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日訊】(大紀元黃芩採訪報導)在《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為中共辯護之事爆發之後，《德國之聲》中文部，包括中文廣播和中文網在內的整體對華報導內容引起了華人學者的高度關注。2008年9月27日，知名民運人士、六四天安門廣場學生糾察隊總指揮張健在巴黎接受了大紀元記者採訪。六四時張健在天安門廣場曾經被一名解放軍中校連擊三槍，右腿至今仍然帶著未取出的槍彈，張健的親身經歷，戳穿了中共「天安門未開一槍」的謊言。
張健表示：中共一直想方設法滲透海外媒體，而有些身居海外的人，他們享受著自由土地上的一切權力、呼吸這兒的新鮮空氣、甚至享受這兒的財富，但他們卻是刻意的去辱罵這個國家，一部分是被中共利用的，另一部分是因為這些人出生在共產專制國家，在他的骨子裡、血液裡還浸透著黨文化、狼文化的東西，在他們眼睛上始終罩著一塊紅布，從來沒有去掉過。以下是根據錄音整理。
記者：張健先生，您好！能否請您就《德國之聲》張丹紅為中共辯護事件談談您對此事的看法？
張健：中共對國外媒體的滲透不止一天了，它一般都通過幾種方法：首先是在海外扶植自己的媒體，如《中國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在法國有《歐洲時報》等一系列中共自己辦的報紙或中共扶持的英文的、法文的、中文的各種報紙可以說是鋪天蓋地。
第二是滲透其它的媒體，比如在台灣媒體《聯合報系》、在歐洲是《歐洲日報》等，對很多事情都不敢報導，像中共迫害法輪功、包括六四真相等消息他們都不敢真實報導，包括一些揭露中共迫害老百姓的事情，也不敢報導。
第三類是經常對大陸廣播的，包括《美國之音》、《法國國際廣播電台》、BBC和《德國之聲》等，這些媒體都受到過來自中共的壓力，首先是中共給當地的外交部門施壓，因為這些部門代表官方的媒體有一個特點，它是由各國政府出錢的，這些媒體在中國國內是不被干擾的，《美國之音》有一些偷偷被干擾，但不像《自由亞洲》、《希望之聲》那樣是被干擾的厲害，因此中共對這些媒體是十分懼怕的，因為這是中國外交部和各國的外交部有協議的，這些媒體報導儘量是中立的，以中間的立場出現，報導海內外華人問題的討論，即便如此，中共還是非常恐懼這些媒體。
中共採用的辦法就是往裡安插自己的人，最早是八九年之後進入《美國之音》、《自由亞洲》包括《德國之聲》的這樣有一批人，這批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沒有經歷過槍林彈雨，就是海外的留學生，當時還有那麼一點激情，隨著十幾年、二十幾年之後，這份感情就淡漠了，不像我這麼堅持，我和同學們在槍林彈雨裡，我看著他們死去，我永遠銘記他們死去那一瞬間、那一眼光和他們對我說的話，才使我此志不移，一直堅持在這裡，一直干在這裡，永遠沒有退縮。我理解那些媒體裡的華人不能夠做到我這樣堅持，當然不能夠做到也無所謂，作為一個媒體工作人員，事實是神聖的，評論是自由的，你可以去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做，但我們發現，包括《美國之音》、《法廣》和《德國之聲》等在內總是有一些人，在恰到好處時、在關鍵時刻去報導一些和西方主流價值觀相反的事情，西方價值觀就連溫家寶都說是人類共同的財富——自由、平等、博愛，他們報導出來的都不夠公正，甚至做更多的親共方面的事情，首先從文化交流，然後站在其它方面。
記者：您能不能舉個這方面的具體例子說明一下？
張健：例如前一段全世界都在批判三鹿奶粉中添加了三聚氰胺的事情，可就是在《德國之聲》突然間報導另外一個消息，他們採訪國際衛生組織的安全主管，說不要把中國當作萬惡之源。他的意思就是世界各國都有食品衛生、食品安全的現象，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中國不是唯一的、不是根源，但是他講的根本目的，我們看到所有的外國媒體沒有一個為這件事情開脫的，恰恰國際社會還要追究國際衛生組織呢，為什麼在中國發生著一系列大規模的問題，你作為國際衛生組織是怎麼監督的，很明顯國際衛生組織的主席也是被中共收賣過的。中國的衛生問題當然是最大的根源，因為它是最大的發展中的國家，占世界人口的將近四分之一，生產出的糧食、消費品和食品之類的占世界最多，覆蓋面也最大，所以說他是最大的根源。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德國之聲》的做法實際上是為中共在開脫。
記者：張丹紅事件出來之後，您對此有什麼反應？
張健：張丹紅的事件發生之後，我寫了一篇文章叫《一塊紅布》，像張丹紅這樣為中共辯護的在海外是有幾個，水準不但很低，而且是違背事實的，無法讓人尊重，實際上要為中共辯護是挺難的，因為它做的壞事太多了（笑），而且許多事實是無可推諉，比如她說中共在實現聯合國人權宣言第三條，人們有生存、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時，中國做的最好，將四億人的溫飽問題解決了。根據她的這句話，我就要說，中共怎樣解決了四億人的溫飽問題，它只做了一件事情，取消了人民公社，分田到戶，搞了責任制，說白了，就是老百姓自己種自己的地，它只做了這麼一件事，就是把老百姓嘴上的箍子、眼上的罩子去掉，讓他們自由的呼一口空氣，自己刨一下土地，這件事兒在五千年前中國人就這麼幹了（笑），這能算什麼進步，這只能說是從愚昧中走向不愚昧，作為一個最基本的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張丹紅還將法輪功和自由西藏的網站比喻成「在德國也不能打開兒童色情或極右翼黨派的網站」，她說這句話完全是污蔑呀，產生無數個哲學家、無數個燦爛文化的日耳曼人的起碼的哲學邏輯她都沒學會，西藏問題、法輪功問題和法西斯分子還有幼兒黃色網站者之間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任何邏輯聯繫都沒有，她偏偏要聯繫在一起來談，她還說我自己這樣講有很多人支持她，但是至少我接觸過那麼多的德國人，沒有人支持她，而只能嗤之以鼻。
記者：那您認為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向張丹紅這樣的長期在西方自由世界居住的華人，還會如此地為中共辯護？對於德國一些華人學者站出來要求改組《德國之聲》一事您是怎麼看的？
張健：不止德國八位華人學者，我自己也寫了信給《德國之聲》和德國總理，也讓別人翻譯成德文，因為德國憲法規定，一切權力都屬於德意志人民，這個國家已經實行民主很多年了，這八位學者站出來要求改組《德國之聲》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在所有的外國電台裡，《德國之聲》是做得最過分的，實際上我得到的消息，張丹紅這件事情一個是由於外界的壓力，最主要是他們內部也有矛盾，促成了對她的播音工作的暫停，實際上她現在又恢復了工作。我們認為《德國之聲》、《自由亞洲》、《美國之音》還有《法廣》都要從此吸取教訓，許多人今天生活在海外，他們享受著自由土地上的一切權力、呼吸這兒的新鮮空氣、甚至享受這兒的財富，但他們卻是刻意的去辱罵這個國家，一部分是中共利用的，另一部分是因為這些人出生在共產專制國家，在他的骨子裡、血液裡還浸透著黨文化、狼文化的東西，在他們眼睛上始終罩著一塊紅布，從來沒有去掉。這些人習慣於自由國家，他在此生活時間很長了，自認為去掉了，可是在一定時機的時候，他又戴上了這塊紅布，他自己感到很舒服。那你自己感到很舒服，就很好了嘛，但你為什麼要讓自由世界的人民也跟你一樣，你要他們也戴上這塊紅布，你來告訴別人，這樣的感覺才舒服。不過在自由的土地上，人家不帶任何紅布，人家是要用自己、用生命的眼睛去觀察這個世界，去感受生活，用他們獨立的思想去思考人生，去思考各種社會問題，所以說我們看到張丹紅事件的時候，那不是代表她個人，而是代表了一部分這樣的人，最近我也在寫一系列的文章在批評這件事。
前一段我參加了法國的一個研討會，竟然有一個留學生還跟我講：像這種的毒奶粉事件在各國都會發生。我就對他說：在中國發生這種事情，而且是大規模發生的。各國都有天災人禍，但我們要看在事件發生之後如何處理。我們看到中國的情況是在毒奶粉發生之前政府就早知道了，在發生之後還故意去隱瞞。過去在上海有個公園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恥辱。但我們現在看到，這些出口的奶粉沒有毒，北京有一家「三元」奶粉特供中央、特供奧運會的也一點毒都沒有，看來中國的老百姓孩子比起中央領導、奧運會的運動員和外國人來說都是不平等的，雖然他們都是生活在一個地球上的，沒有一樣的一包奶粉，更不會有同一個夢想。但是我們的這些孩子卻是跟另一個狀況是劃等號的，零七年在美國就發生了大批寵物飼料含有毒物資而導致動物死亡的事件，其原料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原料來自中國。我們中國的孩子和洋人的貓狗是同一種待遇的，所以說我們中國人自己又演了一把「華人與狗」，也就是說我們中國人骨子裡還是有一種奴性，對金錢、急功近利、見利忘義也是一種奴性，是金錢的奴隸，對專制者的奴性，這些人的行為聚在一起就形成一種奴隸文化，所以我們看到張丹紅、海外一些僑領時，他們面對這些對法輪功的迫害、對六四民眾的屠殺，剛開始可能還表現一種震驚，更多的是沉默，因為他們更願意和那些專制勢力連在一起，因為他們會得到利益，為了利益他們會不計一切，這就是我們整個華人社會的一種奴隸文化，他們到底沒有跳出來。
記者：在結束我們這次採訪之前，您還有什麼話想對我們的讀者說？
張健：其實我們如果放棄這種奴隸文化，我們發現只要有更多的中國老百姓站起來，包括退出中共、包括表達自己的觀點、去說真相、去向中共吶喊一聲的時候，你站起來了，邪惡的政權就在顫抖，今天我們看到這麼多國內國外的朋友站起來了，哪怕不用說話，你只要站起來，就是不一樣。
記者：謝謝您接受大紀元的採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