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3日訊】中德關係在今年8月底默克爾總理訪華時未能如期“形成一個新的高潮”，反因她於9月23日不顧中共政府的強烈反對，執意會見達賴而跌入1996年以來的最低穀。1996年基民盟黑森州議會黨團主席科赫也曾勸時任總理兼基民盟主席的科爾會見達賴，但注重經濟利益的科爾在權衡利害之後，未能堅持價值底線。此次，這位“看上去溫順賢慧的大媽”默克爾，堅決看守了“價值觀優先”原則，毫不顧及中共臉面，這令中共惱羞不已。更讓要在世界上打拚“紅色文化軟實力”的中共十分不爽的是，最近默克爾又在訪問印度前，拋出了一份亞洲政策檔，大意是要調整過去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政策，而增進與日本、印度等擁有“共同價值觀”的亞洲國家的關係。繼而她又在10月29日訪問印度時，大搞“價值觀外交”，強調要更加重視民主國家的印度。有報導說，這是德國外交政策調整的一個標誌。
無獨有偶，前日本首相安倍，也在今年8月22日訪問印度時，應邀在議會發表“戰略性演講”，高調“價值觀外交”和建立所謂“大亞洲”夥伴關係。為此他呼籲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同日本組成新的四國戰略與經濟聯盟，在歐亞大陸週邊形成一個“自由與繁榮之弧”。但中國被排除在外。這位首相說，“我們擁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權等共同的根本價值觀以及戰略利益”。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做過題為《創建“自由與繁榮之槐——拓展的日本外交地平線》的演說。其中，欲以”價值觀外交“在歐亞大陸擴大影響的意圖溢於言表。麻生指出，在外交上要特別重視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普遍價值觀，要以”價值觀外交“來把歐亞大陸外延的東北亞、中亞、高加索、土耳其、中東歐直至波羅的海各國連接成帶狀，創建”自由與繁榮之槐，還要加強與歐盟和北約的合作。麻生稱，這應是“日美同盟”、“近鄰外交”以外的第三外交基軸。
以上德日兩國，頗具針對性地“價值觀外交”，是繼美國小布希在全球推進“自由主義價值觀”最有力的回應；是對中國要“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個根本，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在全球打拚國家軟實力的阻截。布希在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說中一再強調，支持世界上的民主運動、促進自由的擴展、最終結束世界上的專制制度，是美國國家安全的緊迫要求，是時代的召喚，也是美國的使命和美國的外交政策的目標。自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新安全觀就得以流行，這就是說“民主和平論”。即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因此民主制度是和平的保證，不尊重基本人權的國家，是誘發戰爭的禍根。
可以說，在歐洲對外政策的價值觀的確在發生一些變化，而德國總理默克爾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歐洲與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加強民主四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的關係就是出自對中國崛起和打拚“紅色軟實力”的防範。因而這種“民主、自由、人權價值觀”理念最令中共擔憂與懊惱。為此，中國官方新華網不失版面，連續轉載《環球雜誌》專刊反擊默克爾“價值觀外交”的御用學者系列文章進行輿論反擊。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張立平撰文《“價值觀”沉渣泛起的背後》說：默克爾出於個人的背景，想提升價值觀在德國外交中的重要性，印度之行只是一種試探，印度自有其戰略考慮，不會人云亦云。但值得注意的是，出於對中國崛起的疑懼，借價值觀問題向中國進行的“發難”今後還會層出不窮。文章認為，它們對中國戰略上的不信任來自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不同、來自價值觀的差異，中間的隔膜非共同的物質利益可以彌合。因此，利用“共有價值觀”拉攏印度來防範中國就是它們的如意算盤：印度與中國近鄰，同為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扼印度洋要衝，地緣政治上處於重要的地位。對它們來說，“價值觀外交”是一種未雨綢繆，“整合”亞洲的“民主力量”，鞏固與美國的同盟，以應對正在崛起的中國，防止“中國模式”挑戰“美國模式”，“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劉立群撰文《以“價值觀”劃線得不償失》，聲稱：以“價值觀”劃線，把“價值觀”當作敲打別人的棍子，只會引起別人反感，破壞相互關係和信任。在9月底聯合國大會期間中國外長取消與德外長例行會晤，默克爾總理只得“屈尊”約見中國外長並促成與德外長短暫會晤。此外中方也已取消人權對話等多項雙邊活動。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劉江永澤撰文《“價值觀外交”是“返祖現象”》說：今年8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訪問亞洲三國（印尼、印度和馬來西亞）時曾鼓吹要開展“價值觀外交”，當時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在不同場合對此進行宣揚。但在日本，“價值觀外交”的影響力並不大，它只是日本一部分人的想法。至於這次德國總理默克爾再次宣揚“價值觀外交”，這一動向應該給予關注。儘管現在“價值觀外交”還不是一個“大合唱”，但卻不斷地在一個又一個國家間唱著“小夜曲”，因此可以說它是一種政治思潮，應該予以重視和研究。由此可見，中共官方對此的憂慮與警惕。
其實，早在中共十七前官方媒體就著重推出作者江湧的《“大國責任”的挑戰》一文，文中聲稱，國家要不斷壯大的“硬力量”（經濟實力）來發展“軟力量”，以凝聚“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2007年10月24日《解放日報》又發表外交筆會王嵎生的文章《美日欲建“北約大家庭”誰說印度“入甕”了？》該文稱：“一個時期以來，美國新保守主義理想家們和日本冷戰思維嚴重的右翼，把’民主國家聯盟’和’自由與繁榮之弧’（所謂’價值觀外交’）炒得沸沸揚揚。印度是他們拉攏的’重中之重’”，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斷言，“歸根結底，控制人類共同命運努力的成敗取決於具有極端重要意義的哲學和文化層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導政治行為的重要觀念和思想。”這就是說，未來的世界命運走向，取決於價值觀之戰。就在剛剛閉幕不久的中共“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向全黨發出新的動員令，即要把文化作為國家軟實力，視為今後的主要任務。胡錦濤強調增強文化軟實力，“要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個根本，通過大力推進理論創新、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繁榮發展社會科學等措施，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聚力”。由此可見，中南海是要把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聚力，當作一場竟雄世界，打拚文化軟實力的戰役來抓。這樣以來，今後國際上將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場沒有硝煙的兩種價值觀的軟實力較量。
外交固然是以國家經濟利益為重，但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合作起來，會更有效地維繫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的世界秩序，促進新的國際安全觀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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