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8日訊】《江澤民文選》三卷一起推出，超過了當年《鄧選》陸續推出的氣勢，故坊間猜測此為江欲顯個人聲名的行為即強行確定精神領袖地位，或為染指十七大高層權佈局配而作，云云。這樣的說法，不無一定道理。但是，就前現代中國國家治理與政黨政治的運行架構而言，《江選》的集中推出凸顯出了中國社會政治史無前例的政治窘境，即意識形態高度混亂。
這種混亂狀況，從毛的階級鬥爭到華的「兩個凡是」，再從華的「兩個凡是」到鄧的「真理標準」，均沒出現過。鄧在確掌了「真理標準」的巨大意識形態資料後，迅速轉為經濟建設中心論（後又附「兩手都要硬」），創造了一個放鬆意識形態剛性──推進社會整體庸俗化的相對寬鬆環境，其間趙紫陽提出了「共產黨員也是人（庸俗之人）」的現實主義論斷，無疑大大縮短了執政精英集團與民眾的心理距離。
一、「中下之主」的無可奈何
鄧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實際上是「經濟增長說明一切」的模式，但其匆忙所選接班人江澤民不過是個「中下之材」，既無法解決鄧的「增長主義」所帶來的問題如環境污染與兩極分化，又無創製之能力，所以才出了「1992牴觸」，迫使鄧不得不南巡放話，試圖在廢黜胡、趙之後再度「行廢立之事」。
雖經見機轉舵之無奈且又在獨立掌政後推出了「三個代表」，向國內崛起的中產階級特別是權貴資產階級讓步，並向國際社會模糊示意自己在選擇「江氏拐點」如庫恩所撰《江傳》表示江有民主化的傾向與模糊戰略觀，但是總的來看，江在意識形態放鬆上既沒循序而進也沒創新主見，其間，未定型的「江話體系」又突遭法輪功挑戰。無論《江選》還是《江傳》都清楚地表明了江在此事上的驚恐不安、手足失措之狀。如此，則有：（1）不僅清楚地說明了一個「中下之材」變成「中下之主」的窘狀，而且逼使他選擇一種核心安全機制，不惜權宜地採取「以腐敗換團結」之策，這也是至今為人詬病的「上海幫」問題的政治根源；（2）江的「13年」實際上不過是鄧去世後的「五、六年光景」，況且鄧深知此「中下之材」不足守業，故而才有隔代指定接班人的非常之舉，「胡溫（新）政治」在邏輯上成了對江氏政治的一個否定。
二、胡錦濤面對政治負資產亦陷窘境
胡錦濤執政以來，面臨了大量的上兩代政治負資產：（1）增長主義帶來的兩極分化問題；（2）「腐敗換團結」導致的全面政治失信問題；（3）社會多元化自然發展的欠賬問題，如公民政治權利公約從1998年的政府認可，拖至今天已近八年仍無議會批准之望，故致維權運動形成了執政高層驚恐的「第一社會問題」。
在這三大的政治負資產無法一時彌平的情況下（應當說取消農業稅與「建設新農村」之行動與口號，收效不小！），改革的倫理性遭到了全民性質疑，底層社會的維權就更具倫理合法性，而社會的官民對立（以群體事業為表徵）也呈現出高度緊張之狀。在知識精英集團內部關於（繼續）改革是否具有倫理合法性的問題也呈愈吵愈烈之狀，以致胡錦濤不得不親自表態「堅持改革」。
胡錦濤執政以來，清楚地表明他要創一套新意識形態的衝動，從高調的「兩個務必」，中經「尋找馬克思」，落腳到「八榮八恥」，足見功利之急。
「胡語體系」基本上以重新發現馬克思主義的「合理成分」為狹義意識形態合法性本源，屬務虛部分。甚至說客觀上拋開「三個代表」的創新企圖可比擬成於新時代的「唐僧取經」，但是，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與國際格局變化中突發因素之多，「取經」的耗時性是遠水不解近渴的。「胡語體系」的務實部分寄托於文化合法性，其「榮辱論」更多地以民族主義（特別是儒家文化加少許墨家精神）為內含。
三、清算權貴資產階級存在可能
人們無法排除胡溫（新）政治的「時代影響沉澱與個人行為選擇」因素可能產生「新文革」的衝動。因為他們這一代人大都出生於1945年前後，在其人生價值觀念成長期經歷了中國政治的三大突變：其一者，1957年的「反右」，這批人均在社會認知起點的少年時代（12歲）；其二者，「文革」高峰期如1969年，他們正處青年理想時代（24歲）；其三者，徹底否定「文革」、社會轉入「增長主義」始點是1981年，這批人（36歲）正向中年定型期邁進。
對於這一代人，權力目標當然重要，而重新創製又有三大政治負資產的前兩項為扼喉之力，難以有實際行動。同時，在保證短期均衡（即不崩盤）的情況下，又要給出一個長期均衡的戰略示意──「我們有能力將中國送到民主軌道」。在諸種壓力不得緩解且底層社會對「平均」形成宗教般的訴求後，就不可避免可要採取表面是鐵腕而實質上是「遷就民眾」的非常措施。
這種措施的最好的操作切入點就是實行「經濟文革」，清算江時代「以腐敗換團結」所形成的梯度社會腐敗後果──各級次的權貴資產階級。這是江在有生之年最不樂見的情狀，因為這個情狀第一步就會使「以腐敗換團結」組織起來的鬆散聯盟遭到政治清算。在中共歷史，這樣的例子已經不是「新生事物」了，至少有鄧時代清理「三種人」可作成規而循。如果說《江選》一定有什麼私心的話，那就是要讓社會而不是黨內給他那個聯盟以時間，平平安安地從權力漩渦中「甩出來」。
結語：不許社會評論《江選》
作為政治家無論是「中材之下」還是忍人所不能忍的「高士」，都會有一套絕然不同於表意意識形態的分析系統。網絡監控、宣傳系統的社情搜集、政府的形勢研判乃至於情治系統的特殊手段，都會印證中國既便是完全處於最傳統的古典社會中，也到了意識形態整合的時期了。而哪個派系或集團有能力來整合，則完全交給了隨機概率。《江選》就是他那個「江話體系」參與博弈的一種強烈表達，而權力分配早已淡化成次要問題。
總的來說，《江選》雖在社會上公開銷售，但是根本上還是一個欲補「胡語系統」不足的「內部說法」。因為，來勢兇猛的「江話系統」竟然不允許網民評論，任何一個關於《江選》的網絡新聞的「網友評論」都保持為「0條」，而點擊評論（或發表評論）也被告知「網頁有錯誤」。
這個「小故事兒」又成了21世紀初中國新聞管制的一段「趣話」，此中原因也許要等到「江澤民時代」真正地結束了，才會有人以揭密歷史的方式告諸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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