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日訊】如果中共一黨專政再繼續十幾二十年，那麼我們要關心的就不是中共專制政權的命運，而是自由世界的命運了。
在“六四”十七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不能在大陸、在北京舉行公開的紀念活動。這本身就證明中國的人權現狀有多糟糕。
關於當前中國的人權問題，我打算談以下幾個方面：
1、正像有人批評的，今日中國，是最壞的社會主義加最壞的資本主義。傳統的社會主義在諸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基本人權上固然劣跡昭著，不過在例如義務教育、醫療保險和保護女性等方面倒並非沒有建樹。如今的中國大陸，在前一類人權方面既是毫無實質性進展，在後一類人權方面又是大踏步後退。所以說，當前中國的人權狀況，無論按什麼標準都是極端惡劣的。
2、不過在以下論述中，我還是把重點放在前一類人權上，因為在我看來，前一類人權才合乎人權的本意（後一類不是權利而是福利），它不是要政府作什麼，而是要政府不做什麼，所以它是只要政府有此意願就能實現的。譬如說，怎樣實現言論自由？很簡單，人家說了什麼，寫了什麼，你政府不要去抓不要去關，那就行了。所以能否實現言論自由和一國的經濟發展程度不相干，所以中共總以中國的經濟還不夠發展作為藉口為惡劣的人權狀況作辯護是站不住腳的。相反，中共為了壓制言論自由，不得不建立世界上最龐大的出版檢查系統和最昂貴的金盾工程，那才是必須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夠承擔的。另外，在今日中國，廣大民眾在第二類人權上的嚴重缺失，說到底也是由於缺少第一類人權所致。例如農民，數量占全國總人口的60％以上，如果他們可以組建獨立的農會，可以投票選舉，勢必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怎麼會淪落到弱勢群體的可憐地步呢？
3、中國人權狀況的惡劣完全是當局堅持一黨專政的結果。事實證明，胡錦濤和他的前任江澤民沒有兩樣。1991年，江澤民在和沈君山先生的內部講話中引用了《左傳》上的一個典故。大意是：為政寧猛勿寬。火猛，人人見了都害怕都躲避，所以很少有人被火燒死；水看來柔弱，許多人不在乎，“狎而玩之”，讓水淹死的人反而更多（後來這段講話發表在1996年8月號香港雜誌《九十年代》上。我先前不知道這次對談，但我在三年前一篇短文裏引用了《左傳》這段話，用來說明中共當局的心態）。中共領導人深知，他們的統治完全是建立在民眾的恐懼之上，因此，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就必須維持民眾的恐懼，這就不能在民眾面前作出溫和開明的樣子。民眾越是以為當局溫和開明，他們就越是敢於說出自己原先不敢說出的話，越是敢於提出原先不敢提出的要求，其結果就是對當局形成更大的壓力和挑戰，當局要壓制就必須花更大的氣力（如果能壓得下去的話），到頭來其形象反而會受到更大損害。胡錦濤一朝大權在手就露出凶相並且始終不鬆手，其目的主要是維持和鞏固自“六四”以來中共專制政權的威懾力和恐懼效應，從而將“動亂”扼殺在萌芽狀態，這反而用不著大動干戈，大開殺戒了。胡錦濤上臺以來的所作所為，一方面使得外界對他普遍失望，另一方面又讓人覺得他做得好像也不太過分。其實那正是他實行這種策略所意欲達成的效果。
4、胡錦濤上臺後，一再表示要關心弱勢群體。很多人以為，胡錦濤就該容許弱勢群體的維權活動；但事實並非如此。儘管說胡錦濤政權未必不想對貧富懸殊略加緩和，對貪污腐敗略加約束，使弱勢群體的境遇稍有改善，但是他們決不容許民眾採取公開的集體行動，自己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當局可以部分地滿足民眾的物質要求，但是他們最懼怕的是民眾由此而獲得獨立的集體行動的能力。此外，當局也拒絕實行真正的法治，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為當局深知，現存的財產分配格局是建立在極大的不公正之上，是根本不具合法性的。中國的貧富懸殊問題與眾不同，它既不是歷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場造成的，而主要是權力造成的。在中國，窮人之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財產被權勢者所強佔；富人之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利用權力搶走了別人創造的財富。一旦民眾可以根據法律據理力爭，一旦民眾有了集體抗爭的能力，他們絕不會僅僅滿足於多得一點失業救濟或多得一點貧困補助，他們首先會要求利用權力而先富起來的那批人交出他們掠奪的財產，他們很可能會對權貴私有化進行正當的清算，這也就勢必威脅到專制政權本身。這當然不是胡錦濤政權所願意見到的。因此，胡錦濤政權的所謂關心弱勢群體，充其量不過是想用“有節制的壓迫”，以維持“可持續的榨取”而已。
5、不錯，從表面上看，在今日中國，知識份子還是很活躍。在互聯網上，甚至在官方媒體上，對若干公共問題的討論也很開放，以至很熱烈。某些異議人士放言無忌，卻安然無事，還好好地待在家裏。不過我要提醒的是，如今當局實行的原則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今天的中共，由於原有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這反過來倒使它可以不再受意識形態的任何約束，於是就成了徹底的機會主義，具有了極大的靈活性。這樣，當局在處置人權問題例如言論問題時，可以非常靈活，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它不需要有一把固定的尺子，而是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當局在壓迫知識份子時，往往要考慮到多種因素，例如你在體制內有無地位，在國際上有無名氣，你有什麼樣的社會關係網，等等。我們不能單憑某些著名的異議人士的處境就得出結論，以為中國的言論空間已經比較寬鬆。再有，我們也不可忘記，中共壓制言論的手段從來就是多種多樣的。譬如當年反右運動，在五十幾萬右派中，正式逮捕判刑的是少數，有的右派是被開除公職，下放勞動；有的右派是降職降薪，強行調動工作；有的右派還被允許在官方媒體上露一露面，發表一點東西。現在的情況也是如此。
6、還要指出的是，外界在評估中國言論自由狀態時，往往注重於有多少人被抓被關。毫無疑問，中國的異議人士被抓被關的數量是驚人的，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但這只是我們衡量中國言論自由狀態和知識份子處境的一個指標。首先我要指出，正因為中國還沒有新聞自由，外界不可能掌握到被拘禁的異議人士的完整數目，外界所能掌握到的數目多半是大大縮小的。其次，還需指出的是，被拘禁的異議人士的數目並不像乍一看去的那麼重要。那些抓異議人士抓得少的國家不一定比那些抓得多的國家有更多的言論自由，有時倒恰恰相反。我們知道，傳統的專制政權是採用事後追懲的辦法壓制言論自由，媒體在發表文章或消息前不交政府檢查，這就大大增加了那些不為政府喜歡的文章或新聞得以公諸于世的機會，另外，也大大增加了政府對那些它不喜歡的文章和新聞實行懲罰的難度，同時更使得政府的壓制無從掩蓋而劣跡昭著。共產專制則不然。共產黨採取事前預防的辦法。共產黨政府不但設有它的書報檢查機構（如各級宣傳部），而且它乾脆把一切媒體都直接抓在自己手裏，派出黨放心的人去領導去把關。這等於加了雙保險。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讓党不高興的言論新聞壓根就沒有上媒體的機會，偶有漏網之魚也不必都去抓起來關起來，只消動用黨紀制裁和行政制裁差不多就足以解決問題了。互聯網的發明無疑增加了管制的困難，特別是網友自己上帖，事前檢查幾乎不可能。為此，中國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的網路監管系統，一方面，通過設置網路篩檢程式對許多所謂“敏感”辭彙進行過濾；另一方面，只要發現了有“危險傾向”的文字便立即刪除，必要時還可對上帖的網友事後追懲。所以，在這樣一種實行嚴格事前預防的國家裏，政府不需要關押太多的異議人士。事實上，目前中國政府監禁的異議人士，有不少是在互聯網上或者在境外媒體上發佈文章或消息而被監禁的，這還是托現代高科技之福，托對外開放之福，否則，他們連這點“犯罪”的機會都沒有，那政府要抓的人很可能也就更少了。如果我們把傳統型專制對言論的事後追懲比作殺人，比作屠嬰；那麼，共產專制的做法則是在殺人和屠嬰之外，再加上墮胎和避孕。其壓制效果不但更嚴厲，更徹底，而且更不顯眼，更有欺騙性。
7、從表面上看，當局控制言論的尺度確實比以前寬多了，不要說比毛時代寬，就是和八十年代比也不遑多讓，甚至還有過之。但是這並不表明當局的開明。應該說，造成這種狀況的是其他一些原因。首先一條是八九民運的衝擊。在八九民運中，數以千萬計的民眾走上街頭，高呼“要民主要自由”；“六四”屠殺更是激起普遍民憤，全國上下，不知有多少人破口大駡共產黨。無論當局使出何種手段，它也不可能把人心整個地重新裝進原來的瓶子裏，因此，它不得不對許多“出格”的言論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其次是國際共產陣營的解體，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破產。包括當局自己推行的經濟改革，從理論上自己顛覆了自己原先奉為金科玉律的理論，這就為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想提供了登臺亮相的機會。現階段的中共當局，固然也在努力編制新的意識形態，竭力鼓吹所謂主旋律，妄圖重新統一思想，但畢竟力不從心，不得不轉到以防守為主的原則。這就是說，現階段的中共當局在控制言論時，主要不是看一種言論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識形態，而是看它對現政權是否構成直接挑戰。這就給其他思想和言論留下了較大的空間。再有，以“六四”屠殺為標誌，中共政權失去了傳統信仰的支援，轉變為赤裸裸的暴力統治。暴力統治意味著民眾在政治上的消極冷漠，意味著普遍的犬儒主義，在今日中國，思想、言論的號召力遠遠比不上八十年代，這就增強了當局抵禦批評的某種免疫力。暴力不那麼在乎別人的批評，因為它本來就是強加於人而不需要別人的認同。你罵你的，我幹我的，你能奈我何？簡單地說，當局的臉皮更厚了（“我是流氓我怕誰?”），所以它對異議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但與此同時，當局對它不能容忍的言論採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當的壓制措施。過去，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都是全黨公認的理論權威（在更多的時候則是由“偉大領袖”親自定調），因為據說只有他們才能正確地鑒別什麼言論符合主義，什麼言論不符合主義。在那時，當局要取締一種言論，總還要裝模作樣地講出一番理由，為了表明自己的取締是有道理的，常常還要把被取締的言論拿出來公諸於世，讓群眾鑒別，共同批判。現在好了，現在的意識形態主管只需要丁關根（盯關跟）的水平，說取締就取締，說封殺就封殺，說抓人就抓人，不需要再說明理由，甚至於不需要正式下達檔，打個電話就算完，其他各種手續統統免了。如此說來，今日中共當局對言論的控制，和以前相比並沒有任何真正的鬆動。
8、應該看到，長期持續的壓制會造成很多消極後果。直到九十年代，在勇敢發出異議的人之中，還有不少在體制內處於較高的地位，例如在黨的新聞部門和高等研究機構以及名牌大學任職，甚至擔任領導職務，他們享有較多的發言機會和較小的風險。隨著歲月的流逝和不斷的清洗，這種人越來越少。再加上當局強化對媒體的控制，自由派知識份子普遍感到他們的處境比先前更艱難。在這樣的形勢下，民間的異議活動空間可以頑強地存在，但很難進一步發展壯大。
9、和許多人早先的期待相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並沒有將中國引向自由民主之路，相反，它們倒成了當局堅持一黨專制拒絕自由民主的最大理由。從李鵬、江澤民，到胡錦濤、溫家寶，他們都是把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作為根據，用來證明當年“六四”鎮壓是必要的和正確的，用來證明一黨專制是必要的和正確的。事實上，中國的私有化改革非但不是為民主化奠立基礎，而是為民主化增加障礙。中國的私有化改革，說到底，就是官員利用權力把原本屬於全體人民的財產據為己有。這樣的私有化確實把所謂“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要遠比那些在民主參與下的私有化來得更快捷更有效率。但是，這樣的改革必定是最不能為人民認可的。由此而形成的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必定是最害怕民主最反對民主的。因為這些官員深知，如果開放自由民主，他們不僅會失去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而且很可能還會被人民以經濟腐敗的罪名送上審判台。
10、今日中國是一個不再共產的共產專制國家。雖然在其他很多方面，今天的中國已和毛時代大不相同，就連統治集團自己也不願意再回到毛時代。但是毛時代所建立的共產黨一党專制依然存在。今日中國最應當擔心的是一種看上去似乎更老式的，但也許是更持久的壓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麼“主義”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權力，並決心用一切手段維護其權力的人所施行的統治。
中國人權的前景如何？出路安在？幾年十幾年前，有多少人能想到今天的局面呢？我們不少人曾經預言中共上層將發生權力繼承的危機，從而引發政治局面的改變；也有不少人相信中國必定會發生經濟危機（特別是金融危機），並由此引發政局的改變。應該說這兩種危機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但並不是必定要發生的。另外有很多人持一種經濟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經濟改革的深入和中產階級的發展必將導致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十七年的歷史足以證明這種經濟決定論只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一廂情願。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所以現在有不少人認為，照這樣的趨勢下去，中共一黨專政還有可能繼續存在十幾二十年。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中共一黨專政再繼續十幾二十年，那麼我們要關心的就不是中共專制政權的命運，而是自由世界的命運了。因為中國不是古巴，不是北韓。中共專制政權一旦擁有了超級大國的實力，它必將給全世界都帶來威脅與災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說，中國的人權問題不只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到目前為止，自由世界中意識到這一點的還很少很少，而我們眼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整個自由世界意識到這一點。
《人與人權》2006年7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