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日訊】一個山東堂邑縣窮苦人家的孩子，姓武，無名，因排行而被人稱為武七。武七羨慕富人家的孩子可以讀書，去私塾偷聽讀書聲時遭到塾師的呵斥。8歲時，父親病死，姐姐給人家做了童養媳。9歲時，武七跟著母親到處要飯。按梁啟超先生的傳記說法兒，「家貧，行乞度日，飲食必先奉母，人稱孝乞……晝行乞，夜績麻，得一錢，即儲之，日惟以兩錢市粗饅自養。」
武七15歲時在姨夫家做童工，17歲時給地主李廩生打長工，飽受人間白眼。他身材肥短，一說話嘴角即現白沫，大家給他取了個渾號「武豆沫」。尤其是因為不識字而多次被人毒打，被騙財，被訛掉工錢。他給李廩生做工3年，分文不得，反而被打得頭破血流，趕出家門。無望之際，他在一破廟裡昏睡3天。
3天之後，他起來了。他沒有憂憤而死，而是如癡如顛，半呆半傻，既不回家，也不再給人家做長工，並手舞足蹈地到處要飯，做零工。這個大字不識的文盲，經過 3天的昏睡，一下子明心見性，才華橫溢，而跟阿Q 兄弟判然有別。武七在很多地方像阿Q，但阿Q在廟裡夢見的是人生享受，武七在廟裡的3天卻改變了一生。那一年，武七21歲。他依然窮苦，一頓飯吃好就得尋找下一頓，但卻從此出口成章，唸唸有詞，隨時可以應對人們的詢問、嘲弄、拳打腳踢。他立下的志願乃是興辦義學：「扛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30年努力興辦義學
武七到處吆喝著出賣苦力：「出糞，鋤草，拉□子來找，管黑不管了，不論錢多少。」為了多掙錢，他把自己的長辮子剃掉，淨得京錢一吊，作為他興辦義學的基金。他沒有工做的時候，就到各地去要飯。因為他總是嘮嘮叨叨的「義學長，義學短」，鄉鄰以為他害了甚麼「義學症」，就又把「義學症」作為他的第二個渾號，他無動於衷：「義學症，沒火性，見了人，把禮敬，賞了錢，活了命，修個義學萬年不能動。」他行乞時，把要來的錢都積存起來，要來的乾糧，自己祇吃碎爛的，好的完整的拿去賣了，變成現錢積存下來，作為義學的基金；甚至撿菜根、芋尾來吃，以節省他要來的菜和飯。他說：「吃的好，不算好，修個義學才算好。」”食菜根，食菜根，我吃飽，不求人，省下飯，修個義學院。「”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錢，修個義學不費難。」
為了積攢錢，武七在山東、江蘇、河北、河南一帶行乞，並做過各種各樣的農活、雜耍、手藝：推磨、推碾、割麥、澆園、挑擔、拉車、紡線、豎鼎、做馬騎、吃蛇蠍、拈線頭、軋棉花、做媒紅、給農民小額貸款買地買牛……武七積來的錢又被姐夫騙去後，他就打聽當地可以信任的士紳，他跪求那些住在深宅大院裡的舉人、進士，求他們幫自己存款。他可以不顧家人親友，但若鄉親真有困難，如38歲那年，魯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處有人餓死，武七就買了40擔紅高粱，托紳士替他辦理賑濟災民的工作。又如農民張春和外出十年沒有音訊，生死下落不明，家裏婆媳二人的生活全靠媳婦張陳氏做針線活或要飯來維持，武七聽說後，就送給她們10畝地。
就這樣，經過了30年的努力，在他50歲的時候，武七覺得有力量辦學的時候，他跪請進士楊樹芳先生，一位急公好義的紳士來替他籌畫興辦義學的事。楊非常驚喜同情，但以不孝有三來勸武七成家，武七說：「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楊表示願意出面幫忙，並向當地的紳耆募集不足資金。武七搬磚、買木料、親自做工，在楊樹芳等人的主持下，不到一年時間，崇賢義塾於1888年春天開學。從21歲立志，到武七51歲時親眼看見義學開學，過去了整整30年。武七親自勸說窮苦人家的孩子上學，七十幾個學生分經學蒙學兩班。武七跪請楊樹芳為學董，主持義塾一切。但他並不放鬆，跪請睡懶覺的教師，跪求學生不要調皮曠課。
最重要的是，武七仍自律苦行。義塾創辦之初，他準備豐盛的筵席招待教師，請學董和熱心贊助的紳士們作陪，他自己並不入席，而是站在客廳外面，向來客磕頭致謝。他說：「我不敢同老師和諸位先生們坐在一起，我站在門外，覺得心安，覺得快樂。」他跟學生們一樣分得一斤饃饃，一碗大鍋菜，仍捨不得吃，跑到莊外的磚窖上換了幾塊新磚回來，自己仍吃些殘菜剩飯。義塾成立後，雖然已經實現了他的心願，但他依舊過著漂泊無定的流浪生活，到處去要飯，仍舊住破廟。學生們勸他別再要飯了。他說：「我辦義學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的生活享受，完全為了使我們這群窮孩子們有機會唸書！我過的生活自己並不覺苦，祇要你們努力學習，我比甚麼都快樂。」
這樣30年如一日厲行的人格力量遲早要進入社會的核心層面。後來的張學良說他「行兼孔墨」，這樣一個最底層的中國人30 年來做著孔子、墨子的事業，那種力行示範不僅得到了鄉鄰們的承認，也最終獲得了社會上層人士的尊重同情。在這樣的人物事跡面前，任何有心人都是富有成效的傳媒，迅速地讓他進入全社會的視野中去。楊樹芳等人把他的事跡呈報給知縣郭春煦，郭大為驚奇，到義學視察，對武七崇仰不已，不僅贈銀10兩，而且把他的事跡轉陳山東省巡撫請予嘉獎。
山東省巡撫張曜知道後，邀見武七，見他瘋瘋顛顛的樣子，以為他害過甚麼重病，他說：「我不瘋，我不病，一心祇害義學症。」一面跟巡撫談話，一面還不斷地拈著線頭。張巡撫大為感動，助他二百兩銀子作為義學的基金，另外給他方便勸募的緣簿，下令免征義學田錢糧和徭役，並給這個無名的同胞賜名訓，從此，這個名叫武訓的窮苦人教化、訓導了幾代中國人。
張曜奏請光緒皇帝頒以「樂善好施」的匾額。武訓的絕世奇行轟動朝野。當時的清政府已是大廈將傾、搖搖欲墜，仍令國史館為武訓的事跡立傳。《清史稿》宣統本紀記載：「己未，予積資興學山東堂邑。義丐武訓事實宣付史館。」朝廷還授以武訓「義學正」名號，賞穿黃馬褂。
武訓甚至感動了佛門中人。在他53歲那年，館陶縣楊二莊的了證和尚，因為景慕武訓的精神，而把自己的香火錢和部份廟產捐出來，想為窮孩子們辦第二所義塾，武訓聽說後，主動找到了證，把自己的義學基金奉獻出來，一起創辦了館陶楊二莊義塾。武訓還感動了當時的教育部長。在他56歲那年，學部侍郎裕德到山東視察學務，武訓攔轎向他募捐，裕德捐給他200兩銀子。加上自己的舊存，武訓在臨清創辦了第3所義學：臨清御史巷義塾。
在第3所義學創立的那年，武訓已經58歲了。他長年苦行，至此耗乾了精神，當年5月，武訓得了重病。他住在義塾裡休養，躺在屋簷下邊，不肯佔用一間房子。最初幾天他不吃飯也不吃藥，每天祇喝幾口開水。據說，祇要聽見學生們朗朗的讀書聲，他那病弱的臉上就有著無限愉快的神情。
光緒22年（1896）4月23日，武訓病逝於御史巷義塾。根據《清史稿》的記載：「（武訓）病革，聞諸生誦讀聲，猶張目而笑。」武訓含笑離開了世界，享年59歲。出殯之日，堂邑、館陶、臨清3縣官紳全體執紼送殯，遵照武訓遺囑歸葬於堂邑縣柳林鎮崇賢義塾的東側。各縣鄉民自動參加葬禮達萬人以上，沿途來觀者人山人海，一時師生哭聲震天，鄉民紛紛落淚。據說當時即有人相互低聲議論：「誰說武訓沒有兒子？」
武訓感動了世界
在武訓辭世的50多年間，他的事跡感動了世界，首先感動了他的同胞們。
1903 年山東巡撫衙門為武訓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訓祠，並立碑為紀。1921年，民國大總統徐世昌贈給武訓「熱心公益」的匾額。曾任山東教育廳長的何思源撥款重建了武訓祠，並在武訓祠堂立了尊武訓漢白玉雕像。1932年，山東省主席韓復矩建造了「武公紀念堂」，並在紀念堂兩側建造了兩個「武公紀念廳」。1934 年，臨清縣武訓小學發起了武訓97週年誕辰紀念活動。參加這次紀念活動的人幾乎囊括了當時全國軍政要員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馮玉祥、於右任、郁達夫、陳衡哲、何思源等人都對武訓的辦學精神給予了頌揚。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慶興起了紀念武訓誕辰107週年活動。郭沫若、鄧初民、柳亞子等人參加了紀念會。陶行知在40年代物價飛漲、教育經費緊張的時期，曾在全國提出「跟武訓學」的口號，要求大家做「集體的武訓」，艱苦辦學。
武訓感化了無數的中國人。段承澤本來是一個軍人，曾在孫傳芳手下當過師長、副軍長等職。1927年，當他駐軍泰安的時候，聽到朋友們談起武訓的故事，深受震動，當時立定了「退贓贖罪」的志願，決心將自己的財產捐獻出來。1930年，河北、河南鬧水災，段將軍把災民移殖到包頭，依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實行集體生活和集體生產，以期造成共同勞動平等享受的新社會。1933年，段將軍又開辦了武訓小學，實施生活教育，以期創造新農村，建立新文化。段承澤去世後被人稱為「榮軍之父」。
1950年代以前，武訓的興學事跡還被列入學校教科書中。全國共有七省30多處學校以武訓名字命名。特別是「大量辦義學，急務此為最」的馮玉祥，在 1932年至1935年間，在山東創辦了15所武訓小學。全國甚至出現了武訓出版社、武訓街這樣的名稱。江蘇南通的一所師範學校還將武訓像與孔子像並列。山東民眾甚至直呼武訓為「武聖人」。在國外，武訓被稱為「無聲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1950 年代後，武訓被埋進了歷史。新天新地的國家不需要他，新天新地的人民也被迫把他遺忘。這個堅定地活在自己個體本位上的窮苦人，被丑畫成一種鄉願階層的可笑代表而被新社會拋棄。直到又一個30年後，他才被人們小心翼翼地想起，按照胡喬木高超的漢語言政策水平，他在1985年如此說過：「解放初期，也就是 1951年，曾經發生過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可以負責地說，當時的這種批判是非常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認為基本正確。」
但是，當今天的人們發現了武訓時，也同時發現談論武訓的全部困難。我們當代的歷史轉型已經失去了武訓所歸屬的傳統中國厚重的文化土壤，武訓的人生超出了我們今人貧乏可憐的想像。當今天的人們多在抱怨自己一年不吃不喝難以買到一平方米的房子時，武訓卻以30年的努力創辦了3 所義學。這樣的人是甚麼樣的人？
這個乞丐決非一個吃了上頓愁下頓、心為物役的小民，而是發下金剛心有著非凡智慧的行者、聖者、明哲。據說，他省吃儉用，30多年間乞討所得，經營所得，貢獻給義學的，相當於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的8000分之一，相當於當今的800萬至1000萬元。
武訓的人格力量
在武訓的人格力量面前，任何人都沒有力量來為他加冕，任何機構都不配來給他蓋棺定論。朝代不會比他更長久，國家政權的力量也不會比他更強大。因為祇要中國人生活在這世界上，武訓就活在這世界上。因為這樣一個人在傳統中國崩盤前夕活過了，他的全部努力在於救人救世，首先他救度了自己。他的努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對於一個總以文明悠久燦爛自居的民族的絕大諷刺；這個民族上層成員的全部自得，在無數無明無知的同胞，首先是在無數文盲的同胞面前都得大打折扣，在武訓和武訓們的努力面前都黯然失色。他的努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在生活的諸種可能裡，重建了價值和意義。這種價值和意義，即使在高物質化的幸福指數面前，也堅不可摧。
談論武訓，最令人索解的是他那3天的昏睡，我們，甚至他自己也難以說清楚那昏睡的意義。也許那是天啟，那是中外歷史上無數聖哲、使徒們覺悟前的「高峰體驗」。他像阿Q兄弟一樣在破廟裡睡著了，但阿Q夢見的是「同去同去」，武訓找到的卻是個人的人生道路。雖然人們多以為他是農民階級的代表，他多次說過，為窮苦孩子辦學的話，他也說過，不要忘記窮人的話，但是，在他的30年行乞生涯中，最重要的不是血緣、階層、階級的意識，而是他要做事的意識。換句話說，他是立足於個人本位而非階層本位做事。這種立足於個人本位就是一種可示範的鏡子，照見自我的獨立不依。「何期自性，本來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性。」因此，他的形象、生存狀態所歸屬的底層並不真懂得他，那個階層的人們至多把他理解成好人、善人，反而上層士紳多從他那面鏡子中讀懂了人生的可能意義。蔣介石說他「獨行空前」，汪精衛說：「廉頑立懦！」於右任說他「匹夫而為百世師」，蔡元培說「武訓先生提醒我們我國有普及教育的必要」，段祺瑞說：「丐金以興學難於捨身以衛國是遊俠傳之，雄而非卑田院之客億萬斯年式以民德」，馮玉祥說：「特立獨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楊虎城說：「風興百代」。
這個文盲像歷史上大字不識的天才教主慧能一樣，頓悟成佛，那一道強光如醍醐灌頂，更新成就了肉身，肩負起人間大道。慧能是要開宗立派，為無數同胞尋找救濟解脫之道。武訓卻仍舊以身見證，他像大阿羅漢、使徒、聖愚、義人、俠客，自身清明，卻回向塵世，為我們示範了一種可能的人生。他強大的精神力量重構了苦行的意義，苦行在他那裏不再是悲慘生活的象徵，而是一種心靈、人格和精神趨於完善的途徑。
武訓曾被當作小農改良者的極端精神，比如毛澤東就這樣喜笑怒罵地挖苦他：「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武訓其實是專制社會的革命者和解放者，他以血肉之軀向我們論證了真正革命者可與日月爭光的人格力量。自以為比武訓革命的革命者們多走到了革命的反面，變本加厲複製了專制社會的威福玉食，武訓卻拒絕了一切。這個在人性上有著革命覺悟的聖者，拒絕了塵世和未來的一切物慾享受：「有你們人世的筳宴口腹之慾我不願意去，有你們所謂的天堂我不願意去，有你們所謂的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這個聖徒的精神有如另外一個聖雄，將會讓後人長久地驚奇，如愛因斯坦說：「在未來的時代，極少有人相信，這樣一個血肉之軀曾在地球上匆匆走過。」
北京之春2007年2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