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6日訊】查爾斯‧斯坦（Charles Stein）長於奧地利，夢想著成為一位醫生。麥可‧馬果西斯（Michel Margosis）原本認為他將會繼承父親的步伐成為一名新聞記者。事與願違，他們二人耗盡了許多年搜索簽證，還要小心防範納粹的間諜。最終，二人抵達了美國，在這兒他們找到了安全，躲過了迫害。
根據華府本地一家報紙The Connection網站7月5日的報導，他們兩人，現今是維州春田鎮綠泉社區（Greenspring in Springfield）的居民，是逃脫躲過納粹大屠殺存活至今，並透過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的「生存的故事（Living History）」計劃，向人們講述他們的親身經歷故事的數千名幸運猶太人之一。
對斯坦而言，他對納粹存在的第一記憶雖然歷經近60年，但仍然非常清晰。他以平常的口吻述說他的過去：「1938年3月13日，當天有個大遊行，雖然我的父母親告訴我別去，我仍然像個傻瓜一樣的跑去看。」
他說，在那天之前要是他看到他的大學同學戴著納粹黨的十字標誌會覺得十分奇怪，因為當時在奧地利，納粹黨是不合法的。斯坦說：「後來我們才知道，納粹已經進入奧地利了。」
在遊行的隊伍中，他看到自己國家的人民踢著正步走往前走，手臂以向納粹敬禮的姿勢伸直著。
斯坦說，幾天之後，他住的城市裡到處是穿著制服的奧地利納粹，將猶太人從家中拖出來。斯坦形容他當時看到的景象：「他們的衣服掛在背上，預備用來刷牙的牙刷擦洗著人行道和路面。那一刻我知道我的時間完了。」
他開始懇求各個大使館給他簽證，希望由奧地利到某處方去能安全的通關。斯坦說，當時他並不知道他只符合條件申請無國籍簽證，雖然他的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奧地利出征，但並不生於奧地利，他認為自己已經是奧地利的軍人，所以不覺得有需要申請奧地利的正式公民。
斯坦說，當納粹接管奧地利後，猶太學生被逐出大學之門，所以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與他的朋友在街上遊蕩，比較各個大使館，看哪個願意給簽證，哪個國家給予最多的配額，以及哪個國家同意提供最多難民的安全通關。
到了1938年7月，斯坦已經拿到了安全的無國籍簽證，允許他去盧森堡（Luxembourg）。
就在他準備前往盧森堡的前幾天，他的一位朋友被納粹帶走了，那位朋友的妻子請求斯坦等到她的丈夫被釋放後再一起離開。
斯坦說：「在那時候， 只要人們有護照，納粹秘密警察仍然會讓他們離開。當那位朋友被釋放出來之後，我們只有48小時的時間離開這個國家。」
斯坦和這位名字叫馬克斯（Max）的朋友隔天到火車站和斯坦的父母親告別，準備搭火車去盧森堡。
斯坦說︰「我聽到我母親對我父親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們將永遠再也見不到我們的兒子了。』這句話的每一個字深深的扣住了我的心。」
當他們到達盧森堡之後，沒有一個棲身之處，也無法工作。但他們非常幸運的遇見了一位老朋友，帶他們去一個猶太人居住的地方。
斯坦說︰「我和其他三個人共住一個房間，我們輪流睡一個床。」幾個星期之後，他遇見了一些以音樂為職業的人，這是難民唯一被允許的工作。當他離開奧地利時，他把他的小提琴也一起帶上了。他加入了以音樂為職業的這些人，有時也和他們一個星期唱三個晚上的歌。
斯坦想安排他的雙親進入盧森堡，因為他的父母親持的也是無國籍護照，他為父母親的安全嚇壞了，特別是奧地利後來發生了猶太人經營的商店玻璃窗被砸碎的事件，讓他更是膽寒。
他發現有個人願意幫助他的父母偷渡過邊境，所以他寫了封信給父母親，因為當時德國人檢查所有的郵件，所以他以暗語告訴父母親在某月某日某時與凡妮阿姨見面，慶祝她的80歲生日。
就在他們準備跨過邊境時，被一個德國巡邏兵發現了，他們只好再回到奧地利。之後，斯坦收到他們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告訴斯坦他們已經安全抵家。
最後，斯坦被美國接納為難民。他於希特勒入侵波蘭三個月後抵達美國的紐約。
斯坦仍然希望能成為一個醫生。一天下午他回家後收到兩封信，一封來自基督教貴格教會（Quakers），聲稱願意替斯坦支付學費讓他進入南卡羅萊納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就讀。另一封信來自美國徵兵局（U.S. Draft Board）。
1941年10月7日，斯坦應美國陸軍的徵募加入了陸軍。在珍珠港被襲擊後，所有在國外出生的軍人，都自動的在戰場上被授予了公民資格。他的軍旅生涯大部份時間都花在審問德國戰俘，之後他進入了五角大樓服務，並在那兒認識了他的妻子芭芭拉（Barbara），她服務於空軍。斯坦在14年前開始為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當義工。
斯坦說：「我怎麼能不把我的故事說出來﹖我們中那些被關入集中營或逃出來的人，他們在逐漸逝去。我們的故事在褪色，最終將無人能把我們的故事說出來。」
馬果西斯是出生於俄國的猶太人，他是家中三個小孩中的老么。他最初寫下他的故事是因為他的兒子問他在納粹大屠殺時在比利時的生活情況。馬果西斯回憶他的第一次有關戰爭的記憶說：「有一天我和母親在市場，我們聽到鈴響，德國剛剛入侵波蘭。」
隔一年，當德國入侵荷蘭及盧森堡時，他的雙親決定是該離開的時後了。有一次坐火車，一個半個鐘頭的行程卻變成一次七天七夜的痛苦經驗，因為德國的傘兵幾次登上火車，檢查乘客的身份證件。馬果西斯說，有時，火車還成為戰鬥機的機關鎗炮轟的對象。
最後他與家人到達敦克爾克（Dunkirk），這是一個在圖盧茲（Toulouse）南邊70公里的省份。他們搬進了一個空房子，從那兒他看得見比利牛斯山（Pyrenees）的山頂。
有一次法國政府向德國投降，馬果西斯一家人的身份證明丟失了。他的家人找到一個俄國老朋友接納他們全家，直到馬果西斯的父親隻身去了葡萄牙。
之後不久，他的母親決定帶著三個小孩去馬賽（Marseilles），因為他們聽說在那兒有位外交官在發護照及簽證。
當他們抵達後才發現根本就沒有那回事。馬果西斯說：「在那兒我們沒有一點兒食物，因為我們是非法停留在當地。」
馬果西斯的母親開始在黑市販賣食品和小飾物，賺取微薄的利潤來養活她的家人，但也只能居住在馬賽的貧民窟。
馬果西斯在法國停留的那一段時間，他形容那是一段非常棒的經歷。那時他僅僅是一個十多歲的小孩，學會了釣魚、游泳、非常注意農場裡的動物，經常與拉斐爾（Raphael） 忙的不亦樂乎。拉斐爾也是一個男孩，他的父親來自喀麥隆（Cameroon），母親來自丹麥。
提到拉斐爾，馬果西斯說：「我們每一件事情都一起做，我們一起偷食物，他教我如何玩kayak。我們每天都到海灘去」
在法國近兩年後，他的母親決定再試一次，搬到安全的地方去。
在去西班牙的途中，他的家人在圖盧茲（Toulouse）的營地住了一晚。到半夜，他的母親對這個營地有不好的感覺，所以全家就離開了。後來才知道，這個營地是人們被送往奧斯維新（Auschwitz）時停留的地方。
馬果西斯的母親不顧一切的想把家人送出危險地，她付給警察4萬元，將全家人送到西班牙去。在班牙去，他們睡在一個酒吧的後面，雖然不是一個寬大的地方，但卻十分安全。
馬果西斯的家人有次觸犯了法律，母親、哥哥及姊姊都被逮捕並關入監獄，後來被釋放了。馬果西斯則被送到一家孤兒院，在那兒停留一段日子，後來全家又在Calderon de Malavella這個難民鎮重聚。
1943年6月，馬果西斯成為1,200個16歲以下的小孩被允許進入美國其中的一個，這一批小孩當時被稱為「一千個兒童（Thousand Children）」。在坐船出發去美國之前，他在葡萄牙見到了他的父親，這是在三年中他第一此與父親見面。
馬果西斯說：「父親遞給我一根香煙，並告訴我，我現在是個男人了。」那時的馬果西斯不過剛剛14歲多。
馬果西斯回憶說：「在由葡萄牙去費城的船上，我們對其他小孩惡作劇。」之後，馬果西斯被轉往紐約。
他的堂兄帶他到無線電城（Radio City）去看了一場很大的秀。馬果西斯提到他和他的堂兄當時都不說英文，而他的堂兄只會說一點兒法語，所以終其一生他們之間幾乎都是用依地語（Yiddish，猶太人使用的國際語）溝通的。
在分離10年之後，1946年馬果西斯在葡萄牙和家人團聚了。馬果西斯在高中學習化學後，進入了美國食物藥物管理局當藥劑師直到幾年前才離開。
他表示：「我幾乎是在大屠殺博物館一開始時就在那兒當義工。記得有一天，我看到一群人繞著圈子走，我問他們是怎麼回事，其中一個人回答，那是一個大屠殺倖存者的聚會。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難民。」馬果西斯想要把他的故事說出來的原因和斯坦很相似，他們都想為那些已經死去、無法說話的人發言。
他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故事，所以必須要說出來。人們想要忘記發生過的那些悲慘的事，但是只要我們有更多的證人，更多事實就會被人們所瞭解。」
大屠殺博物館口述歷史計劃（oral history project）主任瓊安‧凌國勒姆（Joan Ringelheim）說，為了填充大屠殺博物館裡的口述歷史，他們已經在歐洲開始尋找證人、作惡者、以及通敵份子，那些縱容大屠殺發生的人。
她說：「我們有超過8,000個面試，其中1,800個是我們自己主導的，這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的團體。聽這些故事是很有趣的一件事。相不相信﹖並不是每個故事都是很可怕的。」
由外圍看大屠殺倖存者，凌國勒姆認為歷史學家會齊心協力為那些遭受痛苦者和那些縱容者找出更完整的有關大屠真實情況的事實。
她說：「讀一個能給人總的看法的故事是一回事，但這類的故事我們幾乎無法難瞭解個人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斯坦和馬果西斯則給了我們一個個人的、感性上的故事。」
大屠殺博物館收集對提供故事的人面試的聲音及視頻的資料。凌國勒姆說：「沒有一個人的故事是有關整個城鎮的、或經驗性的、或是有關一個家庭或集中營的。每個個人代表他們自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