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5日訊】1
友琴郵來她剛出版的書《文革受難者》。打開郵件，有敬畏之感，凝視許久沒敢觸碰。黑色封面，傾斜隱印著密密麻麻的姓名，如蒙難的碑石——那無數的死者、冤魂，在時間與大地的深處，微微顯映，絕不瞑目。標題，豎版白字，肅穆而蒼然。其旁有小字副標題「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殷紅，像束束黑暗中的血滴。那些年代，那些時間，那些瘋狂，那些死難，那些暴行……，歷歷在目。
我得承認，我的敬畏首先是恐懼，因為這部書每一頁，每一章都是殘酷的，這是一部暴行的歷史。小時候，聽過十八層地獄的故事，但那畢竟是想像，在遙遠之境。而這部書記述的則是真實，我們親身所經歷。有朋友說，就人的殘酷，只有想像不到的，而沒有做不出的。一九九一年，我參觀了奧斯威辛集中營，覺得中國的事情比這裡殘酷（當然這可能與個人經歷有關）。起碼這裡還有浴室，有營規，殺人用煤氣，而不是活活打死，用開水澆燙、鍘刀鍘……。
我生平頭次見到屍體，是在我的母校。一個男子撂在擔架上，面色焌青，一群軍裝男女紅衛兵簇擁著，把他抬過音樂階梯教室。據說他先被打，後跳樓。而那一端，教務小樓外的走廊上，一群紅衛兵正追打一位外校女教師，她剃了「陰陽頭」，小小的個子，黃黑大方格夾衫。她跑到走廊的的盡頭，終於被扭住……
我的母校北京三十一中，原是教會學校，有個好名字：「崇德中學」，楊振寧、鄧稼先曾在此就學。那座音樂教室原是學校的小教堂，老同學說其上尖頂原有十字架，過去每日清晨學生都要到這裡祈禱。「崇德」與「上帝」該是中西文明最好的結合了。六五年，我從小學升入初中，感受最深的是稱老師為「先生」，不論男女。這讓我感到自己一下就大了，進入了成年禮儀。
「崇德」與「上帝」怎麼就成為暴行之所？一些批鬥、毆打就發生在那座廢棄的教堂內。這座建築的山牆正對校大門，文革後，畫上了巨幅毛招手像。他取代了「上帝」，暴行也就自然取代了「崇德」，而那些十幾歲的學生就成了暴徒，順理成章。作者記：「一九六六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發了個『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列為紅衛兵功績之一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底，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
《文革受難者》卷前有幅照片，北京六中「監獄」牆壁上，鮮血塗抹的「紅色恐怖萬歲」，我見過原跡。那所學校——西糾發源地——在中南海隔壁，離我家不遠，我不只一次去看過那座「監獄」，滿牆敘述王光華和老工友迫害致死的大字報、教室改建的牢房，也見到了那行恐怖血字。這所學校的「監獄」、血字、及開水澆燙的酷刑，集中了我對文革的記憶，一生都沒逃脫其陰影。
《文革受難者》所記敘的只是受難大地擊碎的一角，至今中國沒有文革蒙難者統計數字，王友琴所錄的六百五十九人只是個小小尾數。即使如此，這已足夠讓我們震驚和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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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會都有兇殺，包括學生殺老師、兒子害父母，但兇手要制裁，並受輿論譴責，特別是後二者。這是正常社會。反之，如果學生害老師、兒子殺了父母，全社會都鼓掌叫好，那就很可恐怖了。按說這該是小說，但這是文革，文革是毛革命的縮影。
文革由學校開始，公然倡導學生殘害老師，頗具象徵：革文明之命。它摧毀了文明的底線，顛覆了其基本規範；它鼓勵暴行，並確立為價值。「彬彬」 更改為「要武」，標誌人類文明秩序的顛倒。文明之本在維護人，因此有仁愛精神，有尊長愛幼的道德，有制約暴力的戒律，有尊嚴與美的價值，及尚文化重教育的傳統等等。而這些都是文革要消滅的。文革的要害是反文明，倡導仇恨與暴行，與人為敵。反省文革，這是基點。
文革歷經十年，千頭萬緒，異常複雜，需要由各層面角度分析研究；人們對文革有許多主義、思想、理論之爭，這些也都應探討。但是，我們首先面對的是：文明；還是反文明？我們需要維護文明的基本規範，人類自古以來的生活常識：仁愛、友善、不害人、抵制暴行、尊重人、保護家庭、講禮儀道德、重知識等等。這些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是所有的思想、主義、政治、制度、乃至各種宗教所要遵從的；也是世事變幻中，我們判斷抉擇的依賴和尺度。常識是簡單的真理，而簡單的真理是大真理。
那年「八一八」後，我在近郊姨母家接到返校通知，於是乘車回城。汽車中途被截，上來一夥紅衛兵查四舊。我的前座是個中年婦女，端莊文靜，漂亮的卷髮，燙得蓬鬆大方，她抱著孩子，還有個別緻的挎包。幾個小將走過去，說燙髮是資產階級，不由分說，按住她的頭，大剪刀呱呱地剪下去，懷裡的孩子嚇得哇哇哭。那夥人離去後，她煞白的臉上才浮出羞澀和憤怒。當時，我慶幸自己沒有尖皮鞋、花格衫，同時也為那個女人難過，她那一頭凹凸不平的頭髮，怎麼下車、過街、見家人呢？
以後，我又見到許多殘酷的事情，但始終沒有忘記那個女人、她漂亮的頭髮和驚哭的孩子。我漸漸有個想法：「抵制暴行。任何人、任何時候、以任何理由，都不能強按女人的頭，剪扯她的頭髮，上帝也不行。」文革首先是暴行，無論其為了什麼精神、理想、主義……。看看這部書的記載：「陳葆昆被打昏迷過去以後，……把他的身體臉朝下扔進噴水池。」「後來紅衛兵把陳葆昆的屍體從水池裡拖上來，……命令其他『牛鬼蛇神』打陳葆昆屍體的嘴巴。」（P.28）把左奶奶和馬大娘「綁在葡萄架上，用銅頭軍用皮帶抽打」，「還多次用桶提沸水，從頭上澆下去。」「她們淒厲的慘叫聲，像殺豬一樣」。以後，拉屍體的車來了。（P.508）為了讀者，我不多引了。
我強調一句，如本書所記，文革暴行並非只在學校，只限紅衛兵，其席捲社會，挾裹全民。北京大興鄉，六六年八月短短幾日，殺三百二十五人，二十二戶人家被殺絕。某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人。湖南道縣，六七年八月至十月，殺四千一百九十三人，逼迫自殺三百二十六人。鄭義先生調查的廣西吃人更殘酷，那是十萬冤魂。他最後說：「我們都墮落為喪失人性的群獸！中國人，請想想吧」，「我的苦難深重卻又罪孽深重的民族！」
《文革受難者》的卷前題辭是：「謹以此書，獻給所有文革受難者。願你們的慘劇，不再被隱瞞、遺忘，而成為永久的警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迫害。」 記住這句話吧，其來於無數的殘害、冤魂與鮮血：「抵制一切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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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文革中人們多是滿懷熱情理想投入暴力， 為「革命」「真理」「理想」「人民」「領袖」「主義」等施虐殺人。作者說：「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迫害」，其實不僅是革命。
我記得，文革暴行中，人群總是不斷地高呼：「毛萬歲」，「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以後我明白，人們是要克服恐懼，為施暴確立理由。就天性，人沒有那麼殘忍；人性不僅有暴力，也有對暴力的否定和抵制。因此必須有「神聖」的理由，人才會消除障礙，讓暴行更「英勇」。而於操縱者，也只有讓暴行「合法」 、有意義有價值、「光彩照人」，才能鼓動民眾參與。前者格調越高，後者就更殘酷越有規模。天真的孩子為什麼會變成狼群？這是原因。記住這個教訓：人類大規模屠殺，多有「神聖」之名，今天的恐怖主義也同樣。
《文革受難者》並不複雜，作者只是不懈地尋找受難者，採訪，如實地記錄。她做這事，不是由於職業——她稱自己是歷史義工，也並非有高深思想。原因很簡單：一個十幾歲的女學生，經歷了那場暴行，眼見校長被打死，及無數殘酷，震驚、恐懼、哀痛、悲憫，進而心底升起召喚：阻止暴行。如果我們明白這部書，讀懂她的獻辭，就會聽到那升於心底之淵的神聖呼喚，那聲音之源，就是對生命的敬與愛。誠如她所說：「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於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
在此，我想到王維林，「六四」那個隻身阻擋坦克車隊的青年。他以微弱個人，為身後的生命和道義，阻止黑暗中一個國家的龐然暴力。怎麼能想像一個人有如此的勇氣和力量？在這個世界，什麼是人的依據與源泉？那一瞬成為文明的永久象徵。王友琴所做與之相同，她在歷史黑暗之河中，立下一塊界石，由那裡抵制暴行。一個女子，持續二十七年，在血泊、死亡、暴行間默默尋找、採訪、記錄，可以想像她的承負。她一個人為了千萬人洗刷恥辱、恢復尊嚴。我還想到丁子霖，「六四」後，她頂著何等的悲痛、恐怖和壓力，逐一尋找那些受難者？一個母親用胸脯迎向黑暗，為了倒下的兒子和青年，維護他們的清潔和榮譽。
不能說那些紅衛兵沒有美好希望，但什麼是文明的基點呢？又為什麼希望、理想成為了暴行？王維林、王友琴、丁子霖，他們所為並非出於高遠思想，而基於一個簡單事實，那就是抗拒暴行維護生命，它是具體的經驗的，根於人性深處之愛源。當然，這不是文明的全部，但是基點，是任何智慧、思想、進步、主義、偶像所不能取代的。如果其動搖，人即迷亂，那些美好的辭語，乃至 「進步」、「科學」也會邁進黑暗，加入殺戮。文明是困難的、脆弱的，而人性是危險的，恨與愛、善於惡在一步之間。一部文明，那個小小的、簡單的、微弱而溫暖的基點是數千年來由無數生命所侍奉所祭奠的，可以說基督也是一個表徵。
四九年之後，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整個國家、民族陷入瘋狂、一場又一場災難？即使戰爭、異國入侵也莫甚於此。因為「仁」的基點顛覆了，權力倡導仇恨、暴力，必須清查消滅各種「敵人」，才有「光明」未來。如果國家以此為宗，那麼孩子們又怎麼不成為暴徒？而王維林、王友琴、丁子霖，他們迎向暴行，在血泊處重奠那個基點。這是他們的意義，而我們的目光也只有回到這點，才能重建文明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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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巴金老人提出建文革紀念館 ，我為之感動，但畢竟那只是個建議，寄希望社會和國家。而在此數年前，王友琴身體力行，已默默開始記錄、尋訪，沒有任何資助，孤身一人，持續二十多年。是出於什麼信念和精神？她說：「兩千年前，他（司馬遷）清楚地記錄了在西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於咸陽……。」「作為對比，文革中的受難者，……未被記載也未被報告。受難者的生命被徹底摧毀了，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不但骨灰，連一張被害者的名單都沒有留下來」，這「是對他們被剝奪生命之後的進一層的蔑視、侮辱和懲罰。」（P. 16-17）為此，才有「紀念每一位受難者」的信念與意志。
數年前，我曾撰文稱王友琴所做是「偉大的工作」。偉大，是說其精神，一個女子，以微弱個人之生命，承付天下之重負；而她所做也確是偉大之事，在不准不許之下，她以生命，為那座博物館——中國文革記憶，奠下了堅實的基石。在民族的遺忘及崩潰般的腐敗中，我們對腳下的死難和血跡，終於有了一塊墓碑，無數蒙難的冤魂多少可以有些慰籍，起碼有六百五十九位可以歸宿「墓園」，有個暫居的落腳。
文革過去三十年了，但中國仍禁止紀念。二零零零年，王友琴建立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但在中國被封鎖；如今《文革受難者》也不能在中國出版。即使她在美國，也為記錄受難者遭受詆毀。顯而易見，紀念威脅迫害者和權力，而他們力圖掩蓋。但祭奠是文明的第一個儀式，遺忘苦難，必被災禍所吞噬。無墓地，必無家園。中國眼下氾濫的腐敗就是懲罰。如果認可暴行，人就不會再有敬畏；沒有敬畏，人還會有什麼意義？道義和規則也隨之消解。一個國家只有貪婪、不義，會走向哪裡？中國的腐敗實是民族的腐爛，因為我們拋棄死難。靜聽吧，不祥的腳步，懲罰並不就此為止。
文革不僅被稀釋，而且也塗改。王友琴記：「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把鄧小平接見女附中工作組並講話的日子，…… 由七月五日提前到六月四日，……這樣改動日期，可以除去鄧小平對卞仲耘這樣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被劃成『四類幹部』並遭鬥爭的責任。」（P.11）宋彬彬在《八九點鐘的太陽》中說：「破四舊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參加過。……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當然，她可能確實沒打過人抄過家，但是毛一生也沒親自殺過人。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報》刊登宋要武文章：「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主席還給我取了個有偉大意義的名字。……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這是一聲號角。不在我們曾經做過什麼，而在我們如何看待它，因為其標誌未來和文明的指向。
蘇曉康在該書序言中記：「一位大學教授當面拒絕我採訪他的受難者妻子，和盤托出他的恐懼：『當年打她的學生裡頭，有人今天已經坐在很高的位子上，我們怎麼敢說話？請你們不要給我們找麻煩，讓我們安度餘年好不好？』當時，我只看到他妻子的一個背影，坐在輪椅上。」王友琴也記述了類似的事情。怎麼可以想像呢？不僅是受難，而且不敢說出，而且是已經過去了許多年。人悲慘屈辱到了什麼地步？中國啊，中國，你只屬於暴行和權力嗎？那場暴行的後面是權力，而那個權力正來於暴行，它們是一回事，是同一部歷史，千萬別以為文革是偶然。不錯，中國有變化、有改革、有進步，但權力是一個，且而完成了血緣接交。昔日小將已為大員，「理想」成為了利益，「革命」變成腐敗，但國家仍屬於他們。明此就知道中國何以要禁止紀念文革。
禁止本來是強制的，但由於人們的恐懼和順從，就成為民族「自覺」的集體遺忘。今天，中國人不能、不願，甚至不屑提及文革，新一代更是對此茫然不知。但需明白，遺忘實際是放棄：道義、公正、人所不容侵犯的生命、權利與尊嚴；而那強制的遺忘恰恰就是另一重剝奪。那位「怎麼敢說話」的教授，他們的另一重悲哀是什麼呢？這種悲哀不過受難嗎？中國一次次的災難、殺戮不來於此嗎？為此，我們紀念文革，除了垂首死難，也還有新的意義：抵制權力與遺忘，恢復道義、公正、人的權利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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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存在需要一定的暴力，比如軍隊和監獄。但是暴力的使用，必須有規則和程序，有人道精神的看守，及公共倫理的底線，將暴力限制於最低程度和最小範疇。否則暴力即成為暴行。反省文革，就是抵制暴行，無論其來於權力——比如「六四」、還是民眾；也無論其以什麼名義，理想、主義、未來、革命，或國家、種族、宗族等等。
仇恨和殘暴是人性的一部分，人類集體暴行從來存在，也將會以各種方式和名稱再來。上個世紀初，中國「新青年」歡呼「新曙光」，卻沒想到後來接連不斷的災難；二十年前，蘇俄解體，冷戰結束，世界大大鬆了一口氣，可沒想到又來了「九一一」。文明是人和自身黑暗的作戰。人性不僅有殘暴；也有對生命的維護和愛。儘管在黑暗中，它們似乎微弱，但由此也就更堅韌和廣闊，王維林、王友琴、丁子霖是例證。當我們呼籲自由、個人，不要忘記的責任，那是生命深處的底蘊。
《文革受難者》為我們奠下了一塊堅實的基石，感謝作者，她激勵我們在廢墟和血泊間重建文明之廈。 二零零六年六月 於伊薩卡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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