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9日訊】二十一世紀初，歷史並沒有像學者福山樂觀評估的那樣，自由戰勝專制，民主戰勝獨裁，從而走向自由主義大獲全勝的「終結」；相反，「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和此後以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為標誌的反恐之戰，極大地改變了國際政治的走向，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保守派與左翼、「親美派」與「反美派」之間的激烈對峙。伊拉克戰爭成為美國歷史上僅次於越戰的最受爭議的戰爭之一，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也備受批評和質疑。國際恐怖主義成為一個新的可怕的幽靈，遊蕩在西方世界的頭上。
對於伊拉克戰爭，究竟該如何看待、如何定義？這是一場正義之戰，還是一場侵略之戰？伊拉克戰爭帶給伊拉克人民的，是自由與解放，還是奴役與恐懼？美國在伊拉克所推動的民主實驗，是一場無望的努力，還是中東民主化進程的開端？
在中國國內，對伊拉克戰爭的不同看法，也引發了所謂的「民間議政第一波」。自由派知識分子與新左派知識分子繼續以此話題展開論戰。在自由派知識分子當中，對伊戰亦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看法。這些不同的看法，表明中國國內的知識分子在基本價值立場上已經出現了尖銳的對立。在對伊戰的不同看法背後，有對人權與主權之關係的不同理解，有對恐怖主義的本質的不同認識，也有對美國在全球反恐大局中身份的不同判斷。對這些差異作出辨析是必要的。
伊拉克戰爭的三大目標
在我看來，伊戰有三大目標：伊戰出於美國的國家安全，伊戰出於反對恐怖主義，伊戰出於推廣自由價值。此三大目標環環相扣、缺一不可，而最終的目標乃是自由。布什總統在其第二個任期的就職演說中，將「自由」作為核心詞語，先後二十七次提及。「自由」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反恐」——布什所關注的不僅僅是美國的自由，乃是全球的自由，尤其是沒有自由的國度的人民如何才能獲得自由。當所有的人都能夠生活在自由之中的時候，恐怖主義方能失去其生長的根基；當所有的人都能夠享有包括「免於恐懼的自由」在內的種種自由的時候，國際安全才會有根本的保障。恐怖分子是被一群恐懼和仇恨所控制的奴隸，他們詛咒一切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而自由恰恰是他們的天敵。
布什是首位堅定地提出並實踐「民主中東」方案的美國總統，儘管這一思路因為困難重重而備受爭議。困擾世界多年的中東問題，既是民族衝突，更是制度滯後。以兩伊戰爭而論，伊拉克和伊朗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本該成為親密的弟兄，卻成為誓不兩立的仇人，血戰八年，兩敗俱傷。以巴勒斯坦地區而論，如今哈馬斯與法特赫兩大組織之間的血腥內戰，不是出自於以色列的「挑撥離間」，而是因為缺乏民主制度完成權力分配，故只能通過武力來決定權力的歸屬。由此可見，如果不能引導和鼓勵中東諸國走上民主之路，那些野心家和獨裁者就會不斷地製造戰爭藉口，這片古老的土地就永遠不能享有和平與安寧。而如果中東依舊是一個缺少自由、敵視民主的區域，那它必然會是一個充滿仇恨和輸出暴力的地方。
被大洋隔開的美國，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本土避免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場，卻無法避免受到今天的恐怖主義的攻擊，其他任何國家亦是如此。因此，正如布什所設想的那樣：「如果大中東地區能夠投入已經伸展到世界多處的民主變革，那個地區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的生活將會改善，衝突和恐懼將會在源頭被制止。」布什政府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正是這個龐大計劃的一部分，它以美國「自我保護」的本能出發，而將以拓展自由的疆界結束。布什深信：「我們珍視的自由不是美國賦予世界的恩賜，它是上帝賦予人類的恩賜。」當自由僅僅被美國人或西方世界所享受的時候，自由是殘缺不全的。先獲得自由的國族，對於推廣自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自由是需要分享的。在此意義上，自由不僅是美國自開國以來所堅信的首要價值，亦是全球和平的堅實基礎；「自由外交」不僅是威爾遜以來美國外交政策中理想主義的激情，亦與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息息相關。
不僅中東地區應當走向民主，美國的全球戰略亦是持之以恆地推進民主化的「第四波」。在就職演說中，布什直截了當地支持和安慰那些為了自由民主而受到迫害的人們：「今天，美國向世界各國人民重申：那些生活在專制之下，絕望之中的人們應該知道：美利堅合眾國不會漠視你們遭受的壓迫，也不會姑息那些壓迫者。當你們挺起胸膛爭取自由時，美國將和你們站在一起。那些面臨著壓制、監禁和和流放的民主改革者應該知道：美國對你們的作為瞭然於心——你們是未來自由國家的領袖。」通過文字與電波，這篇演講傳播到那些仍然處於黑暗中的國度，極大地鼓勵了每一個為自由而戰的勇士。這些話語是對那些深陷於困厄之中的「愛自由者」的最大安慰。那些因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人，在聽到這樣的話語之後，將不再孤獨和絕望。在過去的歲月裡，美國沒有忽視薩哈囉夫、金大中、哈維爾、曼德拉這些偉大的「愛自由者」的存在。正是在美國的巨大壓力之下，這些偉人才得以在獨裁政權的槍口下倖存下來，並最終領導人民無畏地走向自由。
同時，布什再次鄭重聲明，那些獨裁者們不可能如此肆無忌憚地獨裁下去，如今的世界是一個自由價值獲得普遍認同的世界，所有的暴行都得付出相應的代價，獨裁者不可心存僥倖，「那些踐踏法律的統治者應該明白——美國仍然堅守林肯總統的信念：『剝奪別人的自由者不配享有自由，在公正的上帝面前，這種人的統治不可能長久。』那些習慣於控制人民的政府領導人應該明白：為了服務人民，你必須學會信任人民。」布什厭惡的不僅僅是薩達姆這一個人，所有的獨裁者都被看作敵人。這些話語足以讓金正日、卡斯特羅、卡扎菲、奧瑪爾、內賈德、查維斯、胡錦濤們如坐針氈。他們玩弄和踐踏法律，使其統治的國家喪失了起碼的公義和正義，他們製造駭人聽聞的屠殺和災荒，對諸多人道主義災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的罪行不是「國家內政」，乃是製造人道主義災難的反人類罪。
在西方世界和美國國內，人們對伊戰的看法也呈兩極化的狀態。綏靖主義、孤立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絕對的和平主義等種種貌似「政治正確」的看法甚囂塵上，很少有人能夠穿透現實的迷霧、透徹地理解伊戰的本質。美國歷史學家羅伯茨在其傑作《一九零零年以來的英語民族史》中指出，布什政府在「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後發動的以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為首的全球反恐戰爭，乃是決定西方尤其是英語民族生死存亡的四場戰爭中的最後一場。前三次戰爭分別為一戰、二戰和冷戰。這是一種高屋建瓴的觀點，這是一種具有「歷史大視野」的觀點。羅伯茨在書中呼籲說，所有的英語國家一定要團結一致，和在上三次戰爭那樣，攜手共對敵人，因為這是他們的生死存亡關頭。羅伯茨認為，只要英語國家肩並肩站在一起，他們就能取得最終的勝利，歷史也就能有一個好的結局；相反，人類文明就會陷入危機，這是已經被歷史反覆證明了的。
自由價值的信仰之維
自由不是一種人類「自給自足」的價值，自由是造物主賦予人類的、人之所以為人的「質地」。一戰、二戰、冷戰和伊戰，都是人類捍衛自由的戰鬥，惟有自由值得人類為之付出血的代價。
美國的歷史是一顆自由的種子生根發芽、長成參天大樹的歷史，亦是一群虔誠的基督徒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歷史。從華盛頓到傑斐遜，從愛默生到林肯，從羅斯福到從馬丁·路德·金，所謂的「美國精神」不斷嬗變、充實和豐富，但其自由之內核則始終如一：這個國家是一群尋求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所建立的國家，以宗教信仰自由為基點，使得其他若干自由方得以一一實現。誠如布什總統所說：「雖然，在歷史的長河裡，公正有過潮起潮落，但是歷史的發展方向清晰可見，那是自由本身的軌跡，也是自由的創造者留給我們的路標。」美國的歷史中亦有逆流與頓挫，有對印第安人的殺戮，有對黑人的歧視，有南北戰爭的血與火，有麥卡錫主義的氾濫，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自由最終成為美國的立國之本。
布什是當代最富爭議的美國總統之一，對其評價越來越呈兩極趨勢，無論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國際社會均是如此。對其是非功過尤其是執意發動伊戰的舉動「蓋棺定論」，尚需歷史的間隔。事實上，美國是當今世界對全球格局影響最大的國家，美國總統亦同時兼任著「世界領袖」的角色——不管你喜不喜歡，這是任何人都無法迴避的事實。美國總統有將近一半的時間和精力要用在國際事務上，美國的外交政策直接左右著國際局勢的走向。
在當選總統之前，僅僅擔任過德州州長這一公職的布什，基本上沒有多少處理國際事務的經驗。在其上台之後、尤其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他逐漸具備了深邃的國際視野和對未來的準確預見，提出了一整套被稱為「布什主義」的國際戰略。「布什主義」乃是「里根主義」的發展與推進，是將美國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建立在民主自由價值的推廣的基礎上的「外交新政」。對此，有些中國知識分子杞人憂天地認為布什「先發制人」的戰略將導致美國走向「法西斯化」，並認為美國的國內政治固然是民主制度，但其外交政策卻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這些看法囿於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偏頗，同時也是因為對美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政治缺乏起碼的瞭解。
確實，伊拉克戰爭並未在全球範圍內獲得大多數國家的支持。但布什毅然宣佈：「如果我們不得不單干，那麼我們就單干，我不會不幹。」面對薩達姆長期凶殘橫暴的統治，手無寸鐵的伊拉克民眾根本沒有力量獨自爭取自由。薩達姆的存在，本身就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連左派立場鮮明的《紐約時報》也如實報導說：「薩達姆 ·侯賽因在他當權的二十三年當中，把他的國家變成了一個中世紀的屠殺場所，還把某些恐怖手段出口到鄰邦。」據「人權觀察小組」報導，通過戰爭和恐怖鎮壓，薩達姆政權導致了一百萬伊拉克人的死亡，受害而死的平民便達二十九萬人。目擊者和受害人列舉了秘密警察的種種暴行，包括為逼供而強姦受害人的妻子和女兒，挖眼睛，施加電刑，泡酸水浴以及暗殺等等。在二零零三年之前的五年間，有四十萬兒童餓死或因得不到醫治而病死。薩達姆本人卻從聯合國「石油換食品」計劃中竊取了一百一十億美元。
對此，布什對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說：「每次我發表講話，都提醒人們記住那個政權的罪行。」對於薩達姆的罪行，那些貌似公允的左翼知識分子們何曾譴責過呢？伊戰固然造成了伊拉克民眾的傷亡，但傷亡數字比起薩達姆政權造成的民眾的傷亡來簡直不可同日而語。要想不死一個人便獲得自由，這是一種幻想。我們只能接受此種不完美的選擇，伊戰便是其中之一。否則，我們只能坐等恐怖分子的坐大，只能旁觀人道主義災難的蔓延。
雖然布什的角色不是像傳教士那樣去宣揚信仰，他卻有責任將真理應用在蒙召成為美國最高行政長官的職位上。在對薩達姆政權宣戰之前，布什並未向指揮過海灣戰爭的父親徵求意見，他對身邊的人說：「在實力較量問題上向他請教是不行的。我向一位更高尚的Father請教。」（大寫的「Father」意為「上帝」）布什是這樣對薩達姆宣戰的：「為了世界和平，為了伊拉克人民的幸福和自由，我現在命令開始實施『伊拉克自由』行動。」其傳記作者描述說：「他接著站起來，向美軍司令官們敬禮，再走出會議室。此時他兩眼都含著淚水，走了幾步，作了禱告。」他明確地知道，這是為自由而戰，也是為真理而戰。
美國人選擇宗教信仰虔誠的布什為總統，不是「一時興起」——布什與大多數美國人一樣，從《聖經》中尋求自由的源泉。《聖經》裡反覆宣講人是自由的，自由價值是基督教教義的必要條件。從一誕生起，基督教便是奴隸的宗教，是解除奴隸身上重軛的宗教，讓奴隸獲得自由與尊嚴的宗教，耶穌道成肉身的目的便是「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四章十八節）正是藉著《聖經》的力量，美洲殖民地人民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正是藉著《聖經》的力量，黑奴們亦從南方種植園主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基於這部鮮血與光榮並存的「自由史」，布什宣告說，作為一種普世價值，自由必將為更多的國族所共享。
誰是造就恐怖主義的「罪魁禍首」？
近年來，中國國內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逐漸合流，正如新左派與國學派一拍即合一樣，在反西方、反美的層面上，這些本來對立的思潮卻達成了驚人的一致。其中頗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是陳永苗撰寫的《罵聲恐怖主義太沉重》，該文悍然為國際恐怖主義辯護，認為這些恐怖分子是在爭取「窮人的正義」、反抗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並攻擊布什總統是「黑暗魔王」。這名昔日在自由與民粹、右與左之間三心二意的憲政學者，在經歷了二零零五年春的反日狂潮後，已經滑落為喪失了基本理智的民族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這不是一個單獨的個案，這一滑落軌跡出現在許多中國的中青年知識人的身上。
這些人當中有一種時髦的言論：美國對內當然是民主的，但對外則是霸權主義。這種「二分法」乃是出於對美國外交思維的無知。在其立國兩百多年以來，美國的內政與外交大都是合一的，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美國並非傲慢地向全世界強制推銷自由價值，而是熱忱地幫助那些熱愛自由的人民更快地走向自由。在二戰之後的半個多世紀裡，美國一直是自由世界的堅固磐石：美國成功地在德國和日本「移植」了自由觀念和民主制度，迄今為止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前法西斯國家一直安享著由自由帶來的繁榮和富足；美國帶領西方世界對抗蘇聯極權主義的擴張，在全球範圍內保障了近一半左右的人口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當然，另一方面，美國也成為某些邪惡國家及其被愚弄的人民「深仇大恨」的對象——令人遺憾的是，曾經受過相當程度的法學訓練的陳永苗，也墮落成為可憐的「愚民」之一。
陳永苗在文章中聲稱，將那些把自己當作人體炸彈的「勇士」說成是「恐怖分子」，對他來說「過於沉重」了。他把恐怖主義興起的原因大部分地歸結為經濟因素。這是一種左派通常用於歪曲事實的、膚淺可笑的經濟決定論。首先，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固然有不公正的一面，但不能用馬克思主義和儒家思想中「窮者高貴、富者卑劣」的觀念來反對之。許多國家之所以深陷於貧困之中，最重要的原因並非西方的經濟掠奪，乃是本國獨裁統治者的草菅人命、橫徵暴斂。比如素有「稻米與黃金之國」美譽的緬甸淪為亞洲最貧困的國家，完全是其軍政權倒行逆施的結果。緬甸幾乎與西方斷絕了所有的經濟聯繫，西方根本無法「剝削」之。英國作家奈保爾揭示出諸多亞非拉後發展國家悲劇的根源在於「自我殖民主義」的處境，是錯誤的價值、信仰、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導致了這些地方的人民過著沒有基本人權和自由的生活。
其次，恐怖主義誕生的根源並非貧困。最邪惡的恐怖分子如本·拉登之流，並不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窮人，而是呼風喚雨的億萬富翁。他們積極策劃恐怖活動，不是要解放廣大受壓迫的「勞動人民」並為其謀取福利，乃是受到偏狹獨斷的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的驅動。他們不是要追求公平，而是要將與他們不一樣的人和價值消滅。他們不願意與別人討論、溝通，而是不由分說地訴諸於暴力。他們對本國人民甚至比昔日的帝國主義還要凶殘，比如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在短暫執政期間所殺害的本國民眾，便遠遠超過俄國在阿富汗戰爭中所殺害的阿富汗人。對於這些邪惡政權和恐怖組織，究竟有什麼值得同情之處呢？我拿著放大鏡也找不出來。有限的同情心，為何不投向「九·一一」受害者、倫敦地鐵爆炸受害者呢？裝模作樣地為恐怖主義尋找理由，難道不是對無辜受難者的侮辱嗎？
顯然，美國並不是造成國際恐怖主義的「罪魁禍首」。這些年以來，究竟是哪個國家無償地向非洲國家提供巨資用於防治艾滋病的工作？究竟是哪個國家帶頭制止米洛舍維奇對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族人的屠殺？非洲離美國那樣遙遠，而巴爾幹半島上被屠殺的族裔乃是「異教徒」，美國完全可以假裝沒有看見而置身事外。但美國積極行動起來，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參與制止災難的蔓延。美國這樣做，正是出於人道主義原則，正是為了捍衛人類的自由與尊嚴。因此，與其說那些恐怖分子仇恨美國，不如說他們仇恨自由——他們就是不能看到有人沐浴在自由的陽光下，他們希望所有人都向他們那樣躲在黑暗的洞穴裡。他們強迫婦女蒙頭，擁有三妻四妾，把教義當作法律，仇恨一切人類文明成果，他們不折不扣地就是恐怖分子，這一定義絲毫不「沉重」。
我與陳永苗等人最大的分歧便在於：我認為對於恐怖主義並沒有什麼值得「理解」的地方，正如對自由的熱愛乃是一個具有健全的理性和情感的人的天性一樣，譴責和消滅恐怖主義乃是一切熱愛自由的人的天職。在此意義上，美國的自由與伊拉克的自由並沒有本質的差異，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經過戰爭的考驗，伊拉克人民終於在美國的幫助下獲得了來之不易的自由，儘管適應並捍衛自由還需要付出重大代價，但這畢竟是一個讓人欣慰的結果。
當美軍摧毀薩達姆政權、自由回到伊拉克人民手中之後，作為被解放者的伊拉克民眾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選舉議會和政府，投票通過新憲法，恢復經濟和工業。伊拉克新的政治制度也在醞釀和研討之中，全國大選即是一個重要的步驟。在聯邦制、多黨制、議會制及政教分離的政治架構下，一個嶄新的伊拉克呼之慾出，可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伊拉克「自由化」的前景
無庸諱言，美國在「倒薩」戰爭中確實犯下了許多嚴重的錯誤。比如中央情報局向決策者提供了一些錯誤情報、事先未能充分估計到戰後重建的複雜性和難度、關押俘虜的監獄多次發生虐囚醜聞、在清剿恐怖分子的過程中誤傷許多平民、若干受傷士兵未能受到及時的醫治等等。這些錯誤源於政府機構的官僚主義和惰性，但並不能證明伊戰是一場錯誤的戰爭，更不能否定伊戰乃是「義戰」的性質。
這些錯誤讓美國政府和美國軍方受到廣泛的批評，布什總統亦多次表達歉意。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並不完美的世界上，民主制度也是一種不完美的制度。即便是民主國家的政府和政治家，在處理政治事務的時候，亦只能選擇和採取一種並不完美的方式，或者說一種「最不壞的方式」——所謂「最好的方式」是不存在的。民主政府會犯錯誤，但三權分立、新聞自由的民主制度具有極強的糾錯功能。以上的種種錯誤，難道不是美國的媒體、反對黨和國會首先指出來的嗎？
伊戰結束之後三年多以來，伊拉克的局勢仍然未能完全安穩下來，教派之間的衝突每天都在造成人員的傷亡。駐紮在伊拉克的美軍，在戰爭結束後的傷亡數字，甚至超過了在戰爭中的傷亡數字。如果輕率地下結論說，美軍在伊拉克陷入了越戰的泥沼，顯然過於聳人聽聞。但也必須承認，在恐怖分子製造的此起彼伏的炸彈聲中，伊拉克人還遠未達到安享自由的階段。
此時此刻，耐心比勇氣更加重要。美國學者約瑟夫·西格勒指出：「向著政治自由化艱難邁步的國家，正投身於我們時代最具有挑戰性和最重要的政治進程之一。」房子不是一天就能建好的，民主制度也不是一天就能實現的。伊拉克大部分民眾都堅信：和平終將在自由的旗幟下實現，自由不是一個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它需要每個希望享受自由的人珍惜、呵護和捍衛，甚至有人付出生命的代價，因為那些敵視自由的勢力不可能一天之內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對伊拉克的未來持樂觀的預期。因為我看到，在伊拉克大選日，不計其數的民眾毫不畏懼恐怖分子「殺死投票者」的威脅，勇敢地走向設置在全國各處的投票站。佔總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婦女們，雖然大都還蒙著面紗，卻欣欣然地走向投票點投下莊嚴的一票。這次的選舉可不是薩達姆時代的「木偶選舉」，幾年前曾經「全票當選」的獨裁者薩達姆已經被伊拉克法庭送上了絞刑架。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伊拉克人民第一次真正行使民主權利，許多選舉人驕傲地說：「我們不會放棄自己的權利，我們不會放棄伊拉克的未來。」人們在選票上認認真真地蓋上自己的指印，並高高舉起沾著紫色墨水的手指，他們是何等的自豪，何等的幸福。因此，有西方記者將此次選舉稱為「紫色革命」。
巴格達北部卡迪米亞區投票站的一名選舉中心負責人說，投票站剛開門不到十五分鐘，就迎來第一批選民。一些人在投票之後興奮地將隨身攜帶的糖果拋向空中。在北部的埃爾比勒，投票中心剛一開門，選民就已經排起了長隊。伊臨時政府總理伊亞德·阿拉維在選舉後的首次公開講話中說，這次選舉是反對恐怖主義的重大勝利，「恐怖分子們昨天被擊敗了，恐怖分子們知道他們無法取勝。」阿拉維還說，他和臨時政府為大選感到驕傲，「伊拉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在這一天，伊拉克人高昂起頭，不顧生命危險，選擇自己的未來」。作為一個至今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中國人，我感到羞愧和痛苦，我們有什麼資格輕視伊拉克人呢？
伊拉克獨立選舉委員會宣佈，這次選舉的投票率接近百分之七十五，大大超過預期目標。委員會副主席哈桑說，伊拉克全國共七十五個黨派、二十七名獨立候選人和九個政治聯盟遞交的一百一十一張參選名單獲得資格認證，包括臨時政府總理阿拉維在內的七千四百七十一名候選人代表個人、所屬黨派或所屬政治聯盟參加了競選。伊拉克人民終於告別了薩達姆時代的萬人坑，走向了民主自由的公民時代。沒有人自願接受被奴役的命運，昨天他們接受被奴役的命運乃是被迫的——他們不得不屈服於槍口的淫威、屈服於萬人坑的恐怖。但是，一旦自由的曙光出現，人們便會奮不顧身地去爭取並捍衛自由——就好像當年衝破柏林牆的東德人民一樣，就好像發動「玫瑰革命」的格魯吉亞人民和發動「橙色革命」的烏克蘭人民一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會集體性地拒絕自由。
由此可見，那些批評美國將自由「強加」給並沒有「自由傳統」的伊拉克的、沉浸在沒落貴族心態中的歐洲人，那些像陳永苗那樣將主權看得遠遠高於人權的、貌似正義凜然的文士，其骨子裡才是真正的種族主義者。他們潛在的邏輯是：伊拉克人天生就不喜歡自由，或者不配享有自由，伊拉克人只能過那種在薩達姆的統治下的被奴役、被侮辱、被傷害的劣等民族的生活。這些生活在抽象的理念中的知識分子們，不願站在大部分渴望自由的伊拉克人民一邊，卻願意去擁抱恐怖分子血腥的面具。他們口口聲聲說尊重伊拉克人的「文化和宗教傳統」，卻沒有料到會有這麼多伊拉克人像擺脫瘟疫一樣擺脫專制獨裁的傳統，驕傲地走向投票站、行使其來之不易的公民權利。
是的，伊拉克人，挺起你們的胸膛來，不要讓奴隸的軛再度控制你們！是的，伊拉克人，終有一天，你們可以做到像美國人那樣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呼吸！其他所有仍然在暴政的奴役下掙扎的人民也一樣，他們終將「因真理而得自由」。那時，那些暴虐的恐怖分子和那些為恐怖主義辯護的荒唐思維也將灰飛煙滅。那時，全世界不是「美國化」，而是「自由化」。我對那一天的到來充滿希望。
──原載《右派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