當地公檢法方面的人。在他們的檔案裡，有犯罪的具體記錄，這些檔案是有法律效力的；
第二，儘可能採訪當年受迫害者和揭露迫害的地方官員。文革不只是普通群眾受迫害，共產黨內部意見不一樣的官員也受到了迫害。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們有一定地位，說話也比較慎重，所以提供的材料也是比較可信的；
第三，我還要去見當年殺人和吃人的兇手。他們有些人年紀很大了，也沒有判刑，還在自己家裏住著，我就跑到農村去見他們。還有一些關在監獄裡，我就到監獄去訪問他們。
第四，就是去見當年被屠殺或被吃掉的受害者的遺屬，聽聽他們怎麼說的，因為他們是苦主。
出版十多年 無人敢說「不」
總之，只要是能夠向我提供確鑿、可信證據的人，我基本上都見了。我沒有發現一個人對我撒謊。從不同渠道得到的資料，沒有任何矛盾之處，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想這是因為在共產黨社會裏，揭露共產黨的罪惡，這本身就是非常嚴重的事情，所以沒有人敢說半點不實之詞。
我的關於廣西人吃人的著作，如《紅色紀念碑》，基本上是以這個調查為基礎來寫。這些書公開出版十多年來，沒有任何人敢出來說一個「不」字，包括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一句話也不敢多說。
在民間，有持不同意見的人說：你把這種事情寫出來，不是丟我們中國人的臉嗎？我說，這要丟是丟共產黨的臉，丟兇手的臉，不是丟中國人的臉。比如，揭發德國納粹、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並不是說德國、日本就沒有好人了，不是這個道理。
八九『六四』大屠殺後，我對共產黨徹底絕望，在逃亡途中完成了《紅色紀念碑》這部著作。裡面有大量翔實的資料和採訪，我沒有想到，我能寫完，共產黨還沒抓住我。我當時想能寫多少算多少，能自由寫作一天我就寫一天。
這麼多年來，沒有人敢出來否定，這得益於當初向我提供證據的是真實的，我寫的也是真實的，絕對不敢有任何想像和添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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