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5日訊】在勝利的鼓舞下，邱吉爾在帝國防務委員會上提出了消除敵軍入侵英國威脅的最好防禦手段是進攻的戰略指導思想。他還提出了在北海封鎖德國各海港出口和進攻達達尼爾海峽，打開馬爾馬拉海的通道，進攻新近加入德奧一方作戰的土耳其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與俄國人取得聯繫這兩種具體作戰方案。
1915年1月2日，倫敦收到了俄國陸軍總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的電報，請求英軍對土耳其採取牽制行動以減輕對俄國高加索地區的壓力。這樣，達達尼爾方案就成為更為現實和緊迫的問題被提到戰時委員會上。
1月13日，邱吉爾在戰時委員會上就達達尼爾計畫作了說明。委員會秘書莫里斯‧漢基曾就此寫道：
“戰時委員會已整整開了一天會……，我料想，各位成員像我一樣感到疲倦不堪……，然而這項計畫立即引起人們的關注。會場上整個氣氛發生了變化，大家都忘記了疲勞。戰時委員會熱切希望，在西線的激烈廝殺中，前景會從陰暗轉向光明，他們在地中海似乎看到了這一點。海軍中每一個人都滿懷信心，開赴前線的時刻來到了，而迄今為止，他們所能獲得的機會既少且遙遠。”
戰時委員會基本上同意了邱吉爾只用海軍佔領達達尼爾海峽的方案，責成海軍部“為2月份海軍遠征作好準備，攻襲與佔領加利波利半島，其目標是君士坦丁堡”。邱吉爾領導海軍部開展了積極的準備工作，但他逐漸感覺到了費希爾的異議和抱怨。為了減少阻力，他有意識地安排了自己和費希爾與首相進行會晤。首相在聽取了費希爾的意見後說：“我是仲裁人，我聽取了溫斯頓‧邱吉爾先生的陳述，我也聽了您的意見，現在我將作出我的決定……，進攻達達尼爾的事將繼續進行下去。”
當時不僅阿斯奎斯的態度十分堅定，戰時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均表贊同，“基奇納和格雷給予熱烈的支持”，就連應邀出席會議的反對黨領袖“A‧J‧巴爾弗也熱情表示贊同”。
2月中旬，基奇納同意派出正規的陸軍第29師來加強遠征軍。海軍對達達尼爾海峽各要塞的炮擊於2月19日開始，並用戰艦運送小股部隊登陸，摧毀了海峽入口處的一些炮臺。但由於健康不佳的地中海艦隊司令S‧H‧卡爾頓指揮不力，行動極為遲緩。海軍部很快以海軍少將J‧N‧德羅貝克取代卡爾頓指揮這次行動。3月18日開始了第二次重大進攻。英法軍艦受阻於敵人的佈雷區，有兩艘英國戰列艦和一艘法國戰列艦因觸雷而沉沒。德羅貝克決定推遲行動，等著能與陸軍發起聯合進攻。但英國軍隊陸、海軍之間互不協調的弱點此時充分暴露了出來。基奇納此時認為西線可能需要某種難以預料的緊急支援，把原定加強遠征軍的第29師扣住不放。
邱吉爾為此極為惱火，在戰時委員會上提出強烈抗議。等到基奇納終於同意放行第29師時，原來備用的運兵船隊又已改派它用了，使該師直到4月中旬尚未開赴達達尼爾海峽。由於各種因素造成的延誤，土耳其軍隊得以喘息並鞏固了自己的防禦陣地。協約國聯軍於4月25日重新發起猛烈進攻，但很難取得進展且遭受了重大傷亡。局勢呈現出一種僵持狀態。
這種局勢使達達尼爾戰役成為人們議論和批評的中心話題，也使費希爾的反對更為強烈。到了5月中旬，費希爾斷然提出辭職。邱吉爾與費希爾合作關係的結束，是達達尼爾事件導致現任內閣政治危機的一個標誌，被認為“是組成第一屆聯合政府的信號，這一切都預示著英國黨派政治和社會變革的前景”。
當阿斯奎斯于15日得知費希爾辭職時，曾試圖挽留他。費希爾拒絕與邱吉爾和解，並要求更新海軍部班子。加上其他政治因素的促成，阿斯奎斯決定組織聯合政府。在與保守黨領袖進行協商之後，阿斯奎斯解除了邱吉爾的海軍大臣職務，而讓其擔任在內閣中地位較低的不管部大臣。如勞合—喬治曾經指出的，這個職位“……一般留給新進內閣的閣員，或者留給已明顯年邁體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
邱吉爾的秘書馬什認為，“就工作而言，不管部當然是一出滑稽戲”。邱吉爾的母親藍道夫夫人則“害怕溫斯頓無所事事會感到十分悲傷”，她曾寫道：“那是對他多麼可怕的傷害和肢解，把他從那裏（海軍部）的工作崗位上調離，就好像貝多芬變聾了一樣。”邱吉爾自己的體會則更為深刻，他後來寫道：
“我瞭解每一件事情，但卻什麼事情也不能幹……，活像一隻從深水中捕撈出來的海獸，或者像一個突然浮出水面的潛水夫，我的血管由於壓力突降而有破裂的危險。”
此後，達達尼爾海峽戰役仍持續了一段時間。第一屆聯合政府專門成立的達達尼爾委員會機構臃腫、人員冗多，意見難以統一；加上前線指揮官的延誤，使戰事毫無進展。拖到10月下旬，內閣最終作出了英軍撤出加利波利的決定。阿斯奎斯決定將達達尼爾委員會改為作戰委員會，精簡人員，負責監督一般的作戰行動。邱吉爾未被包括在作戰委員會之中，於是他給首相寫信說，他不願養尊處優、無所事事，而“應無保留地聽從軍事當局的安排，我注意到，我的團是在法國”。
11月15日，邱吉爾在下院發表了辭職演說，其中他特別明確指出：“我在海軍部任職期間，沒有一項重大的政策性行動、艦隊的重新分派計畫、船隻的調動和作戰計畫，不是征得了海軍第一海務大臣同意的，而且記錄在案。”
《泰晤士報》稱這次辭職演講為“一次不容置疑的議會勝利”。《曼徹斯特衛報》則稱他的辭職為“公眾一次重大的不幸”，為之而深表惋惜。這些公眾輿論反應對邱吉爾多少是一種安慰，但並不能徹底抹平黨派鬥爭中的政治打擊在他心靈中留下的傷痕。身為政治家的邱吉爾在戰爭中一心撲在海軍部的工作上，把黨派之爭放在了一邊。他的老朋友比弗布魯克勳爵寫道：“1915年邱吉爾下臺是因為他過於自信和太不謹慎。他既不攏絡自由黨人，又不同保守黨人和解。”以致於阿斯奎斯在考慮組織聯合政府時，保守黨領袖博納‧勞聲明，如果邱吉爾不離開海軍部，保守黨就拒絕支持政府。
而邱吉爾卻在戰爭剛一開始時，就曾提議吸收保守黨人組織聯合政府；在戰爭中他毫無保留地與保守黨朋友一起坦率地討論戰時政策；甚至在他離職時，還推薦保守黨領袖巴爾弗繼任海軍大臣。相形之下，邱吉爾比那些囿於黨派之爭的政治家們要高尚得多。當他被毫不留情地排擠在政治圈外時，他心中的憤懣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或許，他即將作為普通軍人遠征法國的悲壯選擇，就是他以具體行動對那些擅長於運用政治手腕進行黨派之爭的兩党政治家們所作的無聲的抗議。－－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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