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8日訊】繼《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版）之後，高王凌又奉獻出《租佃關系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上海書店，2005年版）。高王凌出書不太多，每本書的篇幅也不很大，但學術含金量很高。他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都是一些在學術史上具有顛覆性的大問題。
我們所謂的「舊社會」，是指以「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為社會兩大階級的「農業社會」或者「鄉村社會」，這種社會已經有一兩千年的歷史了，一直延續到20世紀40年代末。對於「舊社會」，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通過政權與學界的共謀，已經形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基本認識。主要包括：一、佔人口比重10%的地主富農佔有70%—80%的土地；二、佃農有50%，甚至50%以上的產出被地主當作地租拿走了；地主對於農民還有超經濟的掠奪和壓迫，例如黃世仁與楊白勞和喜兒的那種關係；在地主、農民和皇權的三者關係中，皇權是地主的政治代表，是地主壓搾農民的政治保障。高王凌的著作，以及秦暉和其他一些學者的研究，依據實證材料，全面否定了對「舊社會」的「舊認識」。
高王凌歸納民國年間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調查統計，「得出地主佔有土地的比例多在30%—40%之間（簡單平均是36%），總之是不到40%」這樣一個結論。（《新論》，005頁）而且這其中還包括了族田、學田等公田。因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農的手中。在某些地區（主要是在北方），地主佔有土地的比重還不到30%，秦暉曾據此作出「關中無地主」的論斷。
關於地租率，高王凌指出，人們往往忽略了地租的「徵收對像」， 「即計租都涉及哪些耕地和哪些產量的問題」。通常所說的百分之五十的地租，其實是指土地的「主產物」（或「正產物」）而言，並不包括全部的產出。如果考慮到南方的「小春作物」以及北方的「田頭地角」，一向都是不計租收租的，「相應的地租率就大約是40%或略多一些（而不是假定的50%）」。（《新論》， 007頁）
黃世仁式的地主肯定是歷朝歷代都不乏其人，但「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超經濟（契約）強制」從總體上說是不存在的。高王凌在研究了各地的資料後發現，地主與佃戶雙方存在著利益上的持續較量，佃戶以拖欠、求讓、偷割私分、壓產、反退佃、辭佃、罷種、逃租及轉佃、恃強、構訟、交「濕谷」「癟谷」，直到暴力反抗和有組織的鬥爭等等方式爭取盡可能多的所得；而且他們的努力顯得相當有效，「地主實際取得的地租只佔與佃農約定租額的七八成左右」，因而，「實際地租率只有單位面積產量的30%左右」（算法：40%×75%＝30%）。（《新論》，177頁）
若追問為什麼會出現農民對地主的「超經濟（契約）反強制」，就必然涉及到地主、農民和皇權的三者關係。如果瞭解到：過去農民給地主交租的「實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特別是清代的那些小地主、土地主）也不能隨意「增租奪佃」，至於「打官司」呢，往往也討不了好去（從《清實錄》所載的為數有限的幾個案例來看，它主要是懲治了官紳地主），就不能不懷疑皇權是地主階級政治代表的說法。秦暉指出：正如「階級」理論本出自近代社會，「階級代表」說也本是近代代議政治下的行為邏輯。傳統時代並無代議政治，統治者「提三尺劍，化家為國」，「某之產業，孰與仲多」，只知「家天下」，不知「階級天下」。中國歷史上只有「官逼民反」而無 「主逼佃反」之說。也就是說，皇權和官府有時候會站在地主一邊，有時候會站在佃農一邊，但更多的時候，是作為地主和佃農的共同對立面。
像土地佔有比例和實際地租率之類的問題，本來並不難搞清楚。然而，為什麼會出現長期以來那種扭曲歷史和現實的結論呢？「這些說法多是出於當代『革命』的需要（既有國民黨的革命也有共產黨的革命），是一種時代的產物。從學術上說，後人自應負有『修正』的責任。」「其實最早指出地主、富農佔有土地只有50%左右，遠遠達不到70%的原估計數的，不是別人，而是杜潤生。為此，1950年在中共中央土地改革會議期間，他曾先後向劉少奇、毛澤東等人做過匯報。」 （《新論》，005頁）杜潤生後來指出：堅持既有說法並堅持以暴力方式實行「土地改革」，是「階級鬥爭」和「重組基層」的需要。（高王凌：《杜潤生與農村改革》，《南方週末》，2005-11-17）
現在有的學者仍在為暴力方式的「土地改革」評功擺好，主要理由是它把「地主階級」原來所佔有的那一部分農業「剩餘」（大約占農業產值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算法：70%×50%-10%＝25%）轉變為中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高王凌算了一筆賬，使這種說法失去了立足之地。地主佔有土地不足全國總耕地面積的40%，地租實收率是30%，地租總額只佔到全國農作物總產值的12%，或更低一些。（《新論》，178頁）高王凌在別的地方指出這個數值只有10%。考慮到地主階級自身的人口比例，單純靠地租維持生計的小地主與一般自耕農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多，過去鄉村中的高門大戶通常都是兼營工商業者。因此，真正的農業「原始積累」並不是取之於地主，而是取之於農民，是源於政府「重組基層」後在財政能力上的一種「突飛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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