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8日訊】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是徹底的革命黨，打天下靠的是暴力革命，坐天下靠的是不斷革命，階級鬥爭是綱，大公無私是德，其化私為公的徹底程度曾致使個人一無所有。然而，人性本身的物質慾望和自利自私是無法完全泯滅的，無論是暴力壓制還是道德改造，也只能收到短期效果，而不可能行之久遠。
所以，當共產烏托邦隨著毛澤東的死亡而破滅之後，中國就進入化公為私和言必稱利的時代，一個被壓抑的自利慾、佔有欲和揮霍欲全面釋放的時代。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理性淪為不擇手段的惟利是圖，個人的自利意識迅速膨脹，以至於氾濫成災，被壓抑的人欲無節制地釋放，以至於如決堤洪水般沖毀所有道德防線。
在改革以來的利益化大潮中，私人領域的自利自私和物慾橫流僅僅是小菜，而把公權力變成權貴集團牟取私利的工具的化公為私才是盛宴。在最不應該私有化的公權力領域恰恰是化公為私的重災區，最大示範效應恰恰來自權貴階層毫無節制的貪婪。也就是說，政治權力私有化支撐著經濟上的權貴私有化，公權和公益統統變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為公權力的黨權、軍權、政權和法權，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全部變成特權集團牟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一切向錢看
中共已經由六親不認的革命黨變成赤裸裸的利益黨。
利益黨的第一特徵是黨國整體利益的空殼化而權貴個人利益的實心化。跛足改革造就出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權貴利益集團，而黨中央所代表的黨權整體利益則越來越部門化和地方化，最終落實為家族化和個人化，即利益分贓最終要量化到一個個具體的權貴家族及個人。
利益黨的第二特徵是權力關係和決策方式的利益化。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六四之後，雖然獨裁依舊，但寡頭集團的統治並不狂熱，實用主義代替了理想主義，基於利益至上計算的技術統治代替了基於烏托邦狂熱的政治動員，而且獨裁理智對統治成本的計算越來越精細。中共通過對權力的交接和分配的體制的自我調整，使中共高層的權力格局及其決策機制有所變化。一方面，個人極權變成寡頭集體決策，寡頭之間自然要進行討價還價的交易，其決策必然要兼顧左中右的平衡，從而形成黨國密室內的各寡頭之間的權力制約。另一方面，定期交接班機制代替了權力終生制，形成代際之間的互補互救，每一代接過最高權力的新權貴，僅僅出於收買民心和鞏固權力的需要，也會對前任執政的弊端作出某種權宜性的補救，從而使獨裁統治具有一定的靈活彈性和糾錯功能。
另外，從官僚們的個人從政激勵上看，「無私忘我」變成「利慾熏心」，烏紗帽主義代替了理想主義，利益效忠代替了政治效忠。效忠是為了利益，陞官是為了發財，跑官買官賣官一條龍作業，以權謀私的腐敗已經變成了通行於中共官場的潛規則（權力尋租、揮霍浪費和包二奶），以至於， 2004年２月出台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不僅有大量針對經濟問題的處罰規定，而且不得不把「包養情婦」列為懲罰條款。同時，基於統治成本的計算，中共在面對西方國家時不僅學會了用利益交換代替意識形態的對抗，也是學會了「偽善」，學會了與西方政要勾肩搭背。比如，在人權問題上，中共學會了與西方國家進行定期對話，學會了通過逼迫著名異己分子流亡而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既放其一條生路，以討好國際主流社會和降低國際壓力，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手，在國內民眾中貶損了異己人士的道義形像，避免了製造具有道義感召力和國際知名度的民間英雄，從而削弱了民間反對力量的社會凝聚力和動員力。
總之，利益黨對統治成本的精打細算代替了不計成本的任意粗放，官員個人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貪婪代替了為黨國利益的無私奉獻，所以，利益黨的統治必然是極端機會主義的統治，機會主義又必然使今日中共獨裁呈現出模糊多面的特徵，混沌灰色代替了黑白分明，政策的不斷調整代替了走極端的一條道跑到黑，官員的靈活多變代替了僵化的千人一面。除非遭遇非常時刻或由於過度的權力恐懼而作出瘋狂的決策，否則的話，它已經極少採取公開化的運動方式，而是越來越黑箱化、雙面化。盡量避免可能引發危機總爆發或可能帶來全局性災難的極端，提高了應對國內外危機的權宜性能力。
利益黨統治的極端機會主義性質，恰恰表徵著獨裁政治的末日景觀–制度本身的漏洞百出，統治的合法性及其效力的迅速流失-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基於惟利是圖的權宜性合作。小康承諾購買到的效忠，恰恰是爛透了的靈魂，在利益至上的驅動下，幾乎沒有一個官員是清白的、沒有一分錢是乾淨的，沒有一個字是誠實的。所以，中共的這一切手段，都是獨裁者維持最後統治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長久支撐這座已經出現無數裂痕的獨裁大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