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3日訊】現代化盤整是指世界性的整體變遷趨向一致的過程。在中國，從知識分子與現代化的關係看，現代化盤整過程就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逐漸興起、成長並發揮作用的回應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務運動，從洋務運動至今，其間百年跨度，世界現代化整合中國過程斷斷續續，一波九折，蕩氣迴腸，至今也未完成。這導致了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自身發展的蹉跎與悲壯。
自晚清時代起，因知識分子的參與現代化盤整進程，而在歷史長河中業績斑斕。李鴻章曾形容晚清時代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同光中興的支柱人物之一李鴻章、張之洞以及郭嵩燾、曾國藩、魏源、鄭觀應、王韜、康有為、梁啟超、楊度、嚴復等，都是見證這一巨變開篇的最早知識分子。中國科舉制廢除以前的知識分子，主要被視為崇尚體制內貢獻的「治國」參與者。隨著科舉制的廢除，讀書人或知識分子不再天然地融於體制內，而是開始分離出體制外擔待「憂天下」的參與者。無疑李鴻章、張之洞們的改良同康有為、梁啟超式的變法，已經發生了腳色的分裂與轉變：如果說，前者身上看到的依然是來自陳舊體制內士大夫式開明的話，那麼後者那裡已經含有了現代性和現代知識分子的特徵了。
現代化盤整進程衝擊下的中國知識分子，其腳色發生如此變局的重要原因，應是1905年科舉制的被廢除。這導致了讀書人不僅在心理上失落了，而且在體制上失去了權力依託。他們不再重複「學而優則仕」的特權，傳統的讀書人終於割斷了與權力的臍帶，被官場不斷邊緣化為自由人，知識分子才有可能向相對獨立的社會腳色過渡。在現代化盤整中國的晚清時代，作為開明士大夫所推行的回應現代化進程的改良措施之一，就是廢科舉、興新學，相繼而來的便是報業、出版業的生長。這使得許多年輕學生先後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現代教育或西方觀念的洗禮。由此以來，他們就開始對傳統中國文化與現實政治進行反思、批判與否定。而由於現存體制及其代表者、維護者會本能地壓制他們的反思、批判與否定，這反而推動了他們以群體形式或結社形式來彙集力量。如以康梁變法為伍的知識群體和聚集在同盟會旗下懷有強烈漢族主義的激進青年知識分子等。這些反體制知識分子的集體政治活動，最終導致了延續幾千年的皇權制的終結和第一共和國的誕生。
不久，在現代化盤整中國的大背景下，以蔡元培、胡適、魯迅、陳獨秀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又開始了對「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反叛，他們留學海外，以科學、民主反對專制、愚昧，對國人進行啟蒙，其涉及範圍之廣，囊括了政治、經濟、語言、文化、教育等領域，甚至連梁啟超和梁漱溟這類公認的中國文化本體論代表，都要接受西方文化。梁啟超說中西文明是可以互補的：「拿西洋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正是我們的責任」(梁啟超，＜歐遊心影錄＞，引自羅榮渠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47頁)。梁漱溟在經過數年的研究後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前引書，第74 頁)。在這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首次將大成至聖孔子拉下神台，開始了一次史無前例地對封建主義賴以生存的思想基礎的顛覆。他們從工具批判走向體制批判，這是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取代傳統的士大夫而正式誕生的主要標誌。工具批判的出發點是對現成體制的枝節修補，而體制批判的目標則是對現成體制的根本改造。體制批判的腳色轉變證明了知識分子在政治上開始獨立。如果說，康有為等人的”公車上書”還是一種工具批判的話，那麼，鄒容、朱執信、孫中山、陳獨秀等人的言論，則完全是徹底的體制批判了。
中國進入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後，國家再次陷入內憂外患，特別是隨著倭奴的鐵蹄踏破河山，從何梅協定開始到秦土協定，察哈爾主權喪失，中華民族危如累卵，華北大地竟放不下一張書桌了。那時，甚至日本浪人，都跑到北大紅樓前，狂喊要接收北大。這時以張震寰、黃華、袁寶華、朱穆之、蔣南翔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便又生長出高昂的民族主義反抗意識，結下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擔待救國中興情節的另一面。
然而，中國自從「紅色記憶」形成官方意識形態以來，文化專制已經固化成一種國家精神與社會經驗，使得任何一種知識形態，都需要一個由意志強制力支撐的權威性或者政策性的認可與解讀；所有知識分子的自主思想、責任擔當都必須為「革命」文化或者權力社會所操縱，都要經過政治改造，再以「服務責任」的形式接受「紅色記憶」的檢閱，以擔當官方意識形態對公民進行灌輸、說服、教育和勸導、發揮任務使民眾心甘情願地服從政治統治的腳色。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閹割。這是以胡風、儲安平、顧准等一類思想家的悲劇為標誌的。後來中國竟發生了全面圍剿知識分子的「文化大革命」。不少知識分子死於非命，多數知識分子遭受政治迫害。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的這種慘烈、苦難的經歷，導致了他們面對現代化盤整進程中的責任召喚，開始了更深層次的良知反省。於是，文革末期的知識分子再一次回應了現代化進程的召喚，開始反叛體制。1976年的「四五運動」就顯示了青年知識分子試圖擺脫政治壓迫和文化管制的生存狀態，相繼而來的民主牆運動、學生競選運動與民刊運動都對此做出了很好的解讀。這一時期是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如胡平、王軍濤、陳子明等。而1989「六四風波」，則是中國在全球現代化盤整的大背景下，以王丹、吾爾開希、蔡玲等大學生為主體，帶動起嚴家起、包遵信、劉曉波等一大批體制內外知識分子對傳統體制的一次最宏大衝擊，悲壯可歌，史無前例，可謂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回應現代化整合進程的最壯麗歷史詩篇。
而今網絡民主牆的興起，又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回應現代化整合中國的時代召喚，提供了無限廣闊的作用平台。而汪兆鈞、鄭存柱、郭泉等體制內外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多次發出政治變革網絡公開信，和最近由知識分子參與的14070位中國公民署真名聯合上書，敦請中國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北京資深媒體人凌滄洲先生不畏嚴寒發出：推進新聞出版自由，開放報禁刊禁網禁公開信（被稱之為2008年伊始，呼籲啟動新聞自由破冰解凍之旅）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樣的平台上茁壯成長的生動印證。
──轉自《自由聖火》(http://www.dajiyuan.com)
