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8日訊】1970年，我從西江流域的水鄉轉赴海南島，從插隊知青成了「兵團戰士」。沒想到，在這裡我見不到蕉風椰雨和浩瀚的大海，而是一頭扎進深山老林，多年以後才走得出五指山。
老兵和知青
記得我十七歲生日時寫過一首自勉詩，字句已記不全了，大抵少不了革命的豪言壯語，但有一聯還未忘記——「望中黃葉少，嶺上彩雲多。」我所在的那個連隊，位于于五指山脈的一道襞皺裡，朝夕之間，連呼吸都被熱帶雨林的氣息所裹挾。這裡看不到黃葉，終年都是蓊鬱的綠色。
我們連隊的第一代拓荒者，是一群來自河南和安徽的退伍軍人，他們是彭德懷當國防部長那時的老兵。我們這批知青，就算是第二代了。稍後，又有一群復員軍人安置進來，他們多來自雷州半島。這幫人有些來頭，有的參加過秘密援越作戰，有的參加過韋國清在廣西對「四二二」造反派的血腥鎮壓，有一個姓梁的復員軍人更特別，別看是農村兵，卻打得一手漂亮的乒乓球，堪與我們這些城市知青抗衡。原來他當兵四年，一直在湖南省為馬來亞共產黨的廣播電台站崗守衛，閒得發慌，便練成了這門功夫。那陣我們城市知青剛被文革巨瀾沖刷到深山老林，胸間多少仍存有「世界革命」情懷，卻怎也想不到馬來亞共產黨的廣播電台是在中國境內。
這群林彪時代的老兵中「刺頭」不少，他們與彭德懷時代的老兵矛盾頗多。內在因由首先在於，農村人當兵都想「提幹」，至少也要復員後吃「商品糧」。結果商品糧是吃上了，卻是遣散到深山老林來墾荒，比當兵時還要差一大截！其次，前面的老兵已佔據了兵團連隊的連長、指導員和排長這一層位置，而他們頂多只是班長、班副，管轄著我們這批城市知青，他們當中好些人好歹也上過戰場，為北越防空和修橋築路，於是心底的不平時時爆出火星。這兩茬老兵的衝突，形同對我們知青實行「再教育」，毛主席說「人民解放軍是一座大熔爐」，「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原來解放軍不過爾爾。
我們知青較親林彪的兵，而和彭德懷的兵比較疏遠，原因主要在於連隊指導員。他姓顧，安徽人，平素老陰沉著一張臉。顧指導員抓政治，那個年代政治就是「階級鬥爭」，他總要在出工收工、吃飯拉屎的日常流程裡搜尋階級鬥爭的蛛絲馬跡，記得有一次他半夜拉肚子，上過茅坑就敲鐘緊急集合，只因他發現有一角揩屁股的報紙上面有毛主席的頭像。於是全連都在「面對面」和「背靠背」的省思和揭發中折騰到天亮……
我們這幫知青和「林彪的兵」都恨顧指導員，雖說怨恨的標尺各不相同。記得某次當顧指導員家的雞跑到我們的茅舍來拉屎，我就關上柴扉，捉住它用針線把雞屁股給縫上。此等「瘧畜」行為委實失之殘忍，但不是沖雞而去的，實在是對它的主人太過不忿了。此雞不幾日便「慢性死亡」，那時沒聽說過「禽流感」，中國人連病雞死雞都要吃的，顧指導員的老婆殺雞時發現了這秘密，便在連隊裡放聲大罵。這竟令我異常快意。
卻說在顧指導員的鬥爭哲學指導下，我們連隊「戴帽」的XX分子是最多的，以致根據革命形勢需要，更勻出幾個分到其他連隊作階級鬥爭的活靶子。我因先去插隊而後才來兵團，我到此連隊時猶存三個鬥爭對象，一個是姓謝的廣州知青，一個是汕頭知青，還有一個就是本文的主角老林頭。
連隊「三人幫」
我在《四十年來家國——文革瑣憶》裡寫到了「老林」，其實我們都稱呼他為「老林頭」。說起來，我後來的人生走向與他多少有點關係。在舊中國，老林頭是文化落後的海南島少有的高級知識分子，他擁有英國法國都承認的註冊會計師頭銜，曾受聘於廣州、香港和越南（法國殖民地）等地，可謂曾經滄海，見多識廣。新中國開元，他沒有離開海南島，以後就在海口市農墾總局工作。
文革初起，老林頭飽遭「鬥爭」和種種凌辱折磨，而後就被發配到最艱苦的五指山中。我到兵團時，老林頭正是戴罪在身的「死老虎」。我參加專門鬥爭他的大會記不清有多少次，怎知鬥著鬥著，倒都出一份忘年友情來了。其間中介正是另一個戴罪在身的謝姓知青。小謝出身廣州三元裡舊士紳世家，很有書香味，他罪名不及老林頭重，好像是肇源於學毛著「天天讀」時犯了什麼錯，細節記不太清了，那都是我到此以前的事。我和小謝一見如故，氣味相投。但小謝和老林頭同是天涯淪落人，連隊每日也指派一些髒活苦活給他們干，一來二去兩人便結為忘年交。我和小謝交好，自然和老林頭扯上了關係。開始我還繃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但到底正是求知慾旺盛的十七年華，老林頭知識淵博，談吐風趣，聽他閒聊，很是受用。
記得老林頭總是穿淨色的府綢襯衫，和那個環境和那個年代極不相稱。他幹活時脫下這行頭，裡面是白色圓領文化衫，即便天天汗流浹背，但從未見過他的汗衫發黃和起過霉點，他更不會穿破窟窿的汗衫，而且只要一收工便重新披掛起他的府綢襯衫，整整齊齊，身上一道褶皺亂紋都沒有，連頭上已疏朗得可以的白髮也梳得一絲不苟。在深山襞皺的那一片連隊茅舍，他看去就像一個外星人。
連隊在旱季墾荒「大會戰」之後，重新編班，我和老林頭、小謝分在同一個班，這就開始了我們的緣份。我和小謝原就相善，聊起天來常把那個年代的戒律置諸腦後。不知不覺間，神聊的圈子加入了老林頭，他很快就成了核心。我和小謝其時的年華都不過是讀高中的年紀，聽他說故事，甚為入迷。老林頭從來不談政治，他講自己讀過的書、經歷過的事。他把廣州稱為「省府」，把學校稱為「學堂」，這都是他那個時代的稱謂。他雖不能說飽讀詩書，卻是飽讀閒書。他給我們講《西廂記》還算是雅文學的，講《火燒紅蓮寺》和《九命沉冤》已是市井話本小說，他還說了許多「省府」西關巷陌的風土人情，其中風花雪月是少不了的。我們都聽得津津有味，卻不想在那時候，這些都是「政治」。
然而，我對周圍極具壓迫感的政治氛圍已生倦意，甚至隱然萌出叛逆的慾望，加上自幼的文學理想，我便對小謝一訴衷腸，約他合寫一部小說，雖然無望得見天日，但在此終日勞作之餘，寫點東西不正是有別於畜牲的一種活著的方式？有老林頭在，我們可以先搜集資料素材，他講舊廣州的原生態故事，都是我們完全未曾與聞的，這就是生活啊！小謝亦有興趣，遂欣然同意。和老林頭一說，他只含笑不語，未置可否。但當我真的動作起來，探問「舊社會」的種種掌故，老林頭有問必答，令我獲益匪淺，光筆記本都記了將近兩本。
在那「批判鬥爭」的日子裡
週期性的風暴來了，又是一輪運動。我們三人走得太近，早在顧指導員的耳目關注之中。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這輪運動的矛頭直指我們這三人幫。確切地說，是要把我給烹了。老林頭雖系鬥爭的頭牌，罪名是「腐蝕知識青年」，但畢竟老林頭是「死老虎」，小謝是「病貓」，當然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但只有揪出新鮮貨色，才能向團部報上新的鬥爭成果。
我實難形容那段日子的煎熬，白天勞作依舊，晚上的「一幫一」和班排的小型批判揭發，直至熄燈號響才能抽身退步。那種政治高壓的恐懼感，不置身其中便無法想像。我忽然發現，原來自己平日的言談舉止有那麼多的「污點」，竟離「敵我矛盾」僅半步之遙，這輪運動一過，只怕就栽進去了。然而，直到吼聲震耳的全連鬥爭會開過兩輪，我還是彷徨無計。
小謝是「鬥爭會」的過來人，他深知是災禍的源頭就是老林頭，在我被半隔離狀態之中，小謝悄悄告訴我，要免遭滅頂之災，就得狠狠自我批判和拋一點「揭發」材料。那麼揭發誰呢？小謝告訴我，就揭發老林頭吧。原來當年小謝被整時，也是拋出一點「揭發」作佐料，兜出來的雜碎不在份量重，而要緊的是鮮貨，不能搬出已見過光的舊破爛，好讓政工領導炒出色味香俱全的菜式，鬥爭方向明確了，運動目標完成了，革命戰果赫赫，便可告一段落。此前他也是憑此自救的，「揭發」的那點兒雞零狗碎，對於老林頭根本算不上一碟菜。老林已是重罪，再加一等也不過如此。他早就申請退休，而且超齡好多年頭了，兵團不給他辦，一是舊農墾總局的遺留檔案無暇處理，二是要留著他作階級鬥爭的現成活靶。
小謝原來「揭發」過老林頭，他倆仍過從甚密，乃至相濡以沫，這似乎可以安撫「揭發者」的良心。於是我和小謝在上工時商議再三，千挑萬揀，想出了老林頭故事筐裡關於受聘於越南保大王朝作財務審計這個段子。這個故事片斷並不在我的筆記本裡，而那兩個小本子早就銷毀了。
果不其然，我在鬥爭會上「深刻」地批判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根源，和對封資修未能割捨的眷戀情結，然後把「老林頭和保大王妃」（詳見《四十年來家國——文革瑣憶之一》）的發黃發皴的舊章回拋出來，在一片口號呼喝之下，我得以逃過大限，雖說打入「落後分子」另冊是鐵定的，在彼時這已屬萬幸。老林頭的罪名又加一等，卻無從再加懲罰了。越南的前朝往事，畢竟離現實政治遠了一些，再上綱上線也是虛的。小謝也無大事，只要不是「現行反革命」，他的罪名也加不出幾多斤兩了。
「在那批判鬥爭的日子裡，你要好好保護自己……」這是羅大佑《愛人同志》裡所唱的歌詞。我算是好好保護自己了嗎？想來真是百感交集。
風雲變幻，歲月流痕
一九七二年，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兵團的政治生態陡然一變。中央文件逐級傳達之後，連隊裡的「天天讀」仍然每日如儀，但大家漸地無心向學，竟於學毛著「雷打不動」的班組會裡嘻嘻哈哈，繼而打鬧成一團，到底是青年人，被壓抑的心性覓機便釋放出來。每有此景，老林頭端坐不動，卻時有微笑。
再後來，「天天讀」被取消了。團部廣播站透過連隊的高音喇叭，開始播放一些聶耳、冼星海的解禁歌曲。那年中國新年團部還組織了文藝聯歡會。恰巧顧指導員因此前抓階級鬥爭成效卓著，被調任武裝連的政治指導員。這個「鬥爭狂」一去，我們連隊的氣氛鬆弛了許多，畢竟老連長是個憨厚的老實人，他只管埋頭抓生產，至於階級鬥爭則不怎麼在行。
其實對於整整一代知識青年而言，「林彪事件」正是分水嶺。對文革的厭倦和集體離棄，始於其時。卻說我和小謝、老林頭散而復合，出工收工又結伴同行，聊天的話題竟比從前更拓寬了。老林頭自稱「老運動員」，原來中共建政以來他就是歷次政治運動的要角，每聞鬥爭鼙鼓，他都要「站台」。鬥來鬥去，他也從驚懼轉為麻木了。別看老林頭說得輕描淡寫，我和小謝都已嘗過「革命洗禮」，深知其間精神凌虐之劇痛，有時夜來驚醒，竟有夢魘一般的壓迫和窒息感。至此，我方知老林頭從來就沒有認同過新社會，他可算是真正的「殘渣餘孽」。或許，最初他也曾想過融入新時代，但終於做不到。念及那時候人人都琅琅上口的毛語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老林頭不是這個政權的敵人，但他從來都不是它的朋友。我甚至覺得，他在深山老林裡「勞動改造」，仍固執著既往的穿著和扮相，都是一種無言的表達，以劃清他與這個時代的距離和界限。回想起我在連隊裡參加過對老林頭的多次批鬥會，他那白髮蕭然的腦袋總耷拉著，也曾讓我心下惻然。但這才知曉，他的內心比我們所有人都更有尊嚴。
老林頭從沒提過我的「揭發」，正如他從不計較小謝早時交待過關於他的什麼「不軌」言論。我曾囁嚅著試圖道歉，話未說完他就搖頭擺手，繼而道出某次運動的一個笑話就打發過去了。諸如此類的笑話他有一大堆，雖說他的笑話裡聽不出明顯的政治意味，好像只是自嘲。但咂品之餘，便知是對現實的隱晦反諷。若干年以後，我果真動筆寫小說了，第一篇就是獲獎的「傷痕文學」，裡頭有一則笑話就是出自老林頭之口；而小說裡綽號「過於執」的工廠支部書記，舉手投足都有我們兵團連隊顧指導員的影子。當我成為作家時，某次整理知青生涯的舊筆記，忽有所悟。我隱約想起，小謝授意我「揭發」老林頭時的古怪語氣，恍似他當年如此做時就得到了老林頭的提點。老林頭到底是「老運動員」，鬥爭會其後的結局，都在他的掐算之中。惜乎，當時我沒有想到這點，便未能向老林頭求證。倘得他隻言片語的暗示，我的負疚感當可輕得多。
無論如何，我們三人都相處融洽，甚至比以前更放言無忌。然而，兵團裡難得一見的政治寬鬆未能持續多久，「批林批孔」運動又來了。原來林彪反黨集團的本質不是「極左」而是「極右」，於是時代鐘擺又向更左的一端擺盪。只不過，「林彪事件」之後，廣州軍區被內定為林彪「另立中央」的重災區，兵團裡軍隊幹部的勢力在收縮，原農墾總局的舊幹部地位有所提升。於是，老林頭終於辦成退休，要回海口市了。
說不盡的前因與去路
那天我和小謝給老林頭送行，一直送到瓊中縣城車站。我們連隊距縣城營根頗遠，要走20公里山路。我在兵團那麼多年，只徒步去過兩次營根，一次是去縣城電影院看朝鮮電影《賣花姑娘》，另一次就是送別老林頭了。
卻說老林頭年輕時很是風流，完全符合「階級教育」讀物裡對舊社會人物的臉譜化歸納。他妻子早喪，卻一直不肯續絃。他有一個女兒住在海口，據知文革初年已被「揪出來」，處境每況愈下。當日送別，看著老林頭的白髮在長途汽車的窗口晃動，終於在揚起的紅塵中遠去，我心無限悵惘。實不知，退休後的老林頭能否在險惡的政治風濤中安度晚年……
又隔了兩年，兵團知青捲起回城潮。小謝的「政治結論」一直懸掛著，按說他是很難離開深山的。孰料家裡給他覓得一門親事，宛如舊時代的盲婚啞嫁，他和三元裡的某位女子結婚，不久就回城了。在此之後，我也辦了「病退」，回到了廣州。
一九七八年我發表了兩篇「傷痕文學」小說，略有文名，此時正好在廣州中山五路遇上了小謝。我們都騎著自行車，就讓他到我家一敘。長談一席，他告訴我，已選擇了新的人生路向，就是出國，以前合寫長篇小說之議，只好免談。說來有點可惜，小謝文才不錯，談吐機智幽默，毛筆字寫得甚好，古文根底更在我之上。那次聚首，我們說起了老林頭，可惜我們都沒有他的消息……此後我也再沒見過小謝了。
有一個人不得不提，他就是顧指導員。他調去武裝連任職，該連都是精壯猛男，連擔任班排長的復員軍人都是未成家的。顧指導員性格陰鬱，身體不好，他妻子長相平庸，又是三個孩子的媽了，但多少有幾分肉感。由於性飢渴，她便於橡膠林裡頻頻勾引猛男「野合」，和她有一腿的足足超過一個排！這都是文革後期的事，那時革命意識有點疲軟了，人性裡被壓抑的肉慾卻又勃發起來。其實很難說是那一方的「飢渴」使然，從文學意義而論——這就是生命的原始本能。東窗事發後，武裝連有幾十名幹部戰士受到處分。顧指導員一氣之下，臥病不起，我離開兵團不久就聽到了他的死訊……我忽然覺出，其實他也很可憐。
以上聽來頗似老林頭「腐蝕」我們時所講的市井話本小說，然而，我所寫的全部都是真人真事。
（寫於200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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