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7日讯】政治改良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暴力的政权交接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过除了武装暴力革命以外，的确还有一些方式是相对和平的，会给普通民众少带来一些灾难。“政治改良”便是这些相对温和的方式之一。
在世界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政治改良事件（或者是政权改良）当属日本的“明治维新”。通过这次维新变法，日本由一个封闭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了可以搅乱世界秩序的超级大国。也是因为这次成功的变法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将中国战胜，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治改良事件“戊戌变法”。
提起“戊戌变法”笔者总有道不尽的感慨。目前中国民运界，大都将这个事件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起始点。这个事件也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一次标志性事件。尽管这个变法只有短短的103天，其当时的影响范围还没有完全遍及京城。但是它给后来的中国人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其实这种政治改良事件在众多类型的民主革命中，的确是一种比较值得肯定的，无论是它的成本还是事后执行以及最终的效果，都是在平稳循序中渐进完成的。这既不遗祸于百姓，也符合中华的传统哲学观点。具体到“戊戌变法”这个事件本身，它是近代历史唯一一次赐给中国搞政治改良的机会。然而，当时的参与者没有把握住这次历史机遇。假设这次变法成功，笔者觉得它完全有可能是中国近100多年历史的最佳解法。首先，皇权忠君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对这个图腾的崇拜不是靠武力塑造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自然儿然的形成的。所以，在中国最稳定的上层结构，反而是应该有个不得轻易变更的精神领袖。而“戊戌变法”成功了，就会为我们留下“皇帝”这个精神领袖，其他各派政治势力只能在这个模式下进行表演。这样的事实加以法律形式的确认，最容易使中国政局稳定。
历史证明，在清朝结束了之后，虽然我们表面上没有了皇帝，但是在其后的岁月里，所有的中国执政者的权力，没有哪一个比皇帝小，有的甚至还超过了皇帝。更悲哀的是，在1912年清朝结束，直到1949年这短短的30几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大地上是城头不断变换着大王旗。中国的经济持续恶化，中国的百姓连续遭受磨难。也给日本全面入侵埋下了伏笔。正是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混乱局面下，中国共产党才有机会入主中原。所以笔者觉得，与其要这么多以党和人民名义出来搞独裁的假皇帝，还不如留下同意实行宪政的真皇帝。这个皇帝只要存在，中华的传统文化就不会被阉割，人民真正享受到了人权，那么这样一个模式就很难再改变。其他的政客就只能通过民主选举，去竞争那个几年一换的首相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报复。这在中国是一个绝妙的赌死任何人搞终身制独裁的方法。哪个人要是想窃取国家最高元首的位子，那就会面临既有法律压力，更有国民的政治压力的双重制约。任何想靠武力夺取政权的人或者组织，都很难让全体国民和国际社会认可其政权的合法性。这一切好处只要“戊戌变法”成功了就会随之而来。可惜的是历史不能假设，这次变法失败了，这不单是这批变法人的失败，更是整个中国的失败。因为清朝的皇室没有看清历史发展的走向，把一个本应该继续属于自己的江山，愚蠢地毁灭在自己的固执与短见之中。当后来它再想实现宪政的时候，国民已经失去了对它的信心。于是中国便没有了皇帝。也就再也没有了设置一个精神领袖的历史可能。所以我们说，政治改良的确是比武装革命的效果好。但是由于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所以想成功实现政治改良却不是很容易，因为这个选择权不在人民和在野势力的手中，而是在执政者的手里。历史上很有政治素养的满清贵族和汉官贵族都没有选择民主，因为他们迷恋手中的权力，也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机器充满信心。
权力这个东西的确是好，它可以让拥有者以非公平的方式轻易获得利益。而投机取巧是任何生命的天生劣性，所以任何拥有绝对权威者，在没有其他的作用力之下，他们是绝对不会轻易的主动的交出手中的权力。当年清政府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会。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机器还是很有些自信。想当初席卷18个省的太平天国，也没有能够把已经虚弱了的清王朝如何，西方八国联军也没有力量彻底毁灭清朝，随便搞了几十年洋务运动就可以建立起亚洲第一海军等等。这些繁荣的假象使清朝统治者非常自信自己的强制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独裁者，绝对不会将自己独家垄断的权力和资源，主动拿出来与其他人共享。在统治阶层不主动或者不统一的情况下，实现这个政治变革是非常困难的。同样，今天中共治下的中国，每年GDP的飞速发展，全国上下各个领域不断捷报频传。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又有历次政治运动的暴力威慑影响，中共绝对会比清皇室对形势判断更为乐观。这样就基本上堵死了政治改良的路。即使是将来中共内部出现有历史报复的领导人，中国也很难出现东欧或者苏联的情况，一则是两地民风民情不同。二来有历史报复的领导人，在专制体制下其实比民主体制下更容易实现其政治理想。
因此基于上述的考虑，笔者对当今中国可能实现中共主动的政治改良是不乐观的。中国人全都不作为，而是耐心等待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也是不现实的。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着急，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能实现。任何人都不会像当事人一样去尽心做事。这一个人生活的常识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需要人权是中国百姓自己的事情，如果中国百姓自己都不去争取，那么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联合国或者是共产党，都不会把民主、自由、平等送货上门的。但现阶段的中国民情却也很难撑起政治改良的大旗（现在全民道德下滑，人们已经不再关心任何与自己眼前利益无关的事情，中共的两手抓的政策，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已经深入人心，中国百姓作为整体很难自发的主动承担起，搭建政治改良所必须的社会和舆论环境的任务。当年的“六四”事件本来也是中国的一次历史机遇，但是这个我们又错过了。失势的一方的惨痛教训时刻警告着自己的后来者，得势方的经验也在继续鼓励着他们的后来者，不要害怕和平请愿我们手里有枪）。所以，政治改良这条路目前在中国是很难行的通的。
中国到底要如何结束独裁
文也不行武也不行，那么中国到底该如何结束独裁？我们来放眼世界，看看当今世界上走上民主道路的国家，在当初是如何走向民主告别独裁的。网络上有位叫王从圣的先生，将世界实现民主的国家分成了8个类型。分别是：“自然演进型、卓越领袖引导型、不断革命型、非暴力运动争取型、有限暴力争取型、外国强加型、国际社会帮助型、承接宗主国民主宪政型”。那么我们与中国逐一对号看看：
自然演进型，其典型例子是英国。这个不必过多论述，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属于这个类型的。因为中国的土地上，没有让民主宪政自然生长的气候条件。中国在历史上改朝换代是相当频繁的，在世界上也是可以数一数二的。每一次改朝换代实际上都是一次革命，都是一次重新洗牌。可是这么多次机会根本没有出现民主的迹象，足以证明，大陆型国家是很难自然演变为，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民主宪政的。中国亦然俄罗斯、法国亦然。
卓越领袖引导型，其典型例子是美国。华盛顿在完全有机会当国王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实行共和。并且以身作则在任期结束远离政坛，开创了当今世界最彻底的最富强的民主国家。但是美国人的处事哲学却认为，不能将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建立在一个概率很小的是机遇之上。纵观人类五千年文明史，各地英雄辈出但也就只出现了一个华盛顿而已（可能一些小国还会有，但是都不具有典型性，另外也没有仔细搜寻的精力）。可以说华盛顿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那么我们13亿同胞的福祉，难道也要建立在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发生的偶然事件上（而且笔者觉得中国的土地上出现华盛顿的机会要更小，可以参考一下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时的讲话）？因此笔者觉得，中国应该不会属于此类型，当前也不应该以此作为追求目标。
非暴力运动争取型，这个类型的典型案例是印度。据说当年，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让成千上万的群众以非暴力的方式对抗政府，当时的英国殖民当局开始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可是群众却越来越多没有被镇压下去的趋势。有武器的当局暴力镇压手无寸铁，并且打不还手的人民群众，最后让统治者杀人杀的自己都良心发现了，于是放下了屠刀送给了印度独立（大致描述，总有不当之处）。
那么我们中国可不可以走这条路呢？首先应该说，作为发起革命的一方选择非暴力，是一种文明进步的表现，从理论角度上看，这个非暴力运动争取民主是值得推崇的。而且作为曾经是礼仪之邦的中国，其实也是一直在进行着这样的争取。当年的“六四”也应该算在这一范畴里。就连现在，很多在海外的中国民运组织仍然还是高举“非暴力”的大旗。可是我们来看看结果，18年前的天安门事件，是以非暴力和平的方式发起的，可是却是在血流成河中结束的。近年来一些高喊非暴力结束独裁的组织和个人，也是被抓的抓被判的判。而中共党文化荼毒许久的中国大地，也不可能出现，当年印度那种前赴后继的运动规模和程度。即使是达到了那样的规模，它可以让信仰神灵的英国人胆怯，却不可能让视生命如化学符号的共产党胆寒。如果现在的民运界还要以此类型为将来运动的主打方向，那么笔者认为是错误的。因为选择非暴力的初衷是为了减少流血牺牲，而在中共建政的50多年里，已经有8000万灵魂做历史参考的情况下，还号召人民群众或者自己的下属，去用生命做本金，以非暴力方式的去推进民主，那就跟当年义和团用肉身去堵枪炮差不多了，这样只会造成更多的无谓牺牲（所有的为正义事业的牺牲都是有价值的，但是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任何一个现代政党或者组织，在高喊民主之前必须要先关爱生命）。所以笔者仍然也不赞成中国走这条路。
外国强加型，这个典型的例子是日本。截止目前，日本政治领域里的绝大部分设置，都是因二战战败后因美国占领，而由美国主导实现的。这是在特殊历史时期才会出现的一种类型，考虑到现在世界在可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再有类似二战那样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以目前中国的实力以及亚太地区的形势，由外国政府强制中国政府做大的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为零。而且这样的事情真的要是发生了，对中华民族也不见得就是好事，美国虽然是民主国家，但是它的最高价值也是国家利益，在面对像中国这样一个规模的战败国的时候，在它的国家利益支配下，中国是注定很难翻身的。由于几乎不可能发生，所以我们也就不着更多的笔墨。
承接宗主国民主宪政型，这类的典型国家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同样中国没有宗主国，我们是一个自己创建的文明，而且我们自己的文明也并没有结出民主的果实，所以中国也注定不可能属于这一类。
有限暴力争取型，例如，南非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非国大领导的武装，不针对人而针对物，最后搅得政府实在头疼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这样的有限暴力在中国还没有发生过，中国历代开国军事指挥者，都是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为最高军事原则的。另外看看当今掌权的中共本色，它连生命都不珍惜，破坏设施更加不会触及到他们的灵魂，反而破坏的越多就越是给中国败家。因此这种类型恐怕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那么在排除了几乎不太可能或者是我们不应该追求的6个类型之后，还有2个目前与中国现实较为接近的：不断革命型和国际社会帮助型。
不断革命型的代表是法国，她从1789年大革命以来，建立了几个帝国和几个共和国，几乎是在不断革命的情况下走到今天的。并最终在这个也同样是大陆型的国家里，建立和确立了民主宪政制度。这跟我们中国到有几分相似之处：首先，我们目前本身就处在不断的革命之中。可以这样说，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革命就始终没有停止，而且在民主宪政真正到来之前，各种类型的革命一定还会不断的出现，直到实现民主。这里的革命没有明确提到暴力或者是非暴力，是泛指的革命。这也是中国人民为了自身利益所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就像上节中提到的，自己的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认清这个大的前提，就一定会沿着不断革命的道路走下去，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去努力，相信迟早会结束独裁，但是这个过程可能是非常漫长的，但是我们别无选择。要记住这样一个哲学道理，只有向前不断走着，不管终点有多远我们还是在不断接近。如果不走，即使离终点很近我们也永远不会到达。
国际社会帮助型，比如阿富汗、波罗地海三国当年独立、科索沃自治，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帮助的结果。这些是效果比较好的，国际社会的帮助也有可能出现坏的结果，比如现在的伊拉克、当初的以巴分治等等。虽然国际社会的帮助十分有限，而且其结果也很难把握，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也是中国民运不得不依仗的一种方式。而且只有海外有火种，国内才有可能革命不断，一旦海外的根没有了，以目前中共的实力，在中国国内再搞一次清盘并非不可能。而一次较为彻底的清洗之后，想再聚集起力量至少要一代人以后。如果那样可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当今世界如逆水行舟，中国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所以，为了使中国早日取得民主胜利，非但国际势力的帮助我们需要，而且还要自己去积极争取。不放弃任何壮大自己的机会，循序渐进的在不断革命中推进中国的民主。
但是上面这样的说辞，既有些笼统也有些好高务远，实际可操作性也较差，那么当今情况之下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结束中共的独裁统治，我们具体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