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第一章、謊言體制的坍塌
1941年，中共在延安創辦《解放日報》。這是中共創辦的第一張大型日報，由《新中華報》和《今日新聞》合併而成。創辦初期，它並不是中共的宣傳機器。但1942年，陸定一主導對《解放日報》進行改版，便確立了黨報宣傳機器體制：（1）編委會每個成員分工聯繫一個黨、政、軍領導機關，使加強黨的觀念落到實處；（2）建立稿件審查制度，規定重要的社論、消息、通訊、文章，由黨中央審定；（3）建立檢查報紙制度，實行領導人看大樣制度等。
1949年10月1日，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之時，就是中國進入極權社會之際。從此，中國人也就從「動物人」轉變為「植物人」，對「動物」來說，還可以自由跑動，但對「植物」而言，連跑動的權利也沒有。正如因「黨天下」言論而被毛澤東打為右派，被鄧小平維護「反右」的「正確性」而拒絕給予平反的儲安平先生所言：「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在共產黨統治下，自由是『有』和『無』的問題。」
在蔣介石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對於報紙，採取的是事後懲罰機制，也就是知識分子可以自由創辦報紙，只是在報道了國民黨不高興的新聞後，才可能被取締。被取締後，還可以換一個名字繼續出版。而1949年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後，知識分子根本不能自由創辦報紙，要得到共產黨的批准才可以辦報紙。
中共建立政權後，將中華民國時期的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台全部接收，並把這些媒體「改造」為中共控制下「以《人民日報》為龍頭」的宣傳機器。這種宣傳機器就是被民主世界視為邪惡之至的「洗腦」，也就是意識形態灌輸。經過這種「改造」，民國時期曾經興盛過的民間媒體從此消失，除了中共黨報外，只剩下形式上由所謂「民主黨派」主辦但歸中共領導的《文匯報》、《大公報》與《光明日報》，這些「民主黨派」報紙必須按照中共的節拍跳舞。
1951年，曾積極幫助中共奪取政權的「中國民主同盟」以為毛澤東會實踐當年的承諾，讓其參與國家管理。該同盟在中共的許諾與支持下辦了一張表面上由「民主黨派」主管的《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以為有了自己的言論陣地，非常高興。但隨之發生的一件事情狠狠地教訓了他們。當時中共中央針對一件國際事件發表了聲明，並由新華社為各民主黨派中央委員會代寫了一份聯合聲明，表示支持共產黨的立場。《光明日報》認為自己是民主黨派的報紙，於是將民主黨派的那個聲明放在了頭版一條，將中共中央的聲明放在了頭版二條。結果引起中共高層震怒，認為這樣排版是一場「政治事故」，中共宣傳部命令追回這一天的報紙，全部銷毀，立即重新排印；並指示《光明日報》必須要像《人民日報》那樣，將中共列在前，民主黨派擺在後。
由於中共治下的媒體實行審批制，任何媒體都必須掛靠在黨政機關之下，讓黨政機關作主管與主辦單位。更兼之公眾無結社自由，這確保了公眾不會有任何公共領域發言可能，不會對中共存在任何威脅。
在中國，甚至連「新聞」的基本定義也被長期纂改了。在一般公眾眼裡，新聞與宣傳是同義語，因為新聞媒介受黨的各級宣傳部門直接領導，其主要職能是宣傳。這與美國政治學者、傳播學奠基人之一哈羅德‧拉斯韋爾對「宣傳」的定義何其相似乃爾！哈氏說：「宣傳，從最廣泛的涵義來說，就是操縱表述來影響人們行為的技巧。」但新聞與宣傳在本質上有許多不同：（1）宣傳重符號，新聞重信息；（2）宣傳要反覆，新聞要新意；（3）宣傳重觀點，新聞重事實；（4）宣傳重時宜，新聞重時效；（5）宣傳重操作，新聞重溝通；（6）宣傳有重點，新聞講平衡；（7）宣傳要花錢，新聞能掙錢。宣傳常常與黨派和團體私利、偏見等涵義相聯繫。
極權國家維持統治的兩手就是暴力與謊言。暴力依靠於軍隊警察，謊言依靠於宣傳機器。這也就是毛澤東的「槍桿子」與「筆桿子」的問題。德國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說：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前蘇聯從列寧到斯大林，一直都將媒體當作宣傳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機器。蘇共的這點統治經驗，儘管被民主世界視為邪惡之至的「洗腦」，卻被中共全盤照搬，且「青出於藍且勝於藍」。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民眾素質不高且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國家裡，控制媒體就基本上能左右國民的思想。
媒體是宣傳機器，政府將其定位為「黨的喉舌」，即媒體必須為黨的利益說話。粉飾太平被視為媒體的主要職責，至於什麼是事實並不重要，記者的道德良心也必須讓位於政府利益。記者們曾編了一段打油詩來描繪媒體的角色：「新聞媒體是條狗，天天蹲在黨門口，黨叫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就幾口！」
媒體在中宣部的操縱和控制下，對國內情況，說今天中國又取得世界巨大成就；對國際情況，說世界還有2/3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對於這些謊言，人們真誠地相信。
但是，1956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共號召知識分子向其提意見的「陽謀」，轉眼之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把300多萬知識分子打為右派。知識分子懷著真摯的心向黨提改進意見，黨卻以「右派帽子」來對其進行「獎勵」。這讓知識分子們傷透了心，開始懷疑起黨的統治。從而，這座由謊言建造的體制也開始坍塌。
林彪事件對知識分子的震撼是非常強烈的。那時，每天吃飯前，民眾都被要求像儀式一樣說，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統帥身體永遠健康。本來，毛澤東被塑造為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明察秋毫、洞察一切的萬能之神。但他培養、指定的接班人卻要暗殺他，是個野心家，是投敵叛國的反革命，天下還有比這更荒謬、更不可思議的嗎？事後中央發下一份文件，據說是毛澤東在1966年寫給江青的信，用來說明毛早就知道林彪心術不正，當時接受林的吹捧只是為了打倒劉少奇。依照這種解釋，無異於承認毛在玩弄權術，把全黨和全體革命群眾都蒙在鼓裡。這豈是一個「偉大領袖」的作為？總之，官方的說詞充滿破綻，左支右絀，捉襟見肘，自相矛盾，顧此失彼，無論如何都不能自圓其說。人們意識到，原來，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是那麼英明，也是要犯錯誤的。於是，對毛的迷信開始消解，毛的神話開始破滅。因此人們覺醒了，開始懷疑整個謊言體制。
第二章、地下媒體
人們開始懷疑謊言體制，但官方完全掌控媒體，大眾開始嘗試尋找新的傳播渠道，最先找到的就是大字報。
1、大字報是把雙刃劍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大飯廳出現第一張「大字報」，質問北大團委出席共青團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這是中共號召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向其提建議之後，北大學子響應號召而貼出的中國第一張大字報。隨後北大學子貼出了一張張的大字報。這一天也被稱為「五一九運動」。後來，這些大字報成為「向黨進攻」的「罪證」，寫大字報的人也被打為「右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民主人士與知識分子向黨提建議而發明的大字報，隨後卻成為揭發、批判他們的工具，並且被毛澤東讚揚為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
在「大躍進」運動中，大字報得到廣泛使用。宣傳機器也對大字報功效一再推崇，其作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那個不斷「創造」神話的年代製造出一件又一件的滑稽劇。
「大躍進」後，大字報一度沉寂下來。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發。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貼出了「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8月5日，為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也在中南海親自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徹底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大字報表面上誰都可以使用，但事實絕非如此。那些「牛鬼蛇神」沒有張貼大字報的權利，甚至，堂堂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受到誣陷的時候，貼出了一份答辯的大字報，貶眼之間也被撕成了碎片。
「文革」大字報幾乎有一個固定的格式，先是以擇其所需的語錄開篇，接著寫一通形勢大好，然後筆鋒一轉，抓住被征討者的隻言片語，或斷章取義，或張冠李戴，或無中生有，或牽強附會，再佐以「砸爛」、「橫掃」等「革命」語言，隨意上綱上線，任意口誅筆伐，欲置被征討者於死地而後快，用當時的時髦語言說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其永世不得翻身」。
1975年，大字報被寫進《憲法》，與大鳴、大放、大辯論一起被稱為「四大」。
實際上，大字報是1949年後民間唯一一件不為官方所有完全有效控制的宣傳機器。它本身存在匿名發表、繞過官方登記、無時空限制等特點，從而潛在具備自由傳播的特徵，並有可能在某些時刻突破禁錮。「文革」初期，大字報幾乎全部被作為奪權或洩憤的工具，但逐漸地，「不同的聲音」開始出現，乃至於風行。在「文革」中期，質疑「中央文革」乃至林彪、江青甚至毛澤東的大字報就時有所聞，而到了1976年「四五運動」前後的北京，大字報的火力更有轉向，乃至開始非難「四人幫」以至置疑毛澤東。
文革結束後，大字報曾相對自由地存在了一段時間，在北京出現了「西單民主牆」。而且鄧小平也借用了大字報中呼籲他出山的民意，取代華國鋒，登上最高權力寶座。但很快，「西單民主牆」出現了批評鄧小平的聲音，促使他強硬地封殺了大字報，逮捕了魏京生，並進而在憲法上取消了「四大自由」。
從1956-1982年，這26年時間裡，中華大地上共貼出了多少張大字報，恐怕是永遠無法統計出來，但大字報成了這些年間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2、手抄本：民間傳播渠道的開拓
在1949年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反右、文革中，大量書籍被焚燒。但由於存在 「內部讀物」，這些書屬於禁書，採取內部出版內部發行，只供黨的高級幹部看，這種「內部讀物」，一般為灰皮，因此叫「灰皮書」。「灰皮書」有《第四十一》、《一寸土》）（蘇聯小說，巴克蘭諾夫），《跟著太陽走的人》、《高空》、《雁南飛》（以上為蘇聯電影劇本），還有一些政治書籍《鐵托傳》、《斯大林傳》（托洛斯基撰寫）、《新階級》（南斯拉夫，德爾拉斯）。其中《新階級》一書影響甚大。德爾拉斯是南共理論家，他認為在共產黨掌握政權之後，如不加以防止可能會產生一個壓迫人民的新階級。這令人聯想起文革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理論。
除此之外，「內部書店」出售黃皮書，「高干」持特殊證件方能進入購買，這些書封面多為黃色，內容多為蘇聯小說，所以叫「黃皮書」。布隆恰夫的《經理的故事》、葉甫圖申科的《娘子谷》和《白輪船》、《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麼》等都是「黃皮書」。
這些「灰皮書」和「黃皮書」，高干可以購買和閱讀，其子女也就能閱讀，隨後高幹子女的朋友也就能讀到。那時沒有複印機、傳真機，更不會有博客，也很難得到油印機。這種書一般一個高幹子女只會有一本，但想看的朋友卻很多，這些人就想出一個解決辦法——採用複寫紙抄書。把書撕開，一人抄一部份，抄一次就是好幾本。當然由於每個人的字跡不一樣，可能一本書存在好多種字跡，但書通過這種方式傳開了。而且參加抄書的人也越來越多，甚至進行多次傳抄。
但「灰皮書」和「黃皮書」種類有限，而且這些書都是國外的，離中國現實比較遠。一些人開始嘗試自己創作。這些作品創作時是手寫的，加之被大量傳抄，被稱為「手抄本」。手抄本從內容上可分為四類：
一、講述常識和個人訴求：如張揚的《歸來》（這本書以《第二次握手》發行了430萬冊的）、遇羅克的《出身論》，畢汝協的《九級浪》，《逃亡》，《南京知青之歌》、《重慶知青之歌》、《鴨綠江之夜》、《我是一個資本家的女兒》等；
二、配合高層政治鬥爭：如《梅花黨》（或叫《一隻繡花鞋》、《三朵梅花圖》、《一張梅花圖》等）、《綠色屍體》、《李達之死》、《紅都女皇》等；
三、充滿娛樂性與獵奇性；如《303號房間的秘密》、《一百個美女的塑像》或《第一百張美人皮》、《金三角的秘密》、《地下堡壘的覆滅》、《三下江南》、《一縷金黃色的長髮》、《十七槍打死趙連元》、《遠東之花》、《一塊手錶》、《一個繡花枕頭》、《三條命案》等；
四、「禁慾」年代被稱為「黃色讀物」：《少女之心》、《曼娜回憶錄》、《梅茹回憶錄》、《新婚第一夜》和《幸福的秘密》等。
《九級浪》於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間傳抄，並逐漸擴散開去。小說在當時得到普遍欣賞、認同。與《九級浪》同時流傳的還有一部《逃亡》。《逃亡》記述，在東北插隊的幾名知青，扒火車返城的經歷。小說運用不同人物的回憶，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層面，有人性的醜惡、污穢，也有一閃即逝的美妙片斷，不同的回憶片斷，剪輯在一起構成了文革的歷史場景。這是一部敢於直面人生，大膽暴露黑暗面的作品。還沒有一部小說，能夠把知青悲慘命運揭示的這麼尖銳、深刻。
在那個宣稱要「觸及靈魂深處」的運動中，連漢語中所謂「白紙黑字」的說法，都曾染上了令人驚恐的特定含義，大致可以等於「罪證確鑿」的代稱；甚至就連一封尋常的家書，到末尾處也往往要暗示閱後即毀。由此就不難想見，在一個越少動筆越發安全的環境中，大張旗鼓地去抄寫這類很可能招災惹禍的可疑文本，這本身就顯得相當反常，從而也見證著某種難以遏止的心理衝動。
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就要數任毅那首《南京知青之歌》了。1969年，南京知青任毅在江浦縣下鄉插隊期間，寫了一支歌，傳唱中被命名為《知青之歌》，今天看起來這支歌無非就是有點小資，「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雄偉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我的家鄉……告別了媽媽，告別了家鄉……」任毅把這首歌寫出來後，第二天唱給同點的知青聽。但知青們卻通過口口相傳，把這首歌傳遍了全國各地，以至於任毅在新疆插隊的妹妹都會唱。兩個月後，任毅回家探親，聽到妹妹唱，讓他吃了一驚，但他沒有告訴妹妹是他寫的。後來甚至莫斯科廣播電台廣播了這首歌，但被改成男聲小合唱，歌名也被改為《中國知識青年之歌》。任毅聽了蘇聯播放，認為問題嚴重，走進南京娃娃橋看守所去自首，接待他的人認為沒事。但半年後，娃娃橋看守所卻用汽車把他押送到勞改隊。1969年底，南京開始批判《知青之歌》，原因在這首歌被上海回城的知青廣為流傳，被一批人向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告密，革委會立即向中央匯報，引起了「四人幫」中的江青、姚文元的重視，他們批示要上海成立專門小組調查。因此，1970年2月19日，陰曆正月十五，中國人傳統的節日——元霄節，任毅被抓捕，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期間多次被綁到刑場，後來由於許世友認為不該判死刑，改判十年徒刑，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獄，差45天九年。
1976年初，杭州汽輪機廠23歲工人李君旭偽造了「周總理遺言」。這篇「遺言」在短短一兩個月就傳遍了大半個中國，僅安徽一省，就抄出6903份，收繳30028份，可見它的流傳之廣，威力之強大。1976年4月5日，天安門悼念周恩來的詩詞就有794首，幾十萬人在天安門讀詩、抄詩，引發了「四五」運動的爆發，顯示「手抄本」這種民間傳播力量的偉大。
在圖書嚴重匱乏的年代，抄書風氣像傷風一樣在知青之間互相傳染，有人抄唐詩三百首，也有人抄中華活頁文選。但是，「文革」手抄本是當時國人文化精神訴求的晴雨表，它在極權主義的危境中開闢了全新的非官方民間出版傳播渠道。
3、地下沙龍
1967年春夏之間，在江青「文攻武衛」的口號下，全國範圍內各大專學院、中學的紅衛兵組織紛紛出版報紙。當時，中學生只要幾個人湊在一起，把手錶賣了湊幾百元，就能出一張報紙。如：刊載《出身論》的北京《中學文革報》（四三派報紙）一次印刷30000份，一搶而光。《出身論》（作者遇羅克）又引來「四四派」小報載文與之辨論，也銷路不錯。老紅衛兵派則辦有《萊茵報》、《新湘江評論》。在大學則有《井崗山》（清華）、《東方紅》（礦院）、《長征》（石油學院）等等，這些小報不下有二三十種。一時小報大街小巷滿天飛。「中央文革」所利用的幾個組織：清華井崗山、地質東方紅等小報，經常透露出一些「中央精神」，左右運動發展。如「聯動分子陳小虎在廣州被抓」等謠言也是通過這類小報登出，意在攻擊陳毅。這些小報上登有政論、評論、雜文、詩歌、散文。1967-1968年北京小報滿街，加上外地小報入京。當時小報的銷售不成問題，一般人為瞭解瞬息萬變的運動情況，搜尋小道消息，都樂意購賣小報，但對其報上觀點，一般並不認真對待。
在北京各中學「四三派」、「四四派」登上政治鬥爭舞台的同時，「老紅衛兵」已開始脫離政治鬥爭。除—部分人結伙進行文藝演出，大部分開始「逍遙」。作為被當時批判的「逍遙派」、「頹廢派」這些人聚在一起遊山玩水、聚餐、交流書籍、傳唱外國歌曲、學寫新舊體詩等，這就是後來文藝沙龍的雛型。
實際上，早在1962年年末或1963年年初，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與張鶴慈、葉蓉青、孫經武、金蝶等人組織「X詩社」。這是最早的地下沙龍。郭世英由於看不慣他父親沒有骨氣，想與俄國「十二月黨人」一樣生活。這個小組研究討論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什麼是權威？有沒有頂峰？等等敏感問題。沒過多久，他們的言論和活動，引起北大和公安部門的注意，將他們的書信和油印刊稿截獲。由於赫魯曉夫的名字俄文拼寫的第—個字母也是X， X小組便「順理成章」地被視為「赫魯曉夫集團」。郭世英被定性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性質屬敵我矛盾」，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被迫於1963年夏離開北京大學哲學系，下放河南西華農場勞動。三年後回到北京農業大學學習栽培學。文革爆發後的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
「X詩社」驚動了毛澤東和中共高層，一是X詩社的成員多是高校學生，二是成員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級知識分子，甚至有軍隊的高級幹部。張鶴慈是北大教授張宗炳的兒子，而張宗炳則是著名學者張東蓀的長子。
與「X詩社」同時成立的還有，張郎郎、張久興、張新華、董沙貝、於植信、張振州、楊孝敏、張潤峰等人組織「太陽縱隊」詩歌沙龍。這個沙龍宣稱，這個時代根本沒有可以稱道的文學作品，要給文壇注入新的生氣，要振興中華民族文化。「X詩社」成員的被捕，使「太陽縱隊」如驚弓之鳥，才活動幾天即自行解散。
當張郎郎逃跑時，給朋友寫下：相信未來。郭路生因此而寫下了那篇名作《相信未來》。僅僅憑著《相信未來》一詩，郭路生名滿天下。他的詩在當時的青年中間秘密流傳甚廣。無論是在山西、陝北，還是在雲南、在海南島、在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傳抄他的待。郭路生成為文革中新詩歌運動的第一人。北島回憶說，他當時為什麼寫詩，就是因為讀了郭路生的詩。
1969年冬天，部分知青由農村逃回城市，留在城市的知青與從鄉村歸來的知青重新聚合，組成「地下文藝沙龍」，大家一起談哲學，談馬列，彈琴唱歌，也搞文學，蹬自行車外出野遊。在北京有黎利的沙龍和趙一凡的沙龍。
其中趙一凡的沙龍特別活躍。文革初，趙一凡的足跡幾乎遍及整個北京，到北大、清華等校去抄大字報，致力於收集民間流傳的各種各樣的小報、傳單。文革後期，收集各種手抄本的詩歌和小說，並傳播這些手抄本書籍。交換圖書，交談讀書體會，是其沙龍的主要活動，一方面擴大了「圈子」，另一方面促進了文化啟蒙。郭路生和齊群等人，以及後來形成的白洋澱詩群，都與趙一凡有過接觸交往。
「九一三事件」之後，文革進入低谷，北京的沙龍開始活躍起來。1972年夏天，國務院宿舍、鐵道部宿舍有一個小小的沙龍。以徐浩淵為促進者或沙龍主持人，她是當年「二十八個半布爾維克」中那半個布爾維克徐邁進的女兒。這個沙龍是大家聚在一起唱歌、看畫展、交流書籍畫冊、為某一位成員過生日、出遊等等。由於有後來成為「白洋澱詩派」的頭面人物的岳重、栗世征參與這個沙龍，因此這個沙龍被稱為「白洋澱詩派」誕生的產床。芒克、岳重、多多、宋海泉、方含、趙振開（北島）、江河、甘鐵生，這些人都在白洋澱插隊或遊歷，從1971年後分別開始寫詩，因此被稱為「白洋澱詩派」。
在各種沙龍中流傳的詩歌，通過不同渠道匯聚到趙一凡的沙龍。出入趙一凡沙龍的文學青年們大多都開始學習寫詩，幾乎人人是詩人。
1974年1月，趙一凡的文藝沙龍被公安局抄獲。大量地下文學資料被作為「反革命文藝」材料抄沒。趙一凡被定為「第四國際」反黨集團首犯，其餘十幾人作為集團主要人員被捕入獄。因此，北京地下文藝沙龍紛紛解體。
雖然地下沙龍解體了，但是這些沙龍的聚集者後來創辦了民辦刊物，成為八十年代的啟蒙者。
第三章 民間媒體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的去世，標誌著一個充滿階級鬥爭的極權主義時代結束。隨著「四人幫」的垮臺和政治氣氛的寬鬆，成千上萬的民眾從各地湧到北京，找中共有關部門上訪告狀，要求平反他們過去的冤案。在以往的各個政治運動中被迫害的人以及被牽連的家屬，總數約一億人，占當時中國大陸人口的1/10。
但由於「兩個凡是」的影響，加之信訪部門的官僚主義，大批冤案得不到平反，很多上訪人連申訴的機會都沒有。那時胡耀邦對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還沒開始，這要等到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正式開始。因此，1978年秋天，一些上訪者把他們的冤情寫成大字報，貼在北京中南海旁邊西單十字路口東側路北一排約有200米長的灰色矮牆上，向社會各界申訴他們的苦難並尋求援助。因為這裡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在此之前，常常有人在這排矮牆上貼尋人啟事和小廣告，引人注目。大字報越貼越多，後來人們稱這堵貼滿申訴材料的牆為「西單民主牆」。
開始，只是在申訴冤案，但很快就發生了變化。有人開始探究產生這些冤案的背後原因。有的大字報提出，「沒有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能不能獲得權力？」有的直接問：毛澤東難道沒有錯誤，人民難道不可以議論他的錯誤嗎？這些議論的結果是「毛澤東不是神」——一張近萬言的大字報從毛澤東的錯誤闡述到制度問題，認為「沒有哪個人可以一輩子不犯錯誤，關鍵要有一個有效、健康、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制度來保障。」他們提出「我們沒有特別的野心，我們是普通人；但我們要做一個幸福、自由的普通人。」
隨著各種冤情被披露，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暴行被不斷揭露，人們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民主牆上的政治評論也越來越多。但由於這堵民主牆面積有限，要張貼的大字報太多，往往上午貼出的，下午就被其他大字報覆蓋。於是一些人開始尋求志同道合的夥伴，組織民間團體，出版油印刊物。從而開始了中共統治下第一次有群體民間組織和民辦刊物的歷史。
這種在北京街頭自由張貼發表政見的大字報源頭，追溯到1976年清明節時的天安門事件。那時，「四人幫」的罪行早已天怒人怨，趁清明節的時機，人們紛紛到天安門廣場烈士紀念碑前送花圈送輓聯，越來越多的貼出反對「四人幫」的政治詩文，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這也是促使結束「四人幫」專政的一股強大的群眾力量。粉碎「四人幫」後的1977年清明節，天安門紀念碑周圍也貼了很多懷念周恩來和慶賀粉碎「四人幫」的詩文。1978年清明時，紀念碑周圍貼的政治詩文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華和尹明的大字報發出建議，他們認為，應當把張貼政治性的大字報經常化，不必限於清明節。文章說：「我們應該把這塊地方作為不中斷的論壇，不閉幕的會場，不休戰的陣地，隨時把我們的思想言論寫出來，把我們的作品發表出來，在這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這裡，每一個人都可以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理論家、作者，同時又是讀者、聽眾、觀眾、批評家。在這裡，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主人。」當時，人們認為這就是「民主牆」的倡議書。當然，天安門廣場不適於成為經常張貼大字報的地方，人們在尋找一個更為適合的場所。
這時，出現了一件事，更直接引發了西單民主牆的出現。「文革」一開始，深受廣大讀者歡迎的《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誌被停刊了。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青年》於1978年9月11日復刊，《中國青年報》於10月7日復刊。出人意料地是，《中國青年》的第一期復刊號登有介紹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中同「四人幫」作鬥爭，在迫害面前堅強不屈的青年工人韓志雄事跡的文章《革命何須怕斷頭》，選登童懷周編輯的《天安門詩抄》（這本詩集曾印行過，遭到汪東興的批評，此次《中國青年》以《青年革命詩抄》為標題，選登其中一小部分）。這觸怒了當時主管宣傳的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他下令把已經發出去的《中國青年》復刊號通通收回，禁止發售，引起了廣大青年讀者的憤慨。有人把這一期雜誌一頁一頁地張貼在西單那一排矮牆上，轟動了北京城，成千上萬的人們湧到西單牆去看。很多人讀後，在這個牆上貼出短短的大字報和長長的小字報，表示反對禁止發售《中國青年》。另一些要求肅清專制餘毒、要求民主、要求言論出版自由的大字報，也越來越多。如這年12 月貼出的任畹町、魏京生等寫的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引起很大的反響。一些青年還自發地組織了一些民間團體，出版了一些民間刊物。來這裡貼大字報看大字報的人越來越多，因而人們把這裡叫做「西單民主牆」。
實際上，比「西單民主牆」早十幾天前，貴州詩人黃翔與李家華、方家華、莫建剛組織了「啟蒙社」，出版刊物《啟蒙》，並把它貼在了天安門廣場東側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報》門前巷口和巷內兩側的木板圍牆上。在1978年10月11日出版的創刊號上，黃翔發表了長詩「火神交響曲」，這首詩猛烈抨擊了毛澤東的偶像崇拜，呼籲放棄專制和封建迷信和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政府。黃翔的大字報一貼出來就觀者如潮，有其天時地利人和等特殊條件。他對此的說法是：「立於天安門廣場，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個屁也是驚雷！」從時間和北京的政治環境看，那時即使不出現黃翔，也會出現王翔。
當天晚上整個北京全城戒嚴，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華國鋒以為要發生「匈牙利事件」了。黃翔等四人的檔案用三叉戟飛機送到了北京。那時中共中央內部鬥爭還很激烈，有人堅持兩個「凡是」，有人要擺脫毛澤東及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鄧小平巧妙地利用了當時的形勢和民間的力量。之後，黃翔他們四人來到天安門廣場，解開褲子，光天化日之下朝毛澤東像撒了泡尿。
黃翔第二次上北京，在1978年11月24日中午十二時在天安門廣場，公開宣告成立民間民主社團「啟蒙社」。黃翔還爬上樓梯，在面對毛澤東紀念堂的一排木板釘成的牆壁上刷下了兩條大幅標語：「毛澤東必須三七開！」「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黃翔的文章和標語貼出後，迅速在北京流傳，關心政治的人大多知道這件事情。
一首張貼在街頭朗誦在街頭的詩，成為北京人談論的話題，實在是由於詩中的人權和政治訴情。黃翔的詩的最明顯特徵，就是人權政治訴情強烈到人們往往已不大去注意詩本身的才情，尤其是在他朗誦的時候。黃翔在朗頌中多次向熱烈的圍觀人群高聲徵詢：「新式偶像該不該砸碎？」「精神長城該不該拆除？」每次都得到轟響的回應。也許，可以說黃翔的詩是用藝術調製的人權政治訴情。正是由於這一特點，在當時的中國才會產生熱烈的反響，也才可能以這種獨特的浪漫的方式在當時的中國產生。
不久，一批「啟蒙社」成員認為黃翔的觀點保守，分裂出去成立「解凍社」。在1979年2月27日出版的《解凍》刊物中，倡導盧梭的人權思想、孫中山的民主理念、基督教的和平精神、節制和世界人類之愛。同時提出中國應實行兩黨制，由國、共兩黨公平競爭。
1978年12月23日，北島、芒克、黃銳、陸煥興等人創辦了文學刊物《今天》。在創刊號「致讀者」中引用了馬克思的話剝離出文化專制的實質：「沒有色彩就是這種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什麼事物，卻只能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今天》第一期出版後，編輯部因是否捲入政治而出現分裂，除了三個發起人，即芒克、黃銳和北島以外，都離開了。從第二期起，《今天》開始走向正軌：基本保證定期出版，並通過郵寄發行到全國，每期一千本，並先後出版了四本叢書。但《今天》發表的詩歌被官方貼上「朦朧詩」的標籤。嚴格地說，《今天》詩歌與其說是藝術流派，不如說是鬆散的文學團體。如果說有什麼共同傾向的話，那就是對一統天下的主流話語的反抗，擺脫意識形態的限制，恢復詩歌的尊嚴。
青年工人任畹町主辦的《中國人權》雜誌，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該刊提出十九點宣言，其中包括呼籲把毛澤東紀念堂遷出天安門廣場等。
在眾多民刊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由青年工人徐文立主持的《四五論壇》。這本刊物團聚了一批熱心探討中國前途的青年理論人員，發表了很多極為大膽並有創見的文章。
和《四五論壇》觀點比較相似的是，1978年底，陳子明、周為民、韓志雄、王軍濤、李盛平、呂樸、呂嘉民、王雷、閩琦、李南、鄭曉龍、嚴江征、畢誼民等辦起民間獨立月刊《北京之春》，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主張民主、科學和政治改革。這些人是一批幹部子弟，認為自己是站在黨內改革派一邊的。該刊經常刊載一些黨內消息，呼籲為被毛澤東打倒的一些中共高層幹部平反。
據許行先生為《中國民辦刊物彙編》寫的序言「中國民刊的崛起和掙扎圖存」一文中統計，當時在北京出版的民刊至少有55種。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探索》、《四五論壇》、《今天》、《北京之春》、《啟蒙》、《沃土》、《群眾參考消息》、《求是報》、《民主牆》、《人民論壇》、《中國人權》、《解凍》、《新天地》、《民主與時代》、《科學民主法制》、《生活》、《原上草》、《燧石》、《哲理》、《火花》、《百花》、《狂飆》、《我們》、《牆》、《時代》、《學習通訊》、《北京青年》等。
除北京西單的民主牆外，至少其他26個城市也有各自的民主牆。在北京之外，至少還有127種民刊在出版發行。它們中較有影響的是，上海的《民主之聲》，廣州的《人民之聲》、《人民之路》、《生活》，天津的《渤海之濱》、《新覺悟》，青島的《海浪花》，長沙的《理想通訊》、《共和報》，開封的《無名》，杭州的《沉鍾》、《思考》、《浙江之春》，武漢的《鐘聲》、《啟明星》、《記事報》，貴陽的《使命》、《崛起的一代》，長春的《雪花》、《眼睛》，哈爾濱的《下里巴人》，寧波的《人間》、《飛碟》，溫州的《吶喊》，太原的《習作園地》，錦州的《民主和法制》，西安的《視野》，保定的《潮》，重慶的《小字報》、《公民報》等。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會刊《責任》。
此外，很多大學也辦了學生刊物。如較出名的有復旦大學的《大學生》，中山大學的《紅豆》，武漢大學的《珞加山》，南開大學的《南開園》，四川大學的《錦江》，吉林大學的《赤子心》等。全國13所大學學生還聯合辦了《這一代》。
在三十年的信息封鎖和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包圍下，這些人進行的深度思考是相當可貴的，而且他們還敢於自行油印出版刊物，發表大膽政論直接進行傳播和交流，這就更需要有相當的政治勇氣和膽量。後來，還一度成立民刊聯席會——中華全國民刊協會這樣的組織來協調民刊的活動。
這些民刊與前蘇聯以及東歐的地下刊物不同，他們都在刊物上寫上主辦人的姓名和通訊地址。他們援引憲法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條款向當局申請登記，但當局對此始終置若罔聞。這種帶著思想啟蒙色彩的群體不同聲音，傳播之廣闊，影響之深遠，在中共統治下是前所未有的。
有一位辦刊物的人想將他的刊物從「地下」轉為公開，便到出版局登記。那裡的負責人拿出了一份1950年頒布的「出版暫行條例」來，指著上面的條文問：這裡規定凡出版刊物要有兩家鋪子作保，你有嗎？就這樣，這位辦民刊的人只好悻悻離去，繼續「地下」出版他的刊物，直至因此被捕。
在這種不同聲音中最大膽的是《探索》雜誌。它從一開始出現就帶著向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現實挑戰的姿態。該刊創刊號上說「我們不相信有絕對正確的理論和絕對正確的人」，「人民要求的，僅僅是要求一些原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探索》雜誌第一期刊登了該刊主編魏京生寫的長篇論文「第五個現代化」，鮮明地挑戰周恩來提出、繼而鄧小平強調的中國必須進行四個現代化的觀點。魏京生認為，沒有政治體制以及整個社會制度的改革，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要想實現四化，必須同時進行第五個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在該期《探索》上，還摘要刊登了國際大赦組織編發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犯情況的報告（一九七八）》。
即使在鄧小平已嚴厲批評了民主牆，政治氣氛非常緊張的情況下，魏京生仍在《探索》號外上撰寫了題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措辭尖銳的社論：當時中共十一屆三中已開完，鄧小平擊敗了黨內凡是派，已獲得了空前的個人權勢和聲望的情況下，魏京生卻敢於直接質問：「鄧小平值不值得人民信任呢？」
實際上，鄧小平最初是支持民主牆的。當時鄧小平正在與以華國鋒為首「凡是派」鬥爭。鬥爭初期，需要利用民間刊物向「凡是派」施壓，而且確實很多民間刊物支持以他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所以鄧小平在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時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評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1978年11月與美國記者諾瓦克的談話後，諾瓦克還在民主牆前傳達鄧小平的講話：「民主牆是好事，人民有這個權利。」1979年1月北京市委曾經下達文件試圖鎮壓民主牆，就因為鄧小平為民主牆叫好而不敢動手。後來，胡耀邦向鄧小平匯報理論務虛會的時候，鄧小平說：「西單民主牆，可有勁啦！」。他還給胡耀邦一個任務，上半年要寫出一篇三四萬字的大文章，五四發表，說：「十月革命以來民主都沒有搞好，蘇聯犯了錯誤，我們也犯了錯誤。資產階級是搞民主起家的，我們要超過資產階級民主。」他表示支持民主牆，也大談民主問題。他甚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還利用民主牆對「凡是」派施加壓力，目的是向凡是派奪取最高權力。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三中全會講話中也高度評價民主牆。葉帥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葉帥的這兩句話十分重要，代表了當時對民主改革勢力的評價。可惜，葉帥的這兩句話，在正式印發的三中全會文件中，被胡喬木刪掉了。
但任畹町等人在民主牆貼出了《中國人權宣言》以後，特別是魏京生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後，鄧的態度明顯大變。在魏京生貼出文章的同時，有人貼出一張小字報，題為《致鄧副主席的公開信》，署名「麗萍」。它說：「中央所作的毛主席的錯誤是微不足道的結論，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毛主席的錯誤是微不足道的」正是鄧小平的原話；鄧小平一向標榜「實事求是」，批評他說的話「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原則」，這就大大地拆了他的台。「麗萍」還有更尖銳的說法：「在毛主席後的十年裡，從毛主席的政治路線看，中心內容：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這條路線把主要矛頭對準了持不同政見者，把他們投入監獄。而更觸目驚心的是導致了空前的各種類型的民族自相殘殺。」「從毛主席的組織路線看，沒有毛主席的支持，四人幫能把劉鄧陶打倒嗎？大多數老幹部能這樣土崩瓦解嗎？沒有毛主席的獨裁，社會能大倒退嗎？」這張小字報完全是針對鄧小平的。但他不說鄧小平獨裁，而說毛澤東獨裁。如果毛澤東的獨裁能夠成立，那麼「維護毛主席的旗幟」的鄧小平是什麼？不證自明。這就是批評毛澤東，遏制鄧小平。
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批判林彪、四人幫不需什麼勇氣，因為他們已成為中國政治舞台角鬥中的失敗者；批判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需要一些勇氣。但凡是派已經勢力大降，批判他們冒的風險並不十分大，而且還可以從正上升的改革派中得到某些益處回扣。而批評一個權勢炙手可熱、幾乎正處於聲望峰頂的鄧小平，卻需要相當大的政治勇氣和超人膽量。
隨著黨內鬥爭的勝利，鄧小平不再需要民間力量，加之魏京生在《探索》雜誌對他的強烈批評，促使他決定逮捕魏京生，取締民間刊物。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在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四天後被捕，同年11月以「反革命煽動罪」和「洩露國家機密罪」被判處15年監禁。而1980年9月，《今天》得到第一次警告，要求停止一切出版活動。北島他們改頭換面，成立「今天文學研究會」，出版了三期內部資料。同年12月，再次接到最後通牒，於是停刊。但他們同時發了一封公開信，寄給文藝界的知名人物，希望能得到他們道義上的支持。一共寄了三百多封信，除了收到蕭軍的回信，根本沒有任何回應。
1979年11月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決議，取締「西單牆」。在人大常委會討論取締「西單牆」的時候，理論務虛會也正在召開。范榮康和余煥春在理論務虛會上的提出建議：「把勞動人民文化宮改為民主公園，專設大字報區。」胡績偉在人大小組會上轉述了范榮康和余煥春「以民主公園代替民主牆」的建議。隨後胡績偉向胡耀邦介紹，胡耀邦也贊成設一個民主公園，要胡績偉去同北京市委商量。北京市委研究後說，勞動人民文化宮原來有很多業務，要打亂原有格局影響很大。同意另外選一個公園作為試點。結果選上月壇公園，設了一個大字報區。這時由於魏京生被捕，形勢日益緊張，去貼大字報的人很少。那裡又不是交通要道，專門去看大字報的人更少，所以這個試點無疾而終。
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通告，禁止在西單牆張貼大字報。熱鬧的民主牆成了冷落的「鬼打牆」。1980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關於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問題，都作了決議。1981年2月中共中央下達「九號文件」規定，「處理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的總方針是：「決不允許其以任何方式活動，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決不允許這些非法組織、非法刊物的成員在單位之間、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串連，在組織上上實現任何形式的聯合」，因此民間刊物只存在兩年就這樣被絞殺了。1981年4月10日，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統一行動，將民辦刊物的主持者一網打盡，全國著名民刊的主要編輯幾乎都被捕入獄。他們當中，有聞名中外的魏京生、劉青、王希哲、何求、傅申奇、任畹町和楊在行等。此外，1980年大學生選舉風潮時學運領袖陶森等，以及大批持不同政見的人士也身陷囹圄，甚至連關心、探望國內民運人士的香港青年劉山青，也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判十年囚禁。
第四章、「擦邊球」媒體
宣傳機器一直強調「政治家辦報」、「自律」。這裡「政治家」就是要一切聽黨指揮，不要有自己想法，也就是不要有任何良知的人。「政治家辦報」這樣的毒素，對傳媒人毒害之深實在前所未有，甚至連南方報系的掌舵人范以錦先生也一再強調。
而「自律」就是要確保那些可能讓上級領導不高興、不喜歡的事情一定不要報道，在沒有被宣傳管理部門閹割前自己閹割自己。這裡只是說「可能」，不是一定會讓領導不高興、不喜歡，至於什麼是可能，那就是各個報人自己去揣摩。這樣的「自律」要求從總編到主編、編輯，甚至普通記者都嚴格執行，不去接觸那些敏感、領導不喜歡的新聞，即使遇到這樣的新聞也假裝沒有看見。在一次座談會上，中央電視台台長楊偉光曾談到過「槍斃」節目的問題。他以《焦點訪談》記者陳耀文為例，說他從因節目被「斃」而流淚到自己「槍斃」自己的節目，表明了《焦點訪談》的記者在不斷成熟。
但是謊言體制已經坍塌，民眾不再相信黨報。在整個80年代，政治環境比較寬鬆。只有民主牆時期抓捕了魏京生等人，從1978-1989之間，沒有抓捕過政治犯或者良心犯。由於一批有良知的人成為負責人，因此報人開始嘗試打「擦邊球」。「擦邊球」的比喻來源於乒乓球比賽，在比賽中把球打在球檯邊緣，使對手無法接球而獲得勝利。這裡的意思是，報人根據判斷，覺得報道某條新聞，可能會惹領導不高興，但又不會使領導太不高興，而後決定報道。採取這樣的報道方式一般經過認真計算風險的，確保不會讓領導暴怒，不會讓領導撤換他的職位，甚至更不會導致報社被解散。大多數情況這樣的計算是安全的，但也有計算不準確的。
首先的呼聲來自於《人民日報》。1979年，《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提出「黨報的黨性與人民性的問題」，認為黨報如果不千方百計辦成人民的報紙，黨報就沒有人民性，也就沒有黨性，也就不配稱為共產黨的黨報。雖然早在1945年胡喬木就在《人民的報紙》中說「黨報是人民大眾的報。」但現在在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他卻與中宣部部長鄧力群一起對胡績偉進行批判，認為其觀點是錯誤的，也就是說，後期的胡喬木批判早期的胡喬木。但胡繼偉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直到1983年在「反精神污染」中與副總編王若水一起被罷免職務。
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北大教授郭羅基的《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文中說：「有人發表反革命言論怎麼辦？好辦，你發表革命言論同他辯論，對他批判就是了。對反革命言論不能放縱姑息，但不要動手抓人。法律懲罰的對象是行為，不是思想。」需要注意的是，當時正是對魏京生進行審判的時候，在這樣一個時刻又在《人民日報》發表這樣媒體發表這篇文章，很有「擦邊球」的意味。1981年，《人民日報》又發表郭羅基的《要認真杜絕個人崇拜》一文，說「為了改變突出個人的權力結構，首先廢止幹部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和指定接班人的做法；黨政必須分開，在黨內嚴格實行民主集中制，將權力集中於領導集體，而不是集中個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要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切實保障人民行使選舉、罷免、監督的權利，逐步實現馬克思所說的『人民管理制』，即在共產黨領導下，由人民群眾直接參與經濟、政治、文化的管理。」這篇文章發表前，郭羅基將原稿送給了胡耀邦徵求意見，胡耀邦審閱了全文，又進行了修改、刪節，批准在報上刊登。
與此同時，《中國青年報》也在打「擦邊球」，「六四」以後中國青年報的「擦邊球」傳統沉寂了6年後，又從創辦《冰點》開始打「擦邊球」。
1985年，「左王」鄧力群被免去中宣部長職位後，朱厚澤接任部長。據戴晴透露，朱厚澤新上任不久，在給《光明日報》的一次講話中對記者說，你們是深入群眾第一線的，作為上級，我只有全力支持你們。一年以後，朱厚澤提出了「三寬」政策──對不同意見和看法要寬容一點；對不同意見者要寬厚一點；要努力使空氣和環境寬鬆一點。
此時的戴晴正在《光明日報》做《學者答問錄》，她與梁漱溟、馮友蘭、陳岱孫、張岱年、董樂山、方勵之、嚴家其等40位學者進行對話，產生深遠影響，以至於2003年《新京報》創刊時，《光明日報》領導向《南方日報》領導介紹報社歷史，著重提到戴晴與儲安平兩人。
在這種環境下，《深圳青年報》最為大膽，發表了王若望的《一黨專政只能導致專橫》、方勵之的《政治改革的關鍵是多黨制還是一黨制》、劉賓雁《中國一直在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充滿血和淚的大辯論》以及一位工程師《中國的改革需要推倒新的『三座大山』》，這些文章觸及一黨專制、批評黨的永遠「光榮偉大正確」、以及推翻馬列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新的三座大山。但《深圳青年報》最為大膽的是1987年發表勸鄧小平退休的《我贊成小平退休》文章以及《人民有議論領袖的權利》的評論。中共元老薄一波對此很生氣，說「你們希望我們這些老頭子早點死吧！」。當時正值「反對資產階級精神自由化」運動，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三名知識分子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因此被開除黨籍，《深圳青年報》也被封殺。
同期遭到查封的還有《青年論壇》雜誌、《社會報》、《安徽科技報》，這些報紙都是由於大打「擦邊球」而觸犯禁忌。特別《社會報》，由於其經濟上的完全獨立和報社內從未設立過黨組織，因此被稱為第一份准民辦性質的報紙。
在所有「擦邊球」媒體中，最著名的要算《世界經濟導報》。「擦邊球」也是其總編輯欽本立倡導的。1980年，曾經辦過《文匯報》的欽本立創辦了《世界經濟導報》，名義隸屬上海社科院和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實際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總編輯負責制。而理事會成員多為經濟學界知名學者和退休中共高級官員。這樣的組織結構，明顯地與其他黨委機關報的嚴密控制不同，因而這張報紙利用這種管理上的結構性鬆動，爭取了很多自由空間。有著幾十年黨齡，並經歷多次政治運動的欽本立一直很小心謹慎地平衡著報紙版面，使它即發出推動改革開放、解放人們思想的文章，又不越過黨的「雷池」，他稱之為「打擦邊球」。甚至在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世界經濟導報》仍然發表《改革的颶風橫掃克里姆林宮》和陳一咨的《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的保障》。它的大聲倡言政治體制改革，使它迅速獲得讀者的歡迎，發行量達到30多萬份，讀者大多為知識分子和中共官員，在當時一千多家報紙中獨樹一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官方採取低調處理。《世界經濟導報》與《新觀察》雜誌聯合主辦了「耀邦活在我們心中」的座談會，並且在439期發表座談會紀要。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大怒，撤銷欽本立的總編輯職務，派「工作組」進駐了《世界經濟導報》。5月8日，該報出版最後一期後，被江澤民關閉。此舉一下在全國新聞界引起喧然大波，從北京的大報到地方上的報紙，編輯記者紛紛自發組織聲援欽本立的活動，在街上遊行的學生也舉出支持《世界經濟導報》的標語，一時《世界經濟導報》遭遇成為八九運動的一個焦點。此時在《中國青年報》學校教育部兼科教部主任的李大同，在報社內率先發起了要求新聞改革的呼籲。他領銜起草了一份給報社領導的公開信，幾乎所有編輯記者都參加了簽名。公開信要求落實中共十三大有關「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的精神，全面、客觀、公正地報道學潮情況。此後美國全國報業協會授予欽本立「新聞自由獎」，但同時欽本立卻在病床上受到中共「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在胡耀邦病逝兩週年那天，一代報人欽本立溘然長逝。
欽本立的一位朋友在回憶他的文章中寫到，「欽本立比喻編報像打乒乓球，在中共當局所能容忍的極限下以打擦邊球的巧妙方法，希望為中共的改革和開放出謀獻策，用他自己的話說『盡一份愚忠』。但凡是打過乒乓球的人都知道：靠打擦邊球只能贏一分或
兩分球，要想贏得全局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欽本立最後的結局不但是報紙被封，還在他臨危之際被宣佈這位畢生忠於中共的老黨員『留黨察看兩年，以觀後效』的判決。他在臨終前才向一個老朋友悲歎︰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但是晚了。」後來江澤民憑著封殺《世界經濟導報》的「功績」入主中南海。
《世界經濟導報》被封後，《中國青年報》、《中國日報》、《人民日報》、《中國婦女報》、《光明日報》、《中國農民報》和《工人日報》等中央級報紙的編輯記者都聯名抗議上海市委踐踏新聞自由的做法。4月28日，《中國青年報》88名編輯和記者簽署了一份慰問電文：「謹向一向為我們所敬重的《世界經濟導報》及欽本立同志致意！真實的新聞永存！」《中國日報》75名編輯和記者簽署了另一份電文慰問欽本立，並向《世界經濟導報》同仁表示敬意。該電文稱：「威武不屈，欽總樹天下報人風範；真理不死，導報是十年改革先鋒。」
在「八九運動」中，湧現出許多「擦邊球」媒體。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將民眾的悼念活動定性為「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社會動亂」。本來學生此時已經冷淡下來，而這篇社論卻導致學生採取到天安門絕食的抗議行動，引發了後來的大屠殺。這篇社論發表後，由於不是通過正常程序發表的，《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要求報社領導在報上公開說明這篇社論發表的過程以及收回這篇社論，但社長錢李仁堅決拒絕。
而《科技日報》編輯記者繞過總編輯，4月23日報道天安門學生運動，這是媒體第一次公開報道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受到學生們的熱烈歡呼。這期報紙被學生大量複印，貼在市區。學生在遊行中舉出「向《科技日報》致敬，新聞要講真話」的標語。
5月4日，北京新聞界舉行大遊行，參加遊行的有許多白髮蒼蒼的老編輯和老記者。遊行由新華社總社門口出發，遊行至天安門廣場，舉著「新聞要說真話」、「不要逼我們造謠」、「學生運動絕非動亂」等標語，有新華社、中新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中國農民報》、《科技日報》、《法制日報》、《亞太經濟時報》等報紙的編輯記者參加。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是退休記者，她走進隊伍後說，「有多少年沒這麼揚眉吐氣了！」這是北京新聞界首先打破全社會的沉默，第一個走向街頭，旗幟鮮明地聲援學生。這也是中國新聞記者49年以來第一次走向街頭，公開喊出了許逆官方的口號。中共第一喉舌《人民日報》的新聞人，也高舉標語：「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
這次遊行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日報》、《工人日報》、《科技日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和新聞研究生院都高舉著報社名字的旗幟和橫幅走向街頭遊行，聲援學生。《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打著「不以一人治天下，豈以天下捧一人」的標語進行遊行。
除了參加遊行外，新聞界還提出了要新聞自由的訴求。北京新聞界1000餘編輯記者簽名的呼籲書，直接要求解除報禁，認為人民有知情權、參政權、監督權和批評權，新聞要自由公開，重大情況要讓人民知道，要有保護新聞的法律。在新聞界上街遊行舉著的標語上，很多也都寫著「要新聞自由，要言論自由」，「我們要說真話，不要逼我們造謠」。
5月16日，趙紫陽指示，「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前一段對學潮的報導放開了一些，遊行作了報導，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這一下子給新聞界「鬆綁」，5月18日開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農民報》、《中國婦女報》、《工人日報》、《經濟日報》、《中國日報》、《深圳商報》、《蛇口通訊報》等媒體都公開報道天安門絕食學生情況。《蛇口通訊報》甚至還發表了深圳大學全體中國共產黨員的「致中共中央緊急通電」和「致中共中央及全黨的公開信」，在整個八九期間，一個單位以全體共產黨員的名義致中共中央公開信的只有深圳大學一家。
從5月16日，趙紫陽的「新聞可以放開一點」指示到5月20日北京實行戒嚴，大約有100個小時的時間，因此有人稱這是中國大陸的新聞管制四十年來第一次「鬆動了一百小時」。但僅僅就是這一百小時的媒體公開報道，對整個「八九事件」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5月19日晚，北京宣佈戒嚴。這時再支持學生就等於與黨中央對著幹，但《人民日報》在戒嚴第一天就在報上開闢了《北京戒嚴第幾日》的新聞專欄，每天一篇，逐日報道北京的情況。在「天安門廣場一瞥」、「當今北京人的公德意識」等通訊中，記者真實報道了在有幾百萬人上街遊行、連續幾十天的示威集會中，竟沒有發生一起搶銀行、砸商店、破壞公物的事情發生。而且，在學生遊行所顯示出來的愛國情操影響下，人們的道德情操也有所淨化，連小偷小摸也少見了，有人稱北京的小偷也被學生絕食感動得「罷偷」了。5月20日，即戒嚴第一天，雖然《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說，「你們要走出報社大門，就先在我身上踩過去。」但其編輯記者還是到天安門廣場進行遊行。在遊行時還散發了與《人民日報》一模一樣的《人民日報》號外。這期號外是吳學燦繞開報社領導編印的，披露了趙紫陽被罷免總書記職務等消息，並建議人大立即罷免李鵬總理職務。這引起了李鵬的震怒。「六四」後，吳遭到通緝，1989年年底在海南被捕，後被以「反革命煽動罪」判刑四年。作為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在歷史上幾次重大事件中，扮演了為虎作倀的角色。這一次，他們再也不願當「喉舌」，要求有自己的聲音。
戒嚴第三天，《深圳商報》報道了深圳五萬多人聲援北京的遊行。5月24日，《北京科技報》在頭版頭條配發照片下，刊登了該報記者寫的長篇通訊：《人間自有真情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首都街頭目擊記》，詳細逐日介紹了自戒嚴令下達後，北京各界的強烈反映。該文結尾激情地呼籲，「歷史有紀念碑；歷史有斬妖台；歷史是裁判員。歷史將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紀念碑上——永遠懷念；歷史也將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斬妖台——怒斬！」。
6月3日深夜，《人民日報》由第一副總編輯陸超琪主持工作。總編輯譚文瑞在戒嚴令下達前就以「咳血」為名住進了醫院，不理報務。社長錢李仁在6月2日下午突然拿出醫生開具的病情報告，宣佈即時回家休假。政治敏感告訴他們，即將出現的黨和人民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對立，將使《人民日報》面臨最痛苦的抉擇。出於良知，他們不願背叛人民；出於幾十年養成的黨性服從原則，他們又不敢違抗黨中央，因此抱病回家，一躲了之。《人民日報》體育欄一條報道殘疾人運動會的消息標題是《不可征服的人》，國際新聞版頭條的是報道韓國光州事件的《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第二條是關於波蘭的《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一條關於中東的消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編輯用這種春秋手法曲折表達出對當局的不滿和抗議。
而且「六四」這一天，《人民日報》還發了一條200字《北京這一夜》的報道：
本報六月四日凌晨五時訊 解放軍報六月四日社論說，「自六月三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反革命暴亂。」
三日二十二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
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
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這是黨報在嚴密控制下、在戒嚴部隊的壓力下，唯一一個頑強地在版面上發出真實的聲音，並以第一時間向外界報道北京慘案的。這篇新聞稿的開頭用「解放軍報社論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其語氣等於告訴世人，這並不是《人民日報》的看法。而文中各醫院「紛紛報告人員傷亡情況」和結尾處戒嚴部隊已「突進」廣場等字眼都使明眼人能看出這背後發生的屠殺。事後陸超琪因此被撤職，很多當事人遭處分。《人民日報》因此從6月7日起從8個版改為4個版，一直到6月25日才改為8個版，其公告的理由是「近來由於各種原因，本報每天印報所需紙張供應有困難，印出的報紙也運送不出去，已無庫房存放。」
各地黨報在高壓下，對「六四」慘案都無法公開抗議。但也有少數編輯記者冒著被抓、被捕的危險，勇敢地發出抗議的聲音。例如，遠在海南島的《海南日報》，在李鵬政府發言人袁木第一次對外發佈「六四」僅死亡了二十幾人，而且多數為軍人後，在該報頭版頭條刊出袁木的講話，同時在旁邊位置刊出國家統計會議消息，標題是「國家統計局長指出：謊報數字要繩之以法」。事後該報總編輯程凱被撤職。
6月6日，北京屠殺發生兩天後，《深圳商報》刊發了一張大幅照片，畫面是一顆小樹正被狂風吹彎。照片說明文字只有六個點的省略號，其悲壯激憤，無聲勝有聲。刊用該照片的版面責任編輯張敏毅，為此名字被列入公安局黑名單。
6月12日，六四屠殺發生一周後，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蛇口通訊報》副刊版打破常規刊發了一個整版的雜文，其中有一篇題為「為啥不『刮骨療毒』」，直接指出「官倒、貪污、腐敗和官僚主義特權，已成為大毒瘤，為什麼不用『快刀斬亂麻』的決心和鐵腕去對付這些破壞改革、令萬民切齒的動亂之源呢？偉大的中華民族，如果沒有遍地燃燒的對腐敗的怒火，豈不成了十一億奴才了嗎？這能責怪大學生性急嗎？對毒瘤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反之，如果對痛恨毒瘤的人民殘忍，而對毒瘤卻保護備至，那這樣的政府不成了政腐了嗎？」該文結尾引用了在民眾中廣泛流傳的幾則民諺：「小官倒，戴手拷；中官倒，睡大覺；大官倒，做報告。」「貪官審官倒，法理何處找？！」「法大興邦，權大亡國；沒做虧心事，何必怕人民。」在另一篇題為「貓的屁股說不得」的文章中，作者寫到，在這種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不僅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連貓的屁股也摸不得。現在，不要說摸，連貓的屁股說都說不得了。作者感歎「眼下，人們已被逼到這地步。」另一篇題為「『唐成』，你不能走」的雜文更加大膽。作者用歷史上受人敬仰的知縣唐成「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紅薯」的辭職故事，影射趙紫陽，呼籲「百姓需要『唐成』，越是『唐成』，越是不能走。」真正的唐成要「為民作主，鬥敗誥命夫人。」這版雜文中僅有一幅照片，是畢加索當年為抗議屠殺而作的名畫「格爾尼卡」。這期報紙一出版，就被蛇口區黨委下令不許發行。組織刊發這版雜文的版面責任編輯安琪被撤職審查，後來她逃亡法國。《蛇口通訊報》最後被查封。
而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和社長李子誦等人在這份中共對外宣傳的喉舌上用「開天窗」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憤怒，甚至在第一版刊登了「痛心疾首」四個大字。金堯如還公開發表文章和演講，抨擊屠殺學生，並宣佈退黨。
「六四」屠殺以後，中共一直嚴密控制媒體，任何有關「六四」的信息都不能透露一點，以至於80年代出生的人，對「六四」屠殺一無所知。但2007年「六四」十八週年之日，《成都晚報》分類廣告欄刊登了「向堅強的64遇難者母親致敬！」，這是對中共謊言宣傳的莫大諷刺。當廣告主陳雲飛找到鐘聲廣告公司要求刊登廣告時，公司女職員以為「六四」是一場礦難，所以廣告得以刊登。6月5日，陳雲飛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次日，對他作出「監視居住」半年的處罰，行動受到限制，直到12月3日才獲自由。而報社多名高層領導和廣告代理公司的職員受到牽連，或降級、或失去工作。為此，陳雲飛在獲得自由後專程登門向他們道歉。
對於媒體在「六四」中的作用，政治學者嚴家其說「學生立了第一功，新聞界立了第二功。」學生領袖吾爾開希也說，「學生立了頭功，記者立了大功。」
「六四」後，這些「擦邊球」媒體有的被封了，比如《經濟學週報》、《蛇口通訊報》、《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海南紀實》、《新啟蒙》、《東方紀實》、《金島》、《華人世界》（海外版）、《國情研究》等，有的通過抓捕或撤換原來的負責人而方向大變。據統計，在1987年、1989年兩次報刊大整頓中，雜誌比報紙遭到更嚴重的摧殘，僅1989年，被關掉的雜誌有四百家，是報紙的兩倍。
直到1995年以後，《中國青年報》、南方報系、《經濟觀察報》、《第一財經日報》以及《財經》雜誌、《南風窗》雜誌、《新聞週刊》、《民主與法制時報》、《華夏時報》、《三聯生活週刊》等新舊媒體才開始新一輪的「擦邊球」。雖然2005年1月5日，《求是》雜誌總編輯、中宣部新聞局前局長李寶善公開呼籲媒體不要打「擦邊球」，但這些媒體依然繼續進行「擦邊球」遊戲。
在此，特別要提及的是《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以及《南風窗》雜誌等南方媒體的「擦邊球」。《南方週末》因其擦邊球，致使「一紙風行二十年」。它們之所以能進行擦邊球，是因為在2002年之前廣東一直由葉選平主政。在這之後，因為葉選平不再主政，所以《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受到整肅。雖受到整肅，但近年來《南方都市報》的擦邊球比《南方週末》有過之而無不及，2007年11月27日在一篇介紹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的文章，用了通欄標題《專制獨裁統治必然失敗》。在此之前的8月8日，即奧運倒數一週年之際，當局在天安門舉行「We Are Ready」的演唱會，而《南方都市報》卻刊出《奧運倒數一週年，Are We Ready？》的社論，認為「奧運會的價值從來都不僅止於運動，它更是一個普世價值的使者，一個全球文明的播種機。理性、多元、包容是普世價值的前提，民主、自由、法治是全球文明的核心。如果還有黑奴工等待解救，如果還有手機用戶因短信動輒獲罪，如果教育體制沒有推進，如果腐敗現象沒有減少，那麼我們必須承認，人文奧運，我們還沒準備好。」
第五章、大眾媒體
1978年，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等8家報社聯合向中共中央有關部門提出申請，要求報社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以緩解經濟壓力。這只是當時的一種權宜之計，但後來這個權宜之計演化為業界的共識。這種兩頭沾的制度使報社在政策上既能享受事業單位的優勢，又能像企業一樣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市場競爭，獲取利潤。1978年底，《解放日報》帶頭冒險恢復刊登廣告。1979年1月28日，上海電視台播出中國第一條電視廣告，標誌著媒體市場化的開始。
在此之前，由於報紙是宣傳機器，因此黨報一統天下。黨報亦稱機關報，屬於國家事業單位，報社只管采編，偶爾經營一些廣告，但它不是報社的主要收入來源，報社主要靠政府津貼維持正常運轉。報紙發行由國家安排郵局統一承攬，報社跟郵局是並列的橫向聯合關係，郵局發行多少，發行質量如何，報社沒有實質性的干預權。這時的報紙發行被稱為「權力發行」，因為報紙的發行主要靠紅頭文件，由黨政聯合下發文件，報紙發行主要是由強行攤派完成的。報社本身對發行沒有決定權，必須依靠黨政部門才能達到一定的發行量。那時，報紙的發行講級別，誰的級別高，誰的發行量就大；報紙的發行分條分塊，各種行業報在其所屬系統內大行其道。在黨報時代，報紙發行就是按照黨政宣傳的需要，由黨委政府決定發行對象，然後把編輯印刷好的報紙經由郵局、按照地址依次分發到訂戶手中，以實現報紙的分發。
1980年，袁小平提出「電影是商品」，認為應該廢除對影片實行的統購統銷的辦法。由於在此之前，媒體包括電影都是作為宣傳機器，現在「商品」的提出，意味著不能再把媒體作為宣傳機器來使用。中共體制內的一些「開明」官員，為這種改革變化尋找到的理論依據是：新聞媒體不僅僅是意識形態，而且是一種產業，既然是產業，那就要服從客觀的經濟規律，就應該到市場中去進行競爭。1987年，把傳媒業劃歸第三產業，也就是服務業。黨不再緊緊控制媒體，開始把媒體作為一種提供信息服務的機構而存在。
1983年，信息概念進入中國，引發了一場「新聞與宣傳」的大討論。由於黨報還固守自己宣傳機器，因此一大批以滿足社會多樣信息需求的專業類、文摘類、科技類、經濟類報紙大量湧現，帶動了第一次辦報大高潮。1978年，僅有186種報紙，到1988年就猛增到2322種，增長了12倍。廣播、電視由於其新、短、快、活和大容量，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電視奪取了報紙的地位，成為三大媒介之首。這種信息熱帶動的傳媒多元化格局，打破了黨報長期壟斷地位。
但到1981年，全國中文日刊報紙中，對開八版的只有一家《人民日報》，對開四版的也只有42種報紙。除中央幾大報外，各省市、自治區黨報基本都是對開四版，其餘各報不論是中央行業報、專業報還是地方報紙，全部是四開小報，而且是四開四版。在當時的條件下，即使想擴版，也沒有條件。當時經濟不發達，社會信息量也有限，而且紙張是定量供應，由國家統一調撥。
1988年開始，《廣州日報》最先突破的是黨辦報紙的擴版，「一貫制」的四個版一大張對開的報紙，被八版、十六版甚至百多版的新面孔所代替，繼之而來的是報紙出「週末版」，並以其豐厚的獲利來養母報，即稱「小報養大報」。而且由於其生動活潑，以生活娛樂為主，為群眾所喜聞樂見。1993年1月起改為每週2天16版、5天12版，8月起擴為4天16版、3天12版，12月起，天天16版；1995年1月擴為除週末、週日外每天20版，到了90年代末期，逢週末出48版，報紙印刷實現1/3版面為彩色，1/3版面為套紅，每天即拼新聞版12個，彩版至少6個，目前每天大約是40～60版的篇幅。
由於「八九事件」，大量報紙、雜誌、出版社被關閉。但1992年開始的以經濟快速增長換取中共權力合法性挑戰中，媒體的「事業性質、企業化管理」的運行模式使媒體市場化步伐加快。
在這之後，90年代初期興起的週末報熱、90年代中期的晚報、晨報熱，90年代後期的都市報熱。這些以服務大眾為目的的報紙使中國傳媒進入大眾媒體時代。雖然大眾不能還是不能獲得政治類信息，但畢竟可以獲得生活類信息。
電子媒體也利用自身的特點，發揮獨特的功能，中央電視台的《為您服務》，北京電視台的電視紅娘、電視商場，上海東方電視台的「東方大哥大」，上海廣播電台的「市民與社會」，尤其是市民與市長的直接對話。
但這種市場化是有限的，是在不放鬆新聞控制條件下的市場化。這猶如先捆著一個人的手腳，再一腳將這個人踢下海。在禁區多多、新聞來源單一的情況下，媒體為了在市場中立穩腳跟，只好被迫在聲色犬馬上做文章。而政府也樂意將國民引導到放縱物慾，不問政治的犬儒式生存之道上去。即使外國媒體在中國投資，也必須遵循中國的新聞審查規則，盡量不碰政治話題。
大眾化媒體時代，媒體也開始嘗試向民營化轉向，但1999年9月27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新聞出版署和財政部關於《中國經營報》和《精品購物指南》報社產權爭議的批復中指出：「我國的報刊均為全民所有制單位。……報社創辦時，如有個人、集體自籌資金的，不能認定為對報刊的投資，應按債權債務關係或者贈與來處理，由主辦單位參照銀行同期貸款利率予以退還。」丁望辛辛苦苦花了15年時間投資經營創辦的《中國經營報》就這樣被中共的一紙文件接收了，這徹底將報刊民營化趨向中止。雖然此後也有民營投資商投資媒體，如山東三聯集團投資《經濟觀察報》、北大青鳥投資《京華時報》、陽光傳媒投資《財經時報》等，但在法律上只能投資報刊的廣告業務，不能投資采編業務。
在大眾媒體時代，黨報仍然堅持作為宣傳機器的面目出現，不再符合大眾的需求，因此被邊緣化。當然也有成功轉變為大眾媒體的，比如《廣州日報》。但《光明日報》的發行量具說只有幾萬份，《人民日報》如果不是由於官方的訂閱，其發行量也不會比《光明日報》多多少。2006年5月30日停刊的台灣《中央日報》就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的前車之鑒。
以前，各個政府部門利用從大眾身上搜刮來的錢財訂閱各級黨報，但是由於大眾的不滿，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於2003年發佈《關於進一步治理黨政部門濫散和利用職權發行，減輕基層和農民負擔的通知》，只確保公費訂閱中央的三報一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求是》雜誌）。
在大眾化媒體時代，雖然中國媒體的娛樂化盛囂，但仍有一些媒體沒有沉淪，甚至還延續了1949年後被強行割斷了四十九年的「文人論政傳統」。不平則鳴，有感而發，是我國的文化傳統之一。即使在我國相對短暫的傳媒發展史上，文人論政，也已成為自《循環日報》、《大公報》、《申報》、《觀察》以降的報業傳統。在一個健康開放的公民社會裡，表達輿論、公眾論壇、傳遞信息、社會監督，是大眾傳媒的天然功能。1998年，中國青年報《冰點時評》的開闢就是為延續這樣的傳統。
在此之後，許許多多的大眾媒體，如《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北京青年報》、《經濟觀察報》等一百多家報紙開闢和擴張了時評版面，開始嘗試為公共知識分子從事社會與政治批評提供數十年來前所未有的平台。這使我們回想起民初林立的報業、知識分子的自由寫作，和當時民間對一種公共政治生活的苦心經營。特別要提及的是2003年在孫志剛案後，各地傳媒包括網絡湧現出大量評論文章，其中不乏佳作，如《天堂裡有沒有暫住證》等。2003年後，一個雛形的公共政治空間也開始從網絡向平面媒體延伸。2004年，《南方都市報》時評版經過改版，成為中國最好的時評版：從代表報社立場的社論，到提倡公民寫作的來論，到強調認知價值的專欄評論，再到闡釋精深、著眼宏遠的宏論，該版一直在雄心勃勃地對中國傳統評論進行改造，使之更富於現代感，更富於成熟紙媒的特質。改版塊的負責人李文凱認為，南方都市報的時評是緊跟新聞的評論，尤其是能夠折射出社會轉型變動脈絡與得失的時事時局評論。確實南方都市報是這樣做的，今天中國發生的將對我們社會轉型有影響的事件，南方都市報都勇敢地發表評論，這也正是《循環日報》、《大公報》、《觀察》等曾經所追求的價值。
這些「文人論政」的媒體，經常以「媒體公器」的身份發表評論。但「媒體公器」一詞卻遭到當局的批判。中宣部在2004年11月11日發出第二十九號文件，要求批判「公共知識分子」的理念，反對「新自由主義」，並警惕「媒體是社會公器」的提法。為此，《解放日報》在第二天就發表吉方平的評論《一個迷惑人心的口號——回應「媒體公器論」》，認為：「我們的媒體，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而「『社會公器論』，是西方新聞學的一個口號。」
但實質上，早在1956年7月1日，《人民日報》就在頭版頭條《致讀者》的社論宣告，「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它是人民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財產，人民群眾是它的主人。」
三天後，《解放日報》又發表吉方平的評論《透過表象看實質——析「公共知識分子」論》，文章直接針對《南方人物週刊》在同年9月8日一期評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當天讀到此文後，給中共上海市委和《解放日報》寫信，讚揚上海在宣傳工作上旗幟鮮明，寫了一篇好文章。隨後，《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此文。《南方人物週刊》主編被降為副主編。
「六四」事件後，中共領導層進行了反思，一致認定這次事件是「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侵蝕的結果，因此採取了新的意識形態戰略，對新聞媒體採取了
新的管理方式，即受中宣部與新聞出版署雙重領導，還成立了專門的「審讀小組」、「審聽小組」、「審看小組」，分別負責審查紙質媒體、電台播音、電視節目。許多傳媒人士總是被以「洩露國家機密罪」與「危害國家安全罪」判刑。據記者無國界組織報告，2003年以後中國成為全世界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
而且大量報刊也因為觸犯禁區而被停刊。被停刊有：《21世紀環球報導》、《新週報》、《時代人物週報》、《北京新報》、《東方》雜誌、《方法》雜誌、《今日名流》雜誌、《蜀報》、《商務早報》、《經濟早報》、《深圳法制報》、《法制畫報》、《法制》等等。
這些媒體被禁後，無論是媒體本身還是知識界都很少發出抗議的聲音，但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被禁、《新京報》被換主編時就與以前不一樣了。
2005年12月29日，《新京報》總編輯楊斌和兩名副總編輯孫雪東、李多鈺被同時免職，該報編務由直屬中宣部的《光明日報》全面接管。一百多名記者立即舉行集體罷工後，兩副總編復職。在此之前的2005年11月3號，新京報就把「負責報道一切」口號去掉了，有時甚至還發中宣部寫的理論文章。在此之後，一些新聞骨幹紛紛選擇離開。
2006年1月25日，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被勒令停刊。共青團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對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錯誤刊發〈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的處理決定》，認為此文「極力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嚴重違背歷史事實，嚴重違背新聞宣傳紀律，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嚴重損害中國青年報的形像，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中央有關部門提出了嚴肅批評。」實際上，不僅僅是袁偉時的引發停刊，而是包括以前發表的文章，包括徐臨江的《平型關戰役與平型關大捷》、龍應台的《你所不知道的台灣》、胡啟立的《我心中的耀邦》以及賀衛方的原本準備發表後被撤稿的《周葉中剽竊及其他》等文引起的。主編李大同、副主編盧躍剛被停職，被稱為「冰點」事件。
在《冰點》停刊前的2004年5月，盧躍剛在網上發表的《給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披露了中青報和共青團高層互動的大量事實，成為中國新一代報人的宣言書。2005年8月15日，李大同《就〈中國青年報〉新的考評辦法》致李而亮總編輯並編委會，直接點名批判團中央主管書記趙勇。因此團中央與中宣部的一起秋後算賬。
「冰點」事件發生後，李大同發表了《就〈冰點〉週刊被非法停刊的公開抗議》，激起海內外的強烈反響。
龍應台發出《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龍應台說：「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台北，雖然貓熊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
江平、朱厚澤、李銳、李普、何家棟、何方、邵燕祥、張思之、吳象、鍾沛璋、胡績偉、彭迪、戴煌等13位中共元老發出《關於冰點事件的聯合聲明》，申明說：「這是中國新聞惡性管理制度長期作祟的集中爆發。這是中國新聞界的重大歷史性事件。」「『願殉自由死，終不甘為囚』；『自由昭臨處，欣欣迎日華』。這是先烈獄中高歌的《自由頌》。我們將踏著先烈血痕，竭盡薄力去捍衛公民的自由權利；我們與《冰點》一同前行。」
甚至賀衛方等學者還準備以讀者的身份聘請律師，狀告《中國青年報》違背合同。團中央與中宣部沒有想到會引發這麼強烈的抗議。不得不於3月1日復刊，陳小川任主編，總編輯李而亮向報社黨組作出深刻檢查，編委會向團中央作出深刻檢查！復刊後首期刊出批袁偉時的文章，但袁偉時要求再發反駁文章卻被拒絕。李大同、盧躍剛被調到新聞研究所。李大同、盧躍剛1995年創辦《冰點》之前，由於在「六四」組織由40人組成的新聞界對話團與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對話而被調往新聞研究所。《冰點》創刊後，十多年來成為讀者最愛的欄目。
這兩次事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從而也給當局深刻的教訓。以後不能再像以往那樣為所欲為了。
在大眾化媒體時代，民眾也在進行民辦媒體的努力。在2001年4月-2002年7月之間，張偉、左上文、歐燕等人創辦了《時事資訊》、《熱點紀要》兩份報紙，在重慶、成都等城市熱賣一時，共售出150萬份，報上的政治、軍事新聞遠比官辦報紙吸引讀者。但卻在2002年12月被重慶市渝中區法院以「非法經營報紙出版、印刷、發行」分別判處張偉有期徒刑6年，歐燕有期徒刑二年。四川人高揚、何桂英在2007年6月創辦《社會新聞報》，連續三期對遼寧營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涉法案件進行報道，因此觸怒營口警方。9月26日，營口警方與北京警方合作以「非法報紙」取締，高揚、何桂英被以「非法經營罪」逮捕。
2005年中山大學公民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創辦了《民間》雜誌，是中國第一份以公民社會為理想，反映中國草根行動者的公益讀物。官方卻在2007年7月6日以未申請刊號為由將其查封。其後執行主編翟明磊的家被抄、《民間》雜誌過刊和電腦硬盤被抄走。
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機構和個人創辦的民間刊物，如《公民》、《新時代》、《漢箴》等。還有一些讀書類刊物南京的《開卷》、長沙的《書人》、北京的《書脈》和《芳草地》、南昌《筆談》、安徽《書香》、湖北《崇文》、內蒙的《清泉》等。還有一些公司創辦的內刊，如《萬科週刊》、《SOHO小報》等。
──原載《民主中國》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